闪烁的急流

　　月考推迟了一周，上面说是因为流感病毒。确实，最近班上咳嗽擤鼻子的人不在少数，我昨天也在做题时感到一阵晕眩。但我敢保证，没有人——哪怕是发烧的学生——愿意推迟考试。在过去的几周里，我们每天从起床到睡觉，做的所有事就是学习。我们要复习一个月前的旧课，还要拼命吸收老师们讲的新课，被两边相互拉扯着快要分裂，就是为了能在考试中考出好成绩，取得好名次，最重要的是——不丢掉绩点。我们每个人都做好了哪怕从床上被拖起来，也要按时进考场的心理准备。
　　我们是生物化学方向的创新班，所以我们的考试包括每门科目的书面考试、实验考试和小组抽签论述。如果不想丢掉绩点，每门科目都要考到良好以上，折合百分制，就是要在八十分往上。和低年级按总分算绩点不同，高年级的科目是分开清算。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既然我们已经分到了“合适的”方向，那么偏科，就不再是借口。
　　一周前我们被通知考试范围扩大。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偶然情况，七年以来几乎隔一两次我们就会遇到考前更改范围，没有别的解释，星星从不随意更改规则，这只能说明随意增加考试范围是规则之一。我大概能猜到他们的用意，在短时间内吸收大量新知识和长期慢慢积累是两个概念：后者重在稳固的基础和踏实的学习方式；而前者则考验了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学习的高效性、以及坚定却可控的意志力。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并牢牢掌握超纲任务，需要把大脑的力量延展到极限，迅速让新知识点如触手般在各个可固定位置建立联结，无时无刻不要在头脑中把已知与未知进行比对，直到这成为你的潜意识，直到你的大脑拥有神经上的“肌肉记忆”。你们一直怀疑星星是用来筛选可控精英的机构，这便是另一个证据。
　　不过当然，筛选就意味着赢家和输家。从一周前，我就开始严格执行自己的时间表，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这样能在五点三十五出门前争取到一个多小时的背书时间。斯佩思基本和我同时起床，他还是不愿和任何人开口说话，只拿出课本默默看着。晚上虽然宿舍内十一点熄灯，但基本每个人都有一支小小的手电筒——在星星兑换的第一批生活必需品——我往往会打灯学到十二点，书面作业没完成就继续写，写完了就无声背书，顺便构思小组论述可能会用到的模板。斯佩思也一样，只是有时会比我学得更晚。经过多次试验，我基本确定十二点是我个人的极限，接近那个时间点时，我的眼睛已经酸胀难受，头脑昏沉，胳膊和腰背的疼痛也变得无法忍受。而且一旦超过十二点，我第二天的整体效率都会降低很多。我不知道斯佩思是怎么做到的，我似乎从没见他犯困，他只是勾着肩膀，整张脸几乎要贴上平板，一丝不苟地做着笔记。
　　十一月马上就要结束了，等我们考试时下个月就已经开始。十二月，圣诞月。仍在家时，我们所有孩子最期待的就是圣诞月。虽然真正的节日实际接近月末，但那整整一个月——上帝！那一个月会让任何人相信这世界上真的有魔法存在。原本呆板的大楼被每家每户窗棂上挂着的圣诞结、小铃铛或长长的、五颜六色的缎带点缀，突然变得生气勃勃。店铺里逐渐摆上了平日里难以见到的各色糖果、姜饼，还有在冬日里绝不该出现的水果。连糟糕的天气似乎都没有那么难忍了，干燥清爽的冷空气里飘逸着甜甜的气息。我们一群无事可做的小孩子兴奋地奔跑尖叫，食指交叉地祈祷月末会下大雪。
　　就连家里的留声机也在那一个月变得至关重要。父母经常播放的民谣和摇滚乐躬身退场，各类圣诞曲目挺着胸膛占据了生活的每分每秒。虽然父母最喜欢的仍是摇滚乐队的圣诞歌曲。我在写下这句话时仿佛能感受到母亲从我身边走过，怀里抱着刚刚晾干的衣物，随着乐曲哼唱着“感谢上帝这是圣诞节”，轻轻地摇摆身体。
　　但这一切都不可能，也不重要。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突然写下这些没用的篇幅，过去六年的十二月我都尽量忽视，这其实也不难，有那么多的考试和作业。有两年我甚至忘记了这个节日，庆典都过去了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不过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写下了这些文字，因为我害怕遗忘。我曾以为刻在骨髓里的东西——节日、习俗、语言、音乐——实际上一旦脱离大环境，就像雾气一样从指缝中溜走。
　　这是我在星星的最后一年，等到一月份时，我就应该回到共和国了，不是吗？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念头在此刻看来如此不真实且令人不安。从九岁开始，我就被训练如何表现得像一个新联邦的孩子，然后在十二岁往后七年我真正地在新联邦生活，痛苦也好，挣扎也罢，但我真切地在星星，和其他新联邦的孩子一起共同度过了七年。如果从九岁那年算起，那么我做一个新联邦的孩子已经比我做一个共和国的孩子多了两年。
　　也许我会毁掉今天这份报告，只留下考试的部分。毕竟其他的都只是一些喋喋不休的废话。或许我真的需要和别人说说话，这可以是我圣诞月的愿望吗？斯佩思、多尔、瑟拉米克、欧茨，任何人，只要和我说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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