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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路上
八岁那年秋天,苏昭岚终于背上了书包。
那是一只用破旧蓝布头拼接成的书包,针脚歪歪扭扭,是母亲在油灯下熬了两个晚上缝出来的。里面装着两本崭新的课本——语文和数学,还有一支带橡皮头的铅笔,这是开学那天学校发的。她把书本摸了又摸,闻着油墨的清香,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闻的味道。
他们这里没有幼儿园,小学要从学前班读起,再加上六年,一共要读七年。开学那天,母亲破例放下手里的活,牵着她的手去了学校。那是苏昭岚第一次认真打量这座离祠堂不算远的学校:红砖砌的围墙,铁门已经生了锈,操场是泥土地,中央立着一根光秃秃的旗杆。母亲在报名处填表时手有些抖,她不识字,只能按手印。鲜红的印泥按在白纸上,像一朵小小的花。
从那天起,苏昭岚开始了每天一个半小时的来回徒步。家到学校的路,晴天要走40分钟,雨天泥泞,得一个小时。没有人接送她。家里唯一的自行车早就被父亲当废铁卖了换酒钱;爷爷要看管弟弟妹妹,不可能每天花费这么多时间来回;母亲天不亮就要下地,天黑才回来。村里其他孩子都有家人接送,或者结伴而行,只有她,总是远远跟在人群的尾巴后面。
她记得第一次独自上学的情景。清晨六点,天还没完全亮,祠堂里静悄悄的。她轻手轻脚地爬起来,就着昨晚的剩饭扒了几口,把书包紧紧抱在怀里出了门。村道两旁的水稻已经黄了,晨露打湿了她的裤脚。她不敢走得太快,也不敢走得太慢——快了怕摔倒,慢了怕迟到。路过村口的老槐树时,看见树下的石头上坐着几个早起的老人,他们眯着眼睛看她,低声议论着什么。她低下头,加快脚步。
大约走了二十分钟,她看见了同班的余瑜和叶带娣。
余瑜总是背着一个印着卡通图案的双肩包,那是她爸爸从城里带回来的。有时候她跟着堂姐走,有时候一个人。苏昭岚听村里人说,余瑜的爸爸前年在抓捕逃犯时出了车祸,腿断了一条,从此无法走路。她妈妈受不了家里的变故,跟一个外地的野男人跑了。苏昭岚起初不相信——那样体面的人家,怎么可能呢?
有一天放学后,她鬼使神差地绕到余瑜家附近。那栋曾经让她羡慕的红砖房,墙皮已经有些剥落。透过矮墙,她看见院子里那棵月季花开得正盛,大朵大朵的红,艳得有些刺眼。余瑜的爸爸坐在门槛上喝酒,一条裤管空荡荡地卷着。余奶奶在骂余瑜,声音尖利:“扫把星!要不是生你,你妈能跑吗?”余瑜低着头,肩膀一耸一耸的。苏昭岚赶紧跑开,心怦怦直跳。她说不清自己是什么心情,但绝不是高兴。原来那些光鲜的砖房里面,装的也不全是甜蜜。
叶带娣的变化更明显。她不再穿那些漂亮的裙子,常常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服。村里人都知道,她爸妈已经吵了好几年。今年春天最严重,叶妈妈被叶爸爸推下楼梯,头磕在楼梯角上,据说流了一盆血。那天下午,苏昭岚正在祠堂天井里洗菜,忽然听见救护车刺耳的鸣笛声由远及近。她跑到门口,看见白色车子呼啸而过,后面跟着一群看热闹的人。
“死了吧?流那么多血……”
“活该,谁让她嘴贱。”
“叶带娣这下成没妈的孩子了。”
议论声像苍蝇一样嗡嗡作响。苏昭岚害怕极了,她没有去看。因为她太熟悉这种场景——在自己家里,父母打架是家常便饭。如果她躲闪不及,常常会被误伤。有时候她只是哭了,父亲或者母亲就会抄起烧火的棍子,狠狠打她的腿。那种疼是火辣辣的,会留下紫红色的淤痕,好几天都消不下去。所以后来只要看见有人打架,她的第一反应就是躲开,躲得远远的。
大概过了一个月,苏昭岚在放学路上看见了叶妈妈。她头上还缠着纱布,脸色苍白,但确实活着。村里人又在传:“离不了,孩子都这么大了。”“凑合过呗,谁家不是这样。”后来苏昭岚发现,叶带娣脸上偶尔会有淤青,有时候在眼角,有时候在脸颊。她不再是从前那个“小公主”了,眼神里多了某种苏昭岚熟悉的东西——一种过早到来的警觉和沉默。
渐渐地,苏昭岚习惯了每天上学路上的观察。她像一只谨慎的小兽,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距离,却又忍不住窥探着别人的生活。她注意到余瑜变得愈来愈沉默,也愈来愈匆忙。那个曾经被妈妈打扮得整整齐齐、走路不紧不慢的女孩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总是踏着上课铃声冲进教室的身影。余瑜来得很晚,常常是班里的读书声音响起,她才喘着气地跑进教室;放学后她又走得极晚,总是一个人埋头在座位上写写画画,直到所有人都走光了才默默收拾书包。她走路变得很快,几乎是小跑,仿佛身后有什么东西在追赶,又仿佛急于摆脱什么
叶带娣则完全是另一番光景。她成了每天最早到校的那几个人之一,苏昭岚经过叶家时,常看见她家大门紧闭,而学校那扇锈铁门前,叶带娣已经背着书包站在那里,望着空荡荡的操场出神。放学铃声一响,她总是第一个冲出教室,头也不回地往家赶,脚步匆匆,仿佛那个曾让她骄傲的红砖房,如今已成了需要尽早面对却又想逃离的所在。
而她自己,则成了这条路上最固定的独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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