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

　　《左传》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相传《左传》为传述《春秋》而作，作者是左丘明。《左传》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基本与《春秋》重合，还有个别战国初年的史料。
　　与《春秋》一样，《左传》不只是对历史事件作客观的罗列，还表达了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并站在儒家立场上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作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道德伦理评价。其中重民、以民为本的思想，反映了《左传》进步的历史观。
　　叙事特征：《左传》确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1)对《春秋》的继承和发展
　　①《左传》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
　　②发展了《春秋》笔法，不再以事件的简略排比或个别字的褒贬来体现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主要是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其道德评价。
　　③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以“君子曰”“君子是以知”“孔子曰”等来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伦理评价，从而创立了一种新形式。
　　(2)叙事方式
　　①《左传》作为编年史，其情节结构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果。但倒叙与预叙手法的运用，也是其叙事的重要特色。同时还以第三人称作为叙事角度，以旁观者的立场叙述事件，发表评论。
　　②《左传》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左传》叙事最突出的成就是对战争的描写，而且深入揭示战争起因、酝酿过程及其后果。如城濮之战、崤之战等。
　　③《左传》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常有道德化与神秘化的特点，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和认识水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如对城濮之战的分析。
　　④大量生动的戏剧性情节，使这部作品充满故事性。如对介子推母子间的对话的描写。
　　(3)人物描写
　　①《左传》中描写了各种人物，但人物的言行事迹大多分散记录在事件发生的各个年代，很少对某一人物集中描写，只有把同一人物在不同年代的事迹联系起来，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如对郑庄公的描写。
　　②《左传》中还有一些人物，并不是反复出现而形成的一个完整形象，而是仅在某一时、某一事中出现，表现的仅仅是其一生中的某一片断，反映的是其性格中的某一方面。
　　③《左传》还展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变化。如对晋文公的描写。
　　④《左传》主要描写人物的行动、对话，而绝少对人物进行外貌、心理等主观静态描写。通过人物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言行，人物性格得以展现，形象得以完成。如在描写齐晋案之战中表现人物个性。
　　⑤《左传》还大量地描写琐事细节，而使叙事生动传神，人物刻画更加精确。

　　《国语》
　　《国语》是一部国别史，全书二十一卷，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是各国史料的汇编。成书约在战国初年，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礼重民等观念。
　　整体以记言为主，所记多为朝聘、飨宴、讽谏、辩诘、应对之辞。其文字在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方面都很缜密，又有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生动活泼而富于形象性。但由于以记言为主，所以《国语》虽然叙事和刻画人物有一定特色，但文学成就比《左传》还是稍逊一筹。
　　《国语》没有单纯的议论文或语录，而是有一系列大小故事穿插其中，表现出叙事技巧和情节构思上的特点，有时也能写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有时也有情节生动曲折，极富戏剧性的叙事。有时在记叙某一国事件时，也会集中在一定篇幅写某个人的言行，有向纪传体过渡的趋势。

　　《战国策》
　　《战国策》凡三十三卷，杂记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军政大事。时代上接春秋，下迄秦并六国。主要记载了谋臣策士游说诸侯或进行谋议论辩时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由西汉刘向编校整理成书，定名为《战国策》。
　　与《春秋》《左传》《国语》主要反映儒家思想不同，《战国策》突出表现了纵横家思想，反映了纵横家的人生观。在政治上，他们崇尚谋略，强调审时度势，肯定举贤任能，在人生观上则是追求功名显达，富贵利禄。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全书对战国时期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鲜明生动的描写，尤其是一系列“士”的形象，更是写得栩栩如生，光彩照人。由于作者对这些人物心仪不已，颇为倾慕，甚至不惜脱离史实，以虚构和想象进行文学性的描写。夸张虚构不合史著的要求，但使叙事更加生动完整，更有利于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如苏秦、鲁仲连等。
　　行文上不满足于平铺直叙，而有意追求行文的奇特惊人，往往以波澜起伏的情节、个性化的言行、传神的形态和细节来描写人物。如《燕策三》记燕太子使荆轲刺秦王。
　　在写人上，一方面继承了《国语》相对集中编排同一人物故事的方法，另一方面又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个人物的事迹有机集中在一篇的文章，为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成立开创了先例，显示了由《左传》编年体向《史记》纪传体的过渡。
　　辩丽横肆的语言艺术：《战国策》的“文辞之胜”是其文学成就的重要方面。
　　(1)《战国策》主要为议论纵横的游说之辞，其风格“辩丽横肆”，铺张扬厉，气势纵横，这是《战国策》说辞的主要特色。
　　(2)寓言的巧妙运用，成为《战国策》文章的一大特点。其运用大量的寓言故事、佚闻掌故来增强辩辞的说服力。如画蛇添足、狐假虎威、狡兔三窟、南辕北辙等等。
　　(3)《战国策》还大量运用对偶排比，使行文夸张铺陈。如对“鲁仲连义不帝秦”的描写。
　　(4)《战国策》的叙述语言往往长于铺张渲染。尤其是荆轲刺秦王的场面，其叙述语言运用之娴熟，令人惊叹。
　　《战国策》辩丽横肆的文风，雄隽华赡的文采，是当时纵横捭阖时代特征的体现，标志着先秦叙事散文语言运用的新水平。

　　《论语》
　　《论语》编辑成书在战国初年，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纂录而成。先秦说理文的一些文体特征，在《论语》中已有萌芽。
　　语录体是《论语》文体的基本特征，它或是记录孔子的只言片语，或是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的对话，都比较短小简约，还没有构成单篇的、形式完整的篇章。
　　主要文学价值：首先在于人物形象的塑造，《论语》在对孔子言行举止、生活习惯的记载中，表现了一个亲切感人的文化巨人形象。此外，孔子弟子的形象在《论语》中也有反映，如耿直鲁莽的子路、安贫乐道的颜回、聪明机智的子贡等。其次在于其深刻平实、含蓄隽永的语言，《论语》往往以形象的语言来表达深刻的道理。其言近旨远、词约义丰的说理，形象隽永的语言，使它成为先秦说理文主要的形态。

　　《孟子》
　　《孟子》是儒家经典“四书”之一，战国时期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主要记录了孟子及其弟子的思想、政治观点和政治活动。全书共七篇，每篇分为上下两部分，共计十四卷。
　　核心思想：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认为人天生具有“四端”——恻隐之心（仁）、羞恶之心（义）、辞让之心（礼）、是非之心（智），这些是道德发展的基础。强调统治者应施行“仁政”，以德服人，保障民生，减轻赋税，使百姓安居乐业。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区分以德服人的“王道”和以力服人的“霸道”，主张通过仁义实现国家统一和社会和谐。推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和道德勇气。
　　艺术特色：孟子雄辩犀利，善用比喻、排比和寓言，逻辑严密，气势磅礴，富有论战性。语言生动，内容贴近现实，说理深入浅出，如“揠苗助长”“五十步笑百步”等故事深入人心。
　　地位与影响：《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思想，被誉为儒家“亚圣”，其民本思想和仁政理念对后世儒学、政治哲学及士人精神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核心典籍。

　　孔孟对比
　　孔子与孟子同为儒家圣人，并称“孔孟”，但其思想、人格风格及作品却同中有异，对后世的影响也各有侧重。
　　作品对比：
　　《论语》 (孔子及其弟子言行录)，体裁为语录体，简短精悍的对话和格言，碎片化，缺乏连贯上下文。风格雍容和顺、含蓄隽永，如春风化雨，多是谆谆教导的口气。说理方式为启发式、归纳式，点到为止，留给学生大量思考空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多用日常事物作比，平实深刻，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孟子》 (孟子及其弟子著作)，体裁以语录体为主，向论说文过渡，篇幅显著增长，有很多长篇大论的独白和辩论，结构完整，逻辑性更强。风格特点气势磅礴、雄辩犀利，如江河奔涌，感情强烈，富于论战性，善用排比、比喻。说理方式更多为论证式、演绎式，逻辑严密，层层推进，穷追猛打，务求说服对方。善用生动故事和夸张比喻，富有感染力如：“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揠苗助长”。
　　思想对比：
　　二者同源而异流。孔子和孟子的共同目标都是恢复社会秩序、实现天下大同，他们都推崇“仁”、“义”等核心价值。但他们的路径和风格迥异：
　　1. 孔子是奠基者，孟子的发展者。孔子提出了核心概念和框架，孟子则对这些概念进行了深化、系统和极端化的阐述（如将“仁”发展为“仁政”，将模糊的人性论明确为“性善论”）。
　　2. 孔子重“礼”，孟子重“仁”。孔子试图用“礼”来约束和实现“仁”，而孟子认为发自内心的“仁”（恻隐之心）本身就是一切的基础。
　　3. 孔子温和中庸，孟子激烈刚猛。孔子的思想更具弹性和实践智慧；孟子的思想则更具理想色彩和批判锋芒。

　　可以说，孔子奠定了儒家的基本伦理规范，而孟子则为儒家注入了强大的道德心力和政治理想。二者一收一放，一内敛一外扩，共同构成了儒家思想不可或缺的两翼。

　　《庄子》
　　先秦说理文，最有文学价值的是《庄子》。《庄子》33篇，分为内、外、杂三个部分。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所作。外篇、杂篇出于庄子后学。“道”是《庄子》哲学的基础和最高范畴，它既是关于世界起源和本质的观念，又是至人的认识境界。
　　《庄子》中自称其创作方法是“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
　　寓言——即虚拟的寄寓于他人他物的言语。人们习惯于以“我”为是非标准，为避免主观片面，把道理讲清，取信于人，必须“藉外论之”。
　　重言——即借重长者、尊者、名人的言语，为使自己的道理为他人接受，托己说于长者、尊者之言以自重。
　　卮言——即出于无心、自然流露之语言，这种言语层出无穷，散漫流衍地把道理传播开来，并能穷年无尽，永远流传下去。
　　寓言的运用：
　　“三言”之中，“寓言十九”，寓言是最主要的表现方式。《庄子》内篇及外、杂篇中的许多篇目，都以寓言为文章的主干。大量运用充满“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的寓言，使《庄子》的章法散漫断续，变化无穷，难以捉摸。
　　《庄子》一书的文学价值，不仅由于寓言数量多，全书仿佛是一部寓言故事集，还在于这些寓言表现出超常的想象力，构成了奇特的形象世界，“意出尘外，怪生笔端”。
　　《庄子》哲学思想博大精深，深奥玄妙，具有高深莫测、不可捉摸的神秘色彩，用概念和逻辑推理来直接表达，不如通过想象和虚构的形象世界来象征暗示。诡奇的想象，不仅形象地表达了他深邃的哲学思想，而且反映了他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同时也是其深沉情感迂回曲折的流露。“寓真于诞，寓实于玄”，是《庄子》的主要特征。
　　《庄子》常以寓言代替哲学观点的阐述，用比喻、象征的手法代替逻辑推理的论述。较少直接发表自己的观点，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是让读者从奇特荒诞、生动形象的寓言故事中，去体味、领悟其中的哲理。其中一些比较纯粹的议论文字，则注重逻辑推理，常运用演绎、归纳等逻辑方法，层层推论。但若仔细考察其推论过程，在逻辑上并非十分严密。如《马蹄》《骈拇》等篇。
　　语言风格：
　　《庄子》的语言如行云流水，汪洋恣肆，跌宕跳跃，节奏鲜明，音调和谐，具有诗歌语言的特点。且句式错综复杂，富于变化，喜用极端之词，奇崛之语，有意追求尖新奇特。如《齐物论》写大风，既有赋的铺陈，又有诗的节奏。

　　《荀子》
　　荀子是我国先秦时期集大成的思想家，他继承了孔子的礼乐学说，对先秦诸子百家学说有所批评，并吸取百家学术的精华，融会贯通，自成一家。其所著《荀子》，现存32篇，是其学说的集中体现。这32篇绝大多数是说理散文。荀子另有一篇《成相》辞和一篇《赋》，对汉赋的产生有直接影响。
　　荀子的说理文擅长论辩，并尤以说理的清晰、论辩的透辟、逻辑的周密，在先秦诸子说理文中别具一格。荀子之文思理严整，论证全面，各篇之间颇有照应，故而绵密严谨，恢弘博大，风格浑厚。而且大量运用许多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为譬喻，深入浅出，生动巧妙地把抽象的道理具体化、形象化，使深奥的理论浅显易懂。

　　《韩非子》
　　韩非继承了荀子的哲学和政治学说，进一步发展成为刑名法术之学。他推崇老子，借鉴了老子的哲学思想，舍弃了老子的柔弱无为，对“道”赋予法术的内涵，主张刚强有为。他还继承了前期法家的法、术、势，并将三者冶为一炉，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韩非不仅是战国时期法家的集大成者，也是战国末期集诸子学说之大成的思想家。
　　韩非著作收集在《韩非子》中，其文多是针对现实问题而发，对战国时期的社会现实有冷峻的观察，主张君主以法术威势制人，严刑峻法治国，其文峻峭犀利，锋芒毕露，咄咄逼人，所向披靡。
　　韩非有意识地系统收集、整理、创作寓言，分门别类，辑为各种形式的寓言故事集。像《内储说》《外储说》《说林》《喻老》《十过》，都是寓言专集。《韩非子》的寓言故事主要取材于历史事迹和现实，很少拟人化的动物故事和神话幻想故事，没有超越现实的虚幻境界和人物，和《庄子》风格截然不同。其中如“守株待兔”“矛与盾”“滥竽充数”“郑人买履”“画鬼最易”“买椟还珠”等，都以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

　　“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经典，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基础框架。它们不仅是古代科举考试的指定教材，更塑造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人道德观念、哲学思想、政治理念和文化心理的基石。
　　“四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南宋理学家朱熹从《礼记》等典籍中抽取出来并加以注解，最终汇编成的四部经典。其地位在元朝后被确立，成为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
　　“五经”包括《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是孔子编订或注解的五部先秦古籍，在汉代被确立为官方经典，其地位比“四书”更为古老。
　　“四书”是学习儒家思想的入门和核心，侧重于哲学和伦理；“五经”是基础和源泉，涵盖更广，包括历史、文学、政治、哲学和卜筮。二者共同构成了儒家学说的完整体系，是古代知识分子的必读书目，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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