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吐槽日常

　　自四月以来，如今已是十一月初，大约半年过去了。
　　从当初志在必得的信心，到如今分币未见的结局，说来也并不出人意料。只是这个结果，对大多数人而言，尤其是打工仔，并不是个好消息。

　　国内的公司，在离职时，总少不了一地鸡毛。正当我处理这摊烂事的时候，花旗银行的“N+9”补偿新闻传出，对比之下，更显讽刺。人们总说“国外的月亮比较圆”，或许并非因为制度完美，而是那里的规则更尊重人——至少你被裁时，仍被当作一个有尊严的“人”。反观国内，能“合规”发个 N+1 的都算良心；更多的是，给你穿几双“小鞋”，摆点架子，最后一句“走好不送”，算是天大的恩典。

　　并不是说国内企业一无是处。至少在“PUA文化”上，语言环境是本土化的，理解成本低。去大公司，你容易成为螺丝钉；去小公司，你可能变成老板口中的“成长型人才”——也就是随时可牺牲的劳动力。人生这场职场博弈，真是个难题。

　　回到正题。
　　在申请强制执行之后，我去了老 M 法院。进入仲裁大厅，关卡重重，人流如织。看上去没什么特别，不过是看守多了几个。里面坐满了填写资料的人，手里攥着笔，翻着手机查信息。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荒唐：如今都讲“数字化政务”，可仲裁数据依然无法互通。半年过去，系统还要我手填公司信息、仲裁号、银行账号。到底是网络打不通，还是只想多设几道门槛？

　　大厅只有门口一位阿姨负责引导。问她填表细节，她要么摆摆手，要么忙着聊天。反倒是旁边的保安小哥看不下去，过来耐心帮我解释。那一刻，心里既感激又无奈：我们这个体系里，最有温度的往往不是“服务窗口”，而是那些被忽略的小人物。

　　我填得慢，看着身边人来来往往，有的笔没墨了，保安又默默拿出几支新的。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却有这么多人，为自己本应属于的薪水而奔波。
　　这不是诈骗，也不是投机，只是合法的劳动所得。可我们，却要为此跑断腿。
　　我偷瞄了一眼周围的表格：填写的公司，几乎清一色是国内企业。忽然有点难过。国外的企业在爆出“N+3”“N+9”的新闻时，我们这边，更多的是“跑路”“解散”“法人失联”。一个就业市场，如果让守法劳动者都心生抑郁，这本身就是悲哀。

　　资料交上去后，只剩等待。问窗口小姐姐多久，她淡淡地说：“等通知吧。”
　　一个星期过去，没有消息。两周，没有。第三个星期，我打电话催，对方说：“上个月的还没开始。”
　　一个月，两个月后，终于收到短信，说“已分配法官”。我立刻联系，法官回：“在查。”再过一周，我再问，仍是“在查”。我忍不住主动发了银行账户过去。第二天，他回复我：“法人名下没有钱。”——这句干脆的回复，让我心凉。一个月时间，你才查到“没钱”？那执行的意义是什么？法官的职责，不正是挖出隐藏资产、保障判决落地吗？可在这场博弈里，小小的打工者似乎永远站在最无力的一端。

　　此后再无消息，法官也不再回复。两个月过去，像石子丢进海里，连回声都没有。
　　至此，一切归于“无声”。

　　从打工者的角度看，这当然是不幸的结局。但换个角度想，只要你成为老板，似乎一切都变得“有利”了。注册个公司，招一群人干活，提前做好资产隔离，就算不发工资、被仲裁、被起诉，也可以潇洒退场。成了“老赖”，也不妨碍吃喝不愁。
　　想想都觉得荒诞，却又真实存在。这个世界，有时候，只需要丢掉一点良心，就能轻松“上岸”。

　　算了，发发牢骚罢了，可千万别真学。那样，迟早会有人请你去“喝茶”。
　　半年走下来，我深刻感受到，问题不止在个别公司或法官，而在于制度的温度缺失。
　　劳动仲裁的设立初衷，是保护劳动者权益，但在现实中，许多环节早已被形式化、行政化。系统信息不通、执行效率低、问责缺失，使得“赢了官司，拿不到钱”成为常态。而企业主则早早学会“资产隔离”的游戏规则，让制度成为自己的护身符。

　　当维权的成本高于放弃的代价，沉默就成了大多数人的选择。于是，“无声音的结局”，就不只是我个人的遭遇，而是整个劳动市场的缩影。

　　一个社会的文明，不在于它如何奖励成功者，而在于它如何对待普通人。
　　当体制能让一个打工人不必害怕发声、不必低头等待、不必担心讨薪会被反噬，那一天，才算真正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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