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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院子里的豆豆没有叫唤,屋子里飘荡着鸡蛋羹的味道,我睁开眼睛,还是那个贴着上海女郎画报的悬梁,昨夜发生的事情就像梦。我起身,看了一下的自己的手,指甲缝里没有血污,心里松了口气,沿着鼻子嗅到的鸡蛋味,走到院子里。豆豆不在自己窝里,院子里的白衬衫不见,只有端着鸡蛋羹的K先生。
“楼,趁热吃掉。”
他从未对自己这么温柔得说话,还带着亲昵感,完全不是我所认识的K。
我伸手在他额头上摸了一下,“你没烧吧?”
他一把挪开了我的手,立马打回原形,“滚开!”
他埋头吃完早饭,催促我:“明日一早,咱就赶路!”
“请问有人在家吗?”一个约莫四十又几的妇人,端着一碗东西,扣着大门。
“请问你找谁?”K先生警惕的上前,询问来人的消息。
“我是隔壁家的王太太,来看看姚太在不在家?”妇人友好的笑着。
K先生见她也不是什么坏人,好像跟这个屋子里的人很熟悉的样子,也就松懈下自己脸上的严肃。我疑惑得看着来人,“姚太?”我心想是来找女人的?我不敢确定是不是,可是心里不知道为什么发虚。可是这个叫王太的人,离我越来越近。
“姚太,你看我刚刚煮的咸菜面疙瘩,趁热吃,你知道的我家那位是天鹤楼的厨子嘛。”王太太将她手里端着的碗放在我的面前。
她看我没有领情的意思,接着絮叨着:“算是答谢你帮我照顾豆豆啦。”说完王太太离开院子。此时,豆豆正爬在门口,冲着我喊,一刻不停。王太见到这个情形,忍不住上手打了豆豆的脑袋。“你这个白生白养的兔崽子,才来人家几天,就把这家牢记啦?”说完王太太强扭着豆豆离开了。我看着这碗面疙瘩,突然感觉胃正在反酸,肚子里的鸡蛋羹正在翻涌。我没有顾及身边的K先生,而是冲进自己的屋子。
“楼,这就是梦,我怎么就成了姚太?”我捂住脑袋,快要爆裂了,被雨后的潮湿给笼罩。
此时,屋外有人敲我的门,轻柔的,绝对不是K先生的,伴随着敲门声,熟悉妖娆的声音在耳骨边回荡:“玉清,快出来吃药。”
我疯狂的冲着屋外喊着:“我不是玉清!你是谁?”
屋外的女人回答着:“我是你母亲,昨天晚上的事情听我解释。”
我知道女人又回来了,我顺手在屋里找到一个脸盆,向屋门砸过去:“你们统统滚开,不然我杀了你们!”说完,一转头,望着镜子里的自己,红着眼,龇牙咧嘴得,但却穿着一身女人经常穿的旗袍,戴着假发,化着浓妆。我拿起身边一把椅子,就像镜子砸过去,就这样镜子里,我的脸花了。
“怎么了,楼?你没事吧?”是K先生的声音,听到这个声音,我才渐渐平静下来。他开门进来,发现坐在角落里,凌乱的我。他上前抱住我,“玉清,我们明天走!”
“玉清?”我疑惑得看着K,“为什么你也叫我玉清,我到底是谁?”我抱着K先生,疯狂用自己的锤头击打着K的肩膀。
K突然哽咽,留着泪,拍怕我的背,像哄小孩般:“是玉清,姚玉清,那些你成为的,伴随的人都是你的内心。”这句话像是埋藏在K先生心中多年的石头般。而此时,女人正端着一碗药,站在被我毁的门边,默默留着眼泪。谁都不发话,空气里弥漫着让人窒息的寂静。
“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下。”我挣脱开K,冲出屋子。
K试图追上来,但是没有离开大门,只是嘱咐再三:“明日子时前,你一定要回到这里。”
我没有回头,走在人声鼎沸的花街柳巷里。
“姚太,今天这么早来买菜呀?我这里的比六妈家的新鲜。”一个摆蔬菜摊的女人,特别熟得与我搭话,我却根本不认得她,只能回应微笑。“你别到处骚我的生意,把我的常客都挤兑掉了。”一个穿着二尺夹子,抽着水烟的女人正在与招揽我的女人斗嘴着,话语里,想必这个水烟女就是她口中的六妈。
这个六妈,转身拦住我的去向,脸色马上改变,一脸和悦,更是抓着我的胳膊硬是不放松:“我六妈,今个就给你便宜,姚太你是我的老主顾,也是应该的。”看着这架势,就是不买也别走的意思。于是,我胡乱手指了两种蔬菜,给了几吊钱,也就这么蒙混过关了。走过集市,是几间声色场所,里面的姑娘穿戴各异的,站在店门前,招揽生意。这么早的光景,皮肉生意也开张了,真是稀奇。
“妈妈叫咱们几个以后,别再午时才起来,该是早起。”一个像是领头的女子,正着一身旗袍,显摆着她的白白的锁骨,对其他姑娘们传达着老板的意思。当然,这种上午早起也未必能接到生意的事情,自然是引起姑娘们的不满。
“这让我怎么睡美容觉,晚上我还有个饭局要跟。”一个身材有点痩骨的女孩发着牢骚,还不忘拿出化妆镜,照照自认为没睡好的憔悴的面容。
“我说姐,这个点,会有什么客人,连赌场的老板都没开门,那些有地位的人才不会出现在这里。”一个穿着旗装的,盘发女子,干脆坐在店门口,摇着蒲扇,一脸倦容,想必昨夜又是一顿狂欢。姑娘们三五成群,在门口磕着瓜子,百无聊赖的打情骂俏,甚至有些人吐着荤段子。
“最近店里的生意不景气,能逮住一个是一个。”这个被大家称为姐的女子,勒令她们吃着瓜子。
她们似乎注意到我的经过,其中那个痩骨的女孩,找到了发泄早上怒火的出口,吆喝着大家,“姐妹们,大家来看,这不就是隔壁弄堂里的疯女人嘛。”片刻女人都停下自己手上的事情,向我围来,如同看一只马戏团的猴子一般看着我。痩骨的女孩,捣乱了我的头发,还不停在我太阳穴处戳,还不忘疯笑:“真可笑的人,我的肚兜你都偷,真他娘不知道害臊。”一旁年龄偏小的女孩,更是应和着,“就是,我的裙子都偷,还上来就喊我女儿,真是神经病。”一时间,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我知道她们说的一定是自称我母亲的人。在大家的推搡之下,我更加不确定,自己身上的这个人又是谁?领班的姐,看着大家推搡着,引来周围人的侧目,随着巷子口人越来越多,对于店招牌的影响更是不好,原本她也不是个什么好好先生,况且前段时间自己的肚兜也是被偷了,一想到“真凶”就是眼前大家指责的人,更是不会有什么同情心。但是若把店生意搞砸了,妈妈把所有账面算在她的头上,就算是被哪个当官的赎出去做小的,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你们都给我住手,欺负一个女的,算什么本事。”她强制推开了在我身边拉扯的女人们,身上的旗袍两个胳膊被撕扯下来,头上的发簪的串珠打散在地,头发蓬面。“谢谢你”我向她答谢,她拿出一套衣服让我披上,并在我耳边低语了两句:“现在立马滚,要是再来偷,就不像今天这么容易了。”说完,她指挥着姑娘们进屋,别在屋外丢人现眼。而我披着衣服,走出了巷子,身上残留着女人们的浓厚的脂粉气,引来路上男人的注意,但看到我这番落魄的样子,也都望而却步。
我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但是我知道,必须去证明一些事情,证明K的话只是谎言。
有个地方,必须得去,就是报社。在必经报社的路口,有个报刊亭,说是亭子,其实只不过是一辆小三轮组装成的地方。卖报的大叔,是我的熟人。我有个习惯,每次送完稿子,都会在他那里买上一本良友,然后翻完,就不知道丢弃到哪里。
我走过报刊亭,没有见到大叔的身影,推着小三轮在卖报得是一个约莫二十出头的小伙子。
男孩见我走近报刊摊,像见到故友一般,招呼着:
“好长一段时间没见着你了,又是来买《真友》?”熟悉的问话,却极度陌生的人。
“大叔去哪里了?”我对着男孩脱口而出。
“大叔?姐,你不认得我了?”男孩撩起自己头发,他的脑门上有一条细长的疤痕,像小蛇般婆娑在那里。
四年前的冬天,我走过报刊摊的时候,被一辆打滑的车差点撞到,是大叔及时拉我到一边,却没想到速度很快,他人一倾斜,头便磕到了小三轮的把手上,划出了一道深口子。那天,白色,红色交织,我也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我又怎么会不记得这个伤口,我勉强的对他笑笑,从摊子上拿了一本《真友》,撂下了几吊钱,便没有回头得离开了。不敢回头看那道伤疤,看那个不熟悉的人。只留着迷茫的男孩,站在那里。
终于到报社楼下,我犹豫在大厅,没有上去。从中间楼梯下来一些成群的人,他们谈笑着。我看到平日里经常校对稿子的老韩,上去想要打招呼,刚一开口,老韩就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请问你是谁?”老韩用他那标准,毫无情感色彩的普通话,礼貌性的问我。
“我是楼小姐呀,小刊作者。”我觉得这样的解释特别愚蠢,明明是多年认识,并肩作战的人,还需要解释吗?
“老韩,又是要来攀关系的小作者。”老韩身边的一美女谈笑着。
“真对不起,我不认识你。”老韩说完,就跟一群人,快速下楼,说笑走过了大厅。
听完这些,我就想□□与灵魂游离的躯壳般,在楼道中行走,不知道下一秒又将会面对什么。
“你这篇稿子,回去重写,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严厉的声音,是主编办公室飘出来的。
一个学生样子的男孩,被轰出了主编室,男孩不争气的掉眼泪,拿着稿子重新回到自己位置上。
男孩注意到我,摸了脸上的水,问道:“你是谁?”
一时间,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竟然引来了编辑部那些女人们的乐趣。穿米色条纹旗袍的女人,我认识,她叫沈星,可是她的为人却没有她的名字省心。爱挖别人的墙角,只要是有钱的男人都爱生扑,而那些男人的家妻不是到报社来告状,就是来泼硫酸,尽管这样做会给报社带来不小的桃色麻烦,但是沈星从未停止过自己的捕猎。她总是说,女人生来就是猎人,不捕猎肥大的猎物,又怎么能存活。可是就是这样的大胆的女子,也并未被报社老板开除,这其中的道理,女人们也就默认懂得。
她是第一发话的:“呦,这是谁,这副打扮,来进贡总编辑呐?”
女人们听到进贡这个词,都像脱离缰绳的野马般,骚动起来。第一个应和她的人,我也认识,或者说是对立过。当时,我还是鸳鸯蝴蝶派追随者,一直写着三流的爱情小说,有点名气,自然就是有点张狂。有一段时间,开始看不上给我校对的那些编辑们,几乎每周都得挤兑走一个编辑。后来上来了这个叫阿九的人物,这号绝对不管我,没有问题还要跟我纠缠问题,甚至有时候动用自己的关系,将我的版面一直降到花边新闻后面。在我风光的时候,和她在编辑部当众大吵,可以说是家常便饭。阿九嘴毒,毒的自己亲妈都不认。
“沈星,不能用‘进贡’一词,不恰当。”阿九从抽屉里拿出一盒烟,点了一支。
沈星轻蔑的看着阿九,但很快调皮的拨弄着自己的头发,“那阿九姐觉得什么最好?”
“当然是‘竞选’”说完,一群围上来的编辑们都发笑着,飘荡在我耳边,刺耳恶心,一群垃圾文人,荤色言论。
总编辑可能是听到屋外的吵闹,从编辑室走了出来。他,个子很小,秃顶,肥头大耳,只能用“大腹便便”一词来形容他,可以说“编辑”这个名词跟他完全不沾边。可能是刚见到一些糟心的工作业绩,走出来的时候,怒目横眉。他不是苏苏,苏苏也不在编辑室里。
我脱口而出:“请问苏编辑在吗?”
男人不耐烦的说道:“什么苏编辑,我们这里姓苏的编辑有很多。”
“我们叫他苏苏的,那个副主编。”我不知道苏苏的全名,因为报社跟换主编的速度之快,几乎才是刚跟前一任主编有些交集,立马场子又换了舵主。
突然那群好事的女编辑中,有人发出了窃语:“说得不就是死了那个苏苏嘛”
这个肥囊囊的主编听到“副主编苏苏”,才恍然得跟触电般,本能得倒退了几步,似乎是要里我远点的意思:“死了,死在马摊市场的一个卖猪肉的摊位上了。”
周围有人也小声应和着:“就是,听说跟半年前洪家少奶奶死相一样,脖子还挂着怀表。”
我还想要问点什么,却一口被主编堵死:“以后,我不管你是记者还是导演什么的,别再来到我们这里采访,我们这里不欢迎!”说完,主编摆动着他的大耳朵,晃到了其他的办公室去了。编辑们也安分得各自归位,做该做的工作,她们对我的好奇几乎降到了临界值,甚至有几个小编辑看到我,都不小心把手里的杯子给打翻了。
我离开报社,却隐约听到里面有人在叫嚷着:
“楼小姐的稿子校对好了没?读者们都快把报社电话打爆了,大家今天要赶夜车啦!”
没有回去解释什么,因为这一切都有点蹊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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