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海

　　2000年的晨雾里，星屿镇海洋环保教育基地的铁门“吱呀”一声推开，林屿手里的钥匙串晃着个小铜铃，是当年巡逻队的旧铃——如今挂在钥匙上，成了给孩子们上课的“教具”。基地的院子里，几排蓝色的实验台擦得锃亮，台上摆着试纸盒、微型探测器，还有个玻璃柜，里面陈列着从1975年到1999年的废料碎片，每片下面都压着小卡片，写着“发现时间”和“污染类型”。

　　“今天咱们学测海水pH值，”林屿蹲在实验台前，给围过来的孩子分试纸，“淡蓝色是正常，要是变浅黄，可能有酸性污染；变深蓝，就是碱性超标。”他刚说完，十岁的阿海就举着试纸跑过来，纸上晕着浅浅的白：“林老师，我从东边滩涂取的水，怎么是这样的？”

　　林屿跟着阿海去滩涂，晨雾还没散，水面上漂着几个透明的塑料瓶，还有段断了的渔网，缠在花蛤的呼吸管上。他舀了点水，滴在新试纸上——还是浅白色，不是酸碱问题，是水里的塑料微颗粒太多，遮住了试纸的颜色。“是塑料污染，”林屿指着漂来的塑料瓶，“现在没有工业废料了，但渔船、游客扔的塑料，会分解成小颗粒，被花蛤吃进肚子里。”

　　张阿婆这时扛着竹篮过来，里面装着刚捡的塑料碎片，有饮料瓶的瓶盖，还有泡沫饭盒的边角：“这几年游客多了，沙滩上的塑料也多了，我每天来捡，还是捡不完。”她蹲下来，给孩子们看手里的碎片，“你们看这个泡沫，在海里要几十年才会烂，鱼吃了会生病，咱们吃了鱼，也会受影响。”

　　基地的教室里，墙上挂着张巨大的“星屿镇海洋变化图”——1988年的图上，滩涂标着“工业废料高风险区”；1995年的图上，风险区变成了“修复中”；2000年的图上，大部分区域标着“清洁区”，只有近海标着“塑料污染关注区”。林屿指着图给孩子们讲：“以前咱们防的是日本会社的废料桶，现在要防的是塑料垃圾——污染换了样子，咱们的守护也得跟着变。”

　　王叔这时从码头赶来，手里拿着份渔民的“垃圾分类清单”：“我跟镇上的渔民商量好了，船上都放两个垃圾桶，一个装可回收的塑料，一个装厨余垃圾，不准再往海里扔。”他凑到玻璃柜前，看着里面1988年的废油桶碎片，笑了笑，“想当年咱们扛着铁锹挖废料，现在教大家分垃圾，日子过好了，环保的心思也得更细。”

　　中午的阳光透过教室的窗户，落在污染档案的新册上——林屿正往里面贴照片，是早上孩子们测海水的场景，旁边写着“2000年4月12日，东侧滩涂发现塑料微颗粒，启动‘渔船垃圾分类’计划”。档案册已经从1990年的第一本，续到了第五本，最新的一页还加了“旅游垃圾管理”专栏，贴着游客中心刚挂的“禁塑令”海报。

　　“林老师，海边有好多塑料袋子！”下午，阿海气喘吁吁地跑回基地，手里攥着个破了的塑料袋，上面印着邻市景区的logo。林屿赶紧跟着去海边——退潮后的滩涂上，竟漂来一片“塑料潮”，有购物袋、塑料餐盒，还有个漏气的游泳圈，缠在珊瑚礁上。

　　“是昨天的南风刮来的，”王叔也赶来了，手里拿着渔网，“邻市的旅游区没做好垃圾回收，潮水一涨，全漂到咱们这了。”林屿掏出手机，给望海村、红树林村的环保队发消息，让他们也排查近海——当年的联防队，如今多了个“海洋垃圾联动群”，只要发现跨区域污染，立刻互通消息。

　　孩子们也跟着捡塑料，小的用手捡，大的用树枝勾，张阿婆把捡来的塑料分好类，装在不同的袋子里：“可回收的送废品站，不可回收的，咱们攒多了请环保公司来运走。”林屿看着孩子们沾着泥的小手，突然想起自己十岁那年，跟着王叔挖金属桶的样子——当年的“小卫士”，现在成了“老师”，而守护的接力棒，正慢慢传到这些孩子手里。

　　夕阳把滩涂染成琥珀色时，塑料基本捡完了，堆在岸边像座小小的“彩山”。林屿坐在沙滩上，阿海凑过来问：“林老师，咱们能让邻市也不扔塑料吗？”林屿摸了摸他的头，指着远处的海：“咱们明天去邻市的景区，跟他们讲塑料污染的危害，再把咱们的垃圾分类办法教给他们——守护海，不是只守着自己的滩涂，要大家一起努力。”

　　他掏出钥匙串上的旧铜铃，轻轻摇了摇，“叮铃铃”的声音裹着海风，飘向远处的渔船。基地的灯亮了，玻璃柜里的废料碎片在灯光下泛着光，像是在提醒：那些艰苦的日子没走远，但更重要的是，还有无数个明天，等着他们把守护的故事，继续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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