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坏者

　　对人类而言，时间是永恒的话题，而钟表却是近代的产物。几年前，当妮薇德亲自将一块手表送给基里斯蒂安当做第一份礼物时，还曾在他面前惊叹其内部零件之精密，并称赞人类智慧之无限。
　　客观自然规律以其不容违逆之特征赫然凌驾于人类之上，而在漫长的时间里，人类从被动对时间的应对，变成可以借助仪器精确地切割时间。这一过程伴随着人类在与自然的抗争中对其一系列毫不犹豫地征服与规定，换言之，时间对于普罗大众而言，不再有任何秘密，有的只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无数精巧零件组成的可以被随意把玩的时间工具，它永不疲倦地指向一分钟60秒，一小时60分钟，一天24小时，它象征着人类对神秘自然中时间这一范畴的充分把握和智慧超越。
　　从对自然现象的观察记录到较为粗糙的齿轮和刻盘，从钟摆发条的日渐精细到擒纵机构的逐步精确，此过程所展现的终极智慧最终便凝结在当今的钟表制造业当中。然而，没有一个站在钟表制造流水工作线上的员工会感觉自己所做的是一项如此超越性的事业，他们所负责的，只有眼前不断重复的机械、动作、机械，没有尽头。
　　这一对完整机械内容的得意切割反应了技术生产超高效率得以实现的基本前提，若是把握整体太过复杂，那么只需将人群划分为把握不同部分的材料，最后再完成组装便行。有些经济学家预想过将此方法同样运用于人类社会，只需不同的人群将自身所负责的部分做到最完善、最熟悉，便能在整体上有效支撑起经济运行体系。问题是，人类社会的这种切割是否能像钟表制造业一样在联合时充满从一而终、精确无疑的正确性？
　　或者，让我们再次回到钟表制造业当中，一个站在流水工作线上的员工是不可能有任何时间发挥他的多余思绪的，这是件众所周知之事。同时，他也不可能在面对切割后的部分时产生如上所述在整体中才具备的创造的超越性。意即，为人们生产时间工具的工人本身的时间注定被牢牢反制，在此期间，它只是表盘中被必然刻下的数字5或数字7。
　　人类与自身的时间开了一个并不好笑的终极玩笑，自然时间原本对人的劳动做出了限定，而在当今钟表制造业蓬勃发展时期，时间的规定性由人自己来决定，表盘内的时间无一不在社会的规划里，被切割后的每一秒时间里都蕴含无限的商机。
　　在实地调查途中对时间性的这一觉察霎时间令妮薇德不寒而栗，之所以说是觉察，是因为实际上早已有人发现了这个事实，而妮薇德在某一时刻将这一画面以最深重的形式刻印在了脑子里。
　　当她第一次同基里斯蒂安聊起这个问题之时，基里斯蒂安显然对她的疑问表示了不明所以，难道不是所有人都处于此般状态之下吗？社会运转即使不能经由部分的实现达成粗暴的合一，但发展着的部分也一定推动着整体的前进，证据就是，相较以往瘟疫遍地、尸骨堆满河道的惨状，而今的人们除非遭逢战争，否则基本不会出现大范围的极端情况，人的衣食住行都在发生革命。
　　基里斯蒂安将“革命”一词用于人们的衣食住行，妮薇德对此感到新奇，这里面有着将宏大命题进行转化和安放的意思，这一层面甚是可取。
　　然而基里斯蒂安依旧有些转移了问题，只转移到了他能解释的层次，因而别提安放了，连他自己，也一直陷于被时间所操控的暗自疲惫当中，这也是妮薇德在刚到来时便率先发现并尽显担忧之事。
　　那次的聊天不了了之，留下的只有基里斯蒂安一声无奈的叹息。当时她跪坐在沙发前的桌子旁，向基里斯蒂安指示这一无端的现实，他安静地在自己身后，同样无所在意地坐在地板上，将她半包围进怀里，听着她重述世间人的遭际。随后基里斯蒂安拖着发锈般的躯体向后倾倒，看着莫名遥远又叫人晕眩的天花板长长地说到：“就算我们看见了、呐喊了、甚至回答了，又能如何呢？”
　　彼时的妮薇德心底猛地收紧，深觉莫大的虚空和无解的愁绪，然后才追逐着他回头，回头便瞧见他疲累出神的样子。妮薇德恍然意识到，即使是和当初一样的沉着冷静，眼前的人也不可避免地被各种各样的因素打上烙印，基里斯蒂安恪守的严谨使得他虽然向来不对任何事件作插科打诨式的处理，但以前也没有总是这般落下深重无奈的无声叹息。
　　她的身体同样追着她的目光重新来到他面前，低头静静探寻时光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基里斯蒂安马上抓住了在他脸上不停游走的手，直言不讳地询问她在做什么，妮薇德则顺势躺在他胸口，告诉他只是感觉有好长时间没有仔细看过他的样子。基里斯蒂安回抱了她，妮薇德听到了久违的、似乎从遥远的过去传来的热切律动的声音，他们的灵魂，彼时彼刻、此时此刻，都交织在一起。
　　伊迪欧的报纸上曾报道过一个事件，某香肠厂发生了大规模的员工细菌感染事件，即使如此，在事件爆发的前一天，被雇佣的员工还必须待在闷热杂乱又空气恶劣的车间内完成商品生产，直至报导此事件的新闻被迅速传入公众的视野，这家香肠厂才被迫关停。妮薇德在此过程中发现个“有趣”的现象，人们要么对此早已心知肚明，不过是洞若观火站在事外分析，要么如打开新世界的大门般不敢置信像这样的事件居然能被允许，还隐藏如此之深，必须得到严肃处理。这两极极端的碰撞几乎消抹了中间的一切维度，或许是人们不遗余力地装作对世道极懂的样子，或许人们更愿意在谈论中展现自身的同情悲悯之心，总之，属于中间人的声音被迅速遮盖，在两极出现后，人们本能般地寻求距离自己近的一方去靠近，试图以此态度之鲜明达到改变世界之目的。
　　这场事件中还发生了一次意外插曲，拥有敏锐嗅觉的某新闻记者A在追踪报导香肠厂的员工境况时向人们苦口婆心地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夫妻两人都曾在香肠厂工作，细菌感染情况虽然在当下并不致命，但失业加之身体病痛定然使得一家的生活彻底跌落谷地，此新闻记者A去到这家中时，恰巧听闻家中尚且幼小的孩子笑嘻嘻地问年迈的祖父“您什么时候去死？”据说孩子的父母曾对其表明只要祖父死去，家中境况便可稍好一番，孩子也可获得较大一点的空间。年且尚幼的孩童显然不清楚“死”是何事，能让孩童满怀憧憬地对亲人说出“去死”也定然来自于家庭耳濡目染的教育。于是一时间，人们不知是该继续谴责该香肠厂丧失道德的无底线贪婪，还是该痛惜国民的教育居然成了这个样子，甚至有人怀疑该事件只是新闻记者A故意制造引发争论的噱头，实际上并无此事。伊迪欧的新闻一向如此，真假参半，人们戏称那是在花钱买故事听，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听取不够鲜烈、不够对社会内容构成挑战、甚至不够暴力的故事，哪怕那并不真实。
　　妮薇德无意分析此事件的真实，她只是重新开始在意在一家消耗工人身心健康的香肠厂里，对家庭本身产生破坏性的概率究竟有多大，答案几乎是百分之百，因为被无限挤压的物质利益关系以一种异变的方式蔓延至工人的家庭之中，一个孩子从小可能不懂爱，但却懂抢占资源之人消失对自身的利益。同时，这个工人每日面对的处理对象是各种各样的肉类，即必然无法对之附带感情的牲畜，简直是无情的讽刺。
　　假若一家极其贫困的工人付出的仅是感情这样的代价，那么或许较其稍好一点的钟表工人，在流水线上牺牲的又是什么呢？当作为工作对象的时间面临本人时只剩下被榨取的价值，那么时间对于一个钟表工人而言究竟还具有什么意义？

该作者现在暂无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