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居注女史

　　太成五年元月之后，云中捷报一封接一封地从军府里发出去。

　　中书省的吏人在案前抄写，写惯了“捷”“克”“振军威”这几个字，笔锋都带着一点麻木。纸卷一道道发往诸州，将“朔北有捷”的消息送到了天下。

　　朝堂上，议论渐渐少了。官员们该忙吏部春选的忙春选，该算春播的算春播，只在偶尔提起时叹一句：“朔北总算稳了。”

　　可洛阳之大，从来不只有朝堂。

　　书坊里的说书人、茶肆里的贩夫走卒、市井里往来的人群，嘴里流转的，是另一种云中故事。

　　有兵士的家人收到家书，从朔北一路转递到洛阳，拆开时纸张已经皱得厉害，墨迹被汗水和雨水糊开，字却依稀还看得清：“云中城里半月吃不饱一顿，人瘦得脱了相。”

　　“城上冷得很，兄弟们啃树皮，煮草根，冻死病死的不少。那日若不是有一个副将先撤出半营，把粮从另一条道护进来，我们这条命怕是撑不到骠骑到。”

　　“现在军报说是捷，说我们振军威。阿娘，军威是振了一点，人也死了许多。”

　　这样的家书一封两封时，只在几个巷子里传着。多了，就从家人手里流到了街坊邻里，再流到了茶楼之中。

　　有人捧着茶碗，压低声音道：“你看，这信里写的，跟军报说的不一样。”

　　有人哼了一声：“军报哪有写真话的？只要最后写个捷，中间怎样都不紧要。”

　　也有人提起起居注，语气带着点看透后的凉：“史官不也不过如此？军府怎么写，他们就怎么抄。”

　　话说得不大不小，落在梁间，又顺着茶水吞进肚里。

　　承盈坐在起居注局的案前时，并不知道这些话正一点点在城里浮起来。

　　她只知道，那一夜送去军务值房的日注，第二天就收到了回文：“骠骑已过目。”

　　纸上只短短一句：“字好，语妥。”

　　她把那张批语夹回卷宗里，指尖摩挲了一下那两行墨迹，心里忽然浮起一个荒诞的念头：原来有人也在看着自己的字。

　　是谁，她不敢细想。

　　御史台在宫城西偏，重檐深殿，门上漆着一块旧匾，写着“台宪”二字，笔力峭拔，年头久了，边角斑驳，却更添了几分冷肃。

　　午后，御史台后堂的窗纸被阳光照得发白，几案上摊着卷宗，墨香混着老纸味，压得空气都沉。

　　一名年近不惑的御史正倚案而坐，手里翻着新近送来的一卷抄本。

　　他身形略瘦，眉眼不算惊艳，只是神色极端平静，那种平静里带着一种不肯轻易让步的执拗。

　　案角的名签上写着：“左都御史江履安。”

　　“江公，这几日的章奏已经够多了。”旁边一名年轻御史把手里的卷宗放下，苦笑道，“韩清河一死，永康旧案总算有个交代。云中捷报也是军府苦战得来，您再翻这些旧账，只怕……”

　　只怕连命也要搭上，后面这半句，他没说出口。

　　江履安并不抬头，只伸指在案上轻轻点了一点，点在一行极不起眼的字上：“永康十五年二月，浚阳有变，诛逆臣士族若干，籍没家资。”

　　他轻声念了一遍，“十年前，太学讲席上，先生说起这一条时叹了一句——史书有时若干二字，便是千百条人命。”

　　年轻御史有些不安地咳了一声：“时代不同了。”

　　江履安淡淡道，“是，时代不同了。”

　　他把那卷旧案放下，抬手拿起一卷较新的抄本，那是军务值房送来让御史台“备览”的朔北军报底稿。

　　他又从旁边取过另外一卷纸，是军府整理后的版本，再往旁边，是一页起居注局送来的誊本，纸页干净，字迹清秀。

　　原本军报上的“冻毙、病死若干”的句子，在这一页上只剩下了“军行艰苦”四字。

　　三卷纸横在眼前，江履安的手指在中间一点一点摩挲，指腹下的墨痕粗细不一，仿佛能摸出三种不一样的心思。

　　他把这三页摊平，让年轻御史也看，“军报写的是‘权宜’，军府改成了‘畏缩’，起居注局跟着军府，说他‘几误军机’。”

　　年轻御史吞了吞口水：“大概是……军府要有个说法。”

　　“军府要有说法。”江履安重复了一遍这句话，声音极淡，“御史台要不要？”

　　年轻御史被问得愣了一下，半晌才道：“江公，永康十五年您便在太学听讲，知道浚阳一案之重。”

　　“如今韩绍以死谢众论，宇文家军令如山，陛下也不能不稍加倚仗。这个时候，再翻浚阳旧案……”他压低声音，“直指的就是宇文军府。”

　　江履安手指在那行“浚阳有变”的旧字上停了一瞬。

　　“不是我指。”他摇头，“是卷宗自己指。”

　　他说这话时脸上看不出多少激愤，反倒有种说理时的平静。

　　“十年前，我在太学门下听先生讲永康之事。”江履安慢慢道，“那时候我只是个举人，既无资格上书，也无力量说话。”

　　“如今我在御史台坐这张椅子，如果连纸上的几个问题都不敢写，那我十年前在浚阳死者灵前立下的誓算什么？”

　　年轻御史张了张口，终究没再劝，只是叹了一声：“江公，您至少先拿云中军报说事，不要一上来就提浚阳。”

　　“云中军报与起居注有出入，是事实。”江履安道，“我不过先问一句 ‘史不可以欺’。”

　　“至于浚阳……”他的手指从永康十五年的那一行上轻轻抚过，力道轻得几乎看不见，“那是迟早要写回去的。”

　　夜深了，御史台后堂里的灯还亮着。窗外的风吹过瓦脊，把角落里一串风铃吹得轻轻作响。

　　江履安独自坐在案前，将刚才摊开的三种文本压在一处，取出一张干净的纸。

　　笔锋蘸了墨，在纸上落下第一个字：“军报云‘权宜’，军府改为‘畏缩’，意在何所？”

　　他写得不急不缓，每一个字都稳稳地立在纸上。

　　第二句：“起居注从军府说，史官弃事实而从权势，岂可？”

　　写完，他略略停笔，看着纸上的“史官”二字，目光沉了一息。

　　在他心里，“史官”应当是独立于诸司之外的那只手，即便不能左右天下，也不该如此轻易被人牵着走。

　　他放下笔，又去翻永康十五年的旧案。那一行“浚阳有变”的字在烛火下显得有些灰暗，旁边空着一大片白。

　　那白处，是当年太学先生口中那些“本应写却未写”的东西。

　　江履安看了很久，终于在另一张纸的下方添了一句：“十年前，浚阳之变，史笔亦多模糊。今云中军报与日注复尔，恐非一案。”

　　他着意压下了“宇文”二字，只写“军府”“史官”，以免让这道折子在送上去之前就被某些手掐灭。

　　有些话，要慢慢说。他放下笔，长长吐出一口气。

　　“十年前，我没能替浚阳说一句话。”他在心里默默地对那一行旧字说，“今日再不说，将来怕是连自己都瞧不起自己。”

　　第二日午后，起居注局的门被轻轻叩了三下。

　　主事史官抬起头看到门外小内侍弯着腰，笑得极恭敬：“御史台江中丞传话，说欲与史局一人对勘旧案，需一位熟悉永康年间起居注格式的史官前去。”

　　“永康年间？”主事史官皱了皱眉，“那时候的日注，都是前任在写。”

　　小内侍道：“江中丞说，不必旧人，只要现在经手过旧卷，知道册中条目即可。”

　　主事史官目光在屋里转了一圈，最后落在承盈身上。

　　“李承盈。”他道，“你前几日整理过永康旧册？”

　　承盈起身道： “是，曾按年分类入架。”

　　主事史官吩咐，“那你去一趟，御史台问什么，你只据卷宗答。记着一句话 ‘史局据所奉，不专断’。”

　　他顿了顿，又叮嘱，“御史台边上话多，你嘴紧些。”

　　承盈应了，收拾了案上的笔记，随小内侍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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