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fe goes on

　　25.

　　门铃响了几声，邱山打开门，外面站着一个快递小哥。

　　“是邱山吗？”小哥问。

　　邱山点点头。

　　小哥递给邱山一个文件袋，请他帮忙签收。

　　邱山签了字，拿上文件关好门。

　　周川从房间走出来：“谁啊？”

　　邱山边拆封条边去沙发坐下：“送快递的。”

　　文件袋薄薄的一层，拆开来，里面是一封信和一页捐赠证书。

　　从参加工作开始，邱山就加入了学校组织的贫困生救助计划。这个公益项目面向全社会，全国各大高校都参与其中，每个学校有各自对接的贫困山区，有意向的教职工可以通过学校这个窗口资助山区学生。

　　山区学生上学不易，邱山在中文大学时就资助过一个小学生，每年，山区学生会给帮扶人写下一封感谢信，公益组织会统一收集，再分别寄往各大高校，再由校相关负责人将感谢信送到各个老师手里。

　　邱山离开中文大学后，原先的帮扶计划理应终止，但邱山资助对方好几年了，每年会和学生通信了解其学习生活情况，除了学费之外，邱山还经由公益组织给困难学生寄去不少生活学习用品，他是用了心想帮一帮困难生，学生也十分感激他的帮助，双方都有意愿继续这个项目，所以在来南大后，邱山开始以个人名义进行资助，学生的感谢信自然寄到了家里。

　　文件袋里有个信封，里面是一封手写信和一张成绩单。

　　周川去厨房倒了一杯蜂蜜水，回来放在邱山面前的茶几上，顺手拾起成绩单看了看，说道：“成绩不错。”

　　“嗯。”邱山应了一声，已经把信看到末尾，“下半年就上初中了，只是山区教育资源落后，放在城里不一定能有这样的成绩。”

　　邱山说的很客观，贫困山区的教育不比省城，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教育条件都比城市差不少，山区的孩子到城里来也很难跟上这边的进度。

　　学生叫小乐，信写的不长，一看就不是会在嘴上说的人，每年的感谢信都不带变的，感谢国家、感谢社会、感谢捐赠人。在中文大学的时候，老师之间挺喜欢互相分享感谢信的，人嘛，做了好事都想听点好话，可人家一读邱山的，总要笑他捐助那孩子讲话官方，没什么感情，还有人劝邱山，这就是个敷衍了事的孩子，换个人资助算了。

　　邱山一笑置之，小乐是个孤儿，有先天性心脏病，从小和瘸腿的爷爷一起生活，能好好长大已是不易。邱山并不确定自己做的这些能否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他只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些事，并没有要求对方的回报。

　　“刚做老师的时候，我有过把小乐从山区接到这边的打算。”邱山说，“那时候也是年轻，把一切想的太简单了，以为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摆在面前，对方一定毫不犹豫就答应过来。我找到公益组织的负责人，联系到小乐和他的监护人，提出愿意资助他从小学到大学毕业所有的费用。”

　　接一个山区的学生到城市生活，对方在此无亲无故，所能依赖和仰仗的只有邱山。那年邱山也不过刚毕业，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养活一个孩子，承担他的学费和生活费，这怎么看都不太现实。然而邱山当时没有顾虑太多，他直接找到帮扶项目的负责人，由对方出面去和学生沟通，希望能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和生活条件。

　　年少气盛的邱山把自己当作能够改变别人命运的救世主，没想到的是，他等来的竟然是对方拒绝的消息。

　　“是……小乐的爷爷拒绝的？”周川问。

　　“刚得知提议被拒绝的时候，我其实非常不理解这个选择。小乐明明可以过另外一种人生，却在连自主权都没有的年纪被自己唯一的亲人断绝了改变命运的可能。”邱山说，“当时我觉得这个爷爷很自私，也很无知，但监护人不同意，项目组那边也没有办法，于是我在每年资助学费的基础上，外加一笔生活费，希望小乐能过得好一点。

　　就这样过了两年，我又一次收到小乐的感谢信，这个从来只会感谢国家和社会的孩子第一次在信里写了长长的一段话感谢我。那时我才知道，小乐的爷爷患有小儿麻痹症，左躯功能不全，相当于是个半瘫，不仅自理困难，而且需要长期吃药，而我每个月寄给他们那一笔微薄的生活费，成为救助他们唯一的稻草。”

　　邱山也是那次才意识到有些事是能够改变的，有些事是无力转圜的。没有人不想自己的生活更好一点，除非别无选择。

　　邱山小时候过得不好，病重的母亲，嗜赌的继父，他总幻想有人能拉他一把，可惜到头来都只有自己一个人。所以有能力之后，他想成为这个照亮别人的人。只是没有考虑后果的决定就是一个笑话，在他决定带走小乐时，也意味着放弃了一个丧失自理能力的孤寡老人悬着的后半生。

　　“后来我常常会反省自己，人的一生那么长，一万个人有一万种经历，而我看到的，不够组成这个人的万分之一。我有什么资格凭借这万分之一的了解，去评判这个人的对错，质疑这个人的好坏？”

　　邱山耳边充斥起各种各样的声音，如潮水般。他陷在回忆里，在浪潮声中起伏，虚幻的泡沫带着海水的咸涩腥臭一股脑涌向他的口鼻。

　　手中的信在不知不觉中被捏成皱巴巴的一团，那些痕迹让人联想到缠绕在身上无法解开的线头，邱山为此感到不适，他皱起眉，带着厌恶说了一句：“我又不认识他，为什么要判断他？”

　　周川看着邱山眼底轰然起落的汹涌痛恨，看到他把自己视作指摘他人的罪人，看着他因为感同身受而受到良心的谴责，忽然觉得，他可能真正想说的是：你又不认识我，为什么要判断我。

　　似乎是意识到自己讲话时带了情绪，邱山起身打开了客厅的推拉门，新鲜的风卷入室内，他缓慢从逼仄窒闷的环境中得到一丝喘息。

　　“喝点水吧。”周川把水递给邱山，抱着双臂站在他身边。

　　八层的视野不算太好，周川抬高了头去往远处看，除了层叠的楼房看不到别的什么东西。这座用混凝土和钢筋浇灌的城市容纳了形形色色的人，我们每天和无数人擦肩而过，而真正能走到身边并被我们熟知的人却寥寥无几。可凭借一个照面的印象去评判别人，好像是我们与生俱来就会的事。

　　打着鼻钉会抽烟的年轻女孩、大声讲电话的农民工、睡在街头的流浪汉、背着名牌包的时髦女郎，我们用眼睛将人划分为三六九等，用听来的只言片语给一个人定性，我们重复用自主的思维去判断世界的所有，传播或为善意或为恶意的东西，好像喜欢和讨厌生来就是两个阵营，有人因此被高高捧起，却忘了在恶意发散的角落，没有人合该为这些平白而来的伤害买单。

　　“我们好像从生下来开始，就在学习怎么去判断对错。”周川浑身放得很松，像平常那样和邱山聊天，“谁是爸爸、谁是妈妈、一加一等于二、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我们总在不停地判断这个世界，好像人生就是一道非对即错的是非题。”

　　邱山靠在一边门上，微抿了一口蜂蜜水。

　　“我们每天判断别人，也被别人判断着。”周川说，“你因为误解了别人而自责，但更多人只看自己想看到的，你要为这万分之一误解惩罚自己到什么时候，邱山？”

　　邱山顿了顿，继而说道：“其实我后来去见过一次小乐，就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个夏天。”

　　周川还记得，那天他失手打碎了一个杯子，此后一个月他都没有再见过邱山。

　　原来消失的那段时间，邱山是去见了小乐。

　　那年八月，项目组计划过一次公益行动，目的就是为贫困山区的老人和儿童送去温暖。

　　邱山报名参加了那次行动，以志愿者的身份随项目组一同去到了小乐所在的贫困山区。在那里，他见到了小乐和他的爷爷。

　　真实的情况比邱山想象中还要糟糕，家徒四壁的房子，小乐的爷爷几乎无法下床，生活起居全由小乐一人照料，那年小乐九岁。

　　邱山并没有对爷孙俩表明身份，他在山区待了二十多天，上午给学生上课，下午帮助山区老人做一些农活，他想了解山区的生活，但看得越多，知道的越多，无力感也更深。那里像小乐这样的孩子太多了，他们帮不过来，即便这次帮上了，以后呢。

　　那时也是邱山的人生低谷，这个远离城市的山区成为了邱山唯一的避难地。他在那里自省，在那里琢磨，却没能在那里找到解脱的答案。

　　他的胸口有一处贯穿的伤口，里面填满了强加而来的恶意。时至今日，这份灼痛依然时刻困扰着邱山，没让他有分秒的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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