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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五章
第三卷:夏灼
第二章
八月,盛夏的顶点。上海的气温持续在38度上下徘徊,城市像个巨大的蒸笼,连风都是滚烫的。但杨浦区那栋红砖小楼里,气氛比天气更灼热。
“守护者”项目进入了封闭开发的最后冲刺阶段。第一批一百台测试样机已经从深圳的工厂运抵,堆在办公室角落,包装箱散发出新塑料和电路板特有的气味。硬件组的人围着工作台,用示波器和电烙铁调试着电路;算法组的人对着屏幕上的数据流,争论着某个滤波参数的优化;产品组的人在模拟老年用户的使用场景,一遍遍演练着交互流程。
空气里除了汗味和咖啡味,还多了一种紧绷的、临界点的焦躁。距离第一次线下试点,只剩下不到两周。
沈默坐在自己的工位,面前摊着三份文件。一份是“守护者”试点社区的最终合作协议——对方是浦东一个老旧小区的老年协会,会长是一位退休的社区医生,对项目很感兴趣,但要求极其严格。一份是陆文远介绍的“科技伦理创新基金”有限合伙协议草案,条款密密麻麻,周屿已经用红笔标注了十几个需要重点谈判的点。最后一份,是周屿早上送来的——启明资本侵犯商业秘密案的一审开庭通知,时间定在九月中旬。
三件事,像三座大山,压在心头。每一件都不能出错,每一件都牵一发而动全身。
“沈总,硬件功耗测试还是有问题。”吴峰走过来,手里拿着一台拆开的样机,眉头拧成了疙瘩,“在持续拾音和边缘计算模式下,电池只能撑十四个小时,离我们承诺的‘24小时不间断守护’差得太远。要么降低采样频率,要么……加大电池,但机身就会变厚变重,老年人拿着不方便。”
沈默接过样机。它比普通的智能音箱略大,线条圆润,外壳是温暖的米白色,只有一个简单的物理开关和几个指示灯,设计极简。“降低采样频率会影响情绪识别的灵敏度,尤其是捕捉细微变化。加大电池……最大能承受的重量和尺寸是多少?”
“我们做过用户调研,三百克是心理临界点,再重,很多老人会觉得是负担。现在的样机是二百八十克。如果要把续航提到二十四小时,至少需要增加一百克,体积也会大一圈。”
“能不能用软件优化?动态调整功耗,在安静时段或夜间,进入低功耗监听模式,只有检测到特定关键词或异常声音特征时,才唤醒全功能分析?”
“技术上可行,但需要算法团队配合,重新设计唤醒模型和状态机。而且,低功耗模式下的误唤醒和漏唤醒,需要大量数据来调优。我们……没有时间了。”吴峰的声音里满是焦虑。
沈默沉默地看着手里的样机。它安静地躺着,像一颗等待被赋予生命的种子。但种子要发芽,需要合适的土壤、水分和阳光。对他们来说,续航就是水分,识别精度就是阳光,而用户接受度,是土壤。缺一不可。
“让林薇和硬件组一起,成立一个联合攻关小组。我给你四十八小时,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把续航提升到十八小时以上,同时保证核心识别功能不降级。重量和体积,可以适当妥协,但不能超过三百五十克。四十八小时后,我要看到至少三个可行的优化方案,和对应的风险评估。”沈默的声音很平静,但不容置疑。
吴峰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看到沈默眼中那种熟悉的、破釜沉舟的决绝,最终只是用力点了点头:“明白,我马上去组织。”
他刚走,方薇就拿着平板匆匆过来,脸色不太好。“沈总,试点社区那边出问题了。老年协会的李会长刚打电话,说他们内部有不同意见,有几个委员担心设备会‘监听’老人生活,侵犯隐私。而且,有家属在网上看到我们之前的数据安全风波,表示强烈反对。李会长说,合作可能要暂缓,需要我们先‘充分沟通,消除疑虑’。”
沈默的心沉了一下。这是他最担心的情况——技术问题可以攻关,但人心里的恐惧和偏见,最难消除。尤其是在老年人这个对新技术既渴望又警惕的群体里。
“李会长有没有说,具体是哪些疑虑?我们可以针对性解决。”
“说了。主要是三点:一,设备会不会偷偷录音上传?二,数据分析结果会不会泄露给保险公司或其他人?三,万一设备误判,乱打电话报警,吓到老人或者引发邻里矛盾怎么办?”方薇快速复述。
“好。”沈默站起身,“安排车,我现在就去社区,当面和李会长还有有疑虑的委员、家属沟通。把我们的技术白皮书、隐私协议、本地数据处理架构图,还有之前用户监督小组的会议记录,全部打印带上。另外,让陈昊准备一个简单的演示,用最直白的话,告诉他们设备是怎么工作的。”
“现在?外面快四十度了,而且您下午还要和基金的潜在出资人开会……”
“会可以改期,或者你替我开。社区的事不能等,一拖,人心就散了。”沈默已经开始收拾东西,“告诉基金那边,我们遇到了真实的用户信任挑战,这正是他们想看到的——我们如何在实际运营中解决伦理问题。如果他们有兴趣,可以一起来看看。”
方薇愣了一下,随即明白过来,眼中闪过一丝钦佩:“好,我立刻安排。”
一小时后,沈默的车驶入浦东那个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老小区。梧桐树荫遮蔽了部分烈日,但空气依然闷热。老年人三三两两地坐在树荫下摇着扇子,或围在一起下棋,看到陌生的车辆和穿着衬衫的沈默、方薇,都投来好奇而警惕的目光。
老年协会的活动室在一栋居民楼的一楼,简陋但整洁。李会长是个六十多岁的清瘦老人,戴着老花镜,身边坐着七八个年龄相仿的委员,还有两个看起来三四十岁的男女,应该是持反对意见的家属代表。气氛有些凝重。
沈默没有寒暄,直接开始了演示。他让陈昊连接好设备,用最简单的话解释:“这个‘守护者’,它不是监控,也不是窃听器。它就像一个……住在您家里的、特别细心的晚辈。它听得见您说话,但它不关心您说什么,只关心您说话时的声音——是不是有气无力?是不是带着哭腔?是不是和平常不一样?它所有的‘听’和‘想’,都在这个小盒子里完成,就像您脑子里想事情,别人不知道一样。它不会把您说的话存下来,更不会传到网上。”
他拆开一台样机,指着里面的电路:“看,没有SIM卡槽,没有联网模块。它唯一能和外界联系的方式,是通过这个小小的蓝牙,在您授权的情况下,连接到您子女的手机上,发送一条简单的提醒,比如‘妈妈今天声音听起来有点累’,或者‘爸爸刚才咳嗽有点多’。而且,发什么,什么时候发,完全由您自己设定。您觉得烦,随时可以关掉它,或者直接拔了电源。它就是个工具,您才是主人。”
一位委员举手问:“那要是它听错了呢?我感冒了嗓子哑,它以为我心情不好,给我儿子乱发消息,不是添乱吗?”
“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沈默诚恳地说,“所以我们的算法,不是只听一次。它会学习您平常说话的样子,建立您的‘声音指纹’。感冒嗓子哑,它会结合您有没有咳嗽、说话频率是不是低了等等,综合判断。而且,它很‘保守’,宁可少报,绝不乱报。我们设定的触发阈值很高,只有当它非常确定有问题时,才会提醒。即使提醒了,也不是直接打电话报警,而是先发一条温和的消息,比如‘王阿姨,您今天声音好像有点不一样,要不要喝点水休息一下?’如果设备连着手机,您还可以直接跟它说‘我没事’,它就知道了。”
他让陈昊演示了一遍完整的交互流程。设备用温和的、略带方言口音的女声(这是特意为上海试点优化的)发出询问,陈昊用沙哑的声音回应,设备识别后,发出“好的,您多保重”的回应,并记录下这次“虚惊一场”,用于后续优化算法。
演示结束,活动室里安静了一会儿。那位之前反对最激烈的中年女性家属,迟疑着开口:“那……这个要多少钱?贵了我们可用不起。”
“试点阶段,完全免费。”沈默立刻说,“设备我们提供,我们维护,我们负责一切技术支持。我们只希望,如果您家的老人愿意试用,能给我们真实的反馈——哪里好用,哪里不好用,哪里让您不放心。您的反馈,能帮我们把产品做得更好,将来让更多老人用得上,用得起。”
这个回答显然出乎所有人意料。免费,在这个时代,往往意味着更大的陷阱。但沈默的眼神和语气,太诚恳,诚恳到让人很难相信是套路。
李会长推了推老花镜,缓缓开口:“沈总,你们公司之前的事,我们在新闻上也看到过。说实话,我们一开始也很担心。但今天你能亲自来,能把机器拆开给我们看,能把话说得这么明白……这份实在,我很久没见过了。”他看向其他委员和家属,“要不这样,我们先找几户情况比较典型的,自愿的家庭,试一试?咱们老年协会和沈总他们一起,定个章程,怎么试,遇到问题怎么解决,咱们自己人监督。行不行?”
委员们低声议论起来,态度明显松动了许多。那两个家属代表,也交换了一下眼神,点了点头。
沈默心里一松,知道最关键的一步,迈过去了。信任的建立,不是靠华丽的PPT和空头承诺,而是靠一次次具体的、坦诚的、甚至有些笨拙的沟通。
从社区出来,已经是下午三点多。烈日依旧灼人,但沈默觉得,心头那团燥热,似乎被一阵清风吹散了些。回程的车上,他疲惫地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
手机震动,是周屿。
“社区那边怎么样?”周屿问,背景音里有关车门的声音,他好像在外面。
“暂时稳住了,同意先找几户试点。但真正的考验,是设备进去以后。”沈默揉了揉太阳穴,“你那边呢?基金的人怎么说?”
“会开完了。我替你去的,把社区遇到的情况如实说了。”周屿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笑意,“你猜怎么着?那几个原本还在观望的出资人,兴趣反而更大了。他们说,就喜欢这种‘接地气’的、真实遇到问题并尝试解决问题的项目。虚拟的概念他们听多了,这种实打实的信任攻坚战,更有价值。协议草案的几个关键条款,他们也松口了,愿意按我们的意见改。”
这倒是个意外之喜。沈默也笑了:“看来,‘真诚是唯一的套路’这句话,在哪儿都适用。”
“至少在某些圈子里,还适用。”周屿顿了顿,语气认真了些,“另外,法院那边我也联系了。开庭时间没法改,但我们可以申请不公开审理,避免媒体过度炒作,影响你们试点。检察院也倾向于低调处理,毕竟主犯认罪态度尚可,案件事实清楚,走简易程序的可能性大。”
“嗯,你把握就好。”沈默对司法程序完全信任周屿的专业判断,“对了,你下午有空吗?来公司一趟,关于硬件功耗的问题,我有个新想法,可能需要从法律和合规角度评估一下风险。”
“什么想法?”
“我们想在设备里,加入一个‘信任开关’的硬件设计。”沈默睁开眼睛,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街景,“一个物理开关,不是软件的。用户拨到一边,设备全功能工作,但会明确提示‘正在分析您的声音以提供健康关怀’;拨到另一边,设备只保留最基本的语音助手和紧急呼叫功能,情感识别和健康监测完全关闭。把选择权,用最直接、最不可能被软件篡改的方式,交给用户自己。你觉得,在法律和产品责任上,有没有风险?”
电话那头,周屿沉默了片刻,显然在快速思考。“从法律上,这大大降低了你们的责任——用户主动选择了关闭监测功能,由此可能产生的一切风险,其自身要承担主要责任。但这也可能被质疑为‘甩锅’。而且,硬件开关增加了成本,也可能损坏。但从伦理和用户信任角度……这是个大胆但聪明的设计。它把‘控制权’实体化了,这比一万份隐私协议都有力。我需要研究一下具体的产品责任条款,晚点过来和你细聊。”
“好,等你。”
挂了电话,车也驶入了园区。沈默看着那栋在夕阳下泛着温暖光泽的红砖小楼,心里那点因为社区沟通和硬件问题带来的疲惫,消散了大半。问题很多,困难重重,但每一步,都走在坚实的土地上。而且,他不是一个人。
回到办公室,团队依然在忙碌。吴峰和林薇的联合小组已经成立,正在白板前激烈争论。硬件功耗的问题,社区的信任问题,基金的法律问题,司法程序的问题……像一团乱麻,但每一根线头,都有人在努力梳理。
沈默走到自己的工位,没有立刻坐下。他环顾四周,看着这些年轻而专注的面孔,看着白板上那些复杂但充满生命力的符号,看着角落里那些等待被赋予使命的样机。
夏天很热,前路很难。但有些东西,正在这灼热的土壤里,顽强地生根,发芽。
他坐下来,打开电脑,开始起草给试点社区李会长的合作章程草案。窗外的夕阳,将他的侧影拉得很长,投在身后那面写满了“不可能”和“怎么办”的白板上。
但这一次,那些“不可能”的旁边,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可以试试”、“也许能行”、“找到了方向”。
长夜漫漫,但星光,已经开始闪烁。而他们,正亲手拨开迷雾,寻找那颗属于自己的、指引方向的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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