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末晞之甄嬛传

　　　　丝绒游戏：江西人的上海
　　2003年，上海淮海中路某高档小区售楼处。
　　销售经理陈小姐穿着熨帖的套装，看着眼前这一大家子人——老中青三代，七八口，说着她听不太懂的方言，穿着也谈不上多时髦，但眼神里有种笃定的、见过世面的从容。
　　“这栋楼，”领头的老人指着沙盘上的一栋十八层公寓，“还剩多少套？”
　　陈小姐保持职业微笑：“先生，这栋楼已经售出百分之七十了，现在还剩……”
　　“整栋买，多少钱？”老人打断她。
　　空气凝固了两秒。
　　“整……整栋？”陈小姐以为自己听错了。
　　“对。”老人从手提包里掏出一张名片，推过来，“我们是新钢生活服务公司的，想在上海给职工解决住房问题。整栋买，价格能不能谈？”
　　名片很简单：虞建国，新钢生活服务公司总经理。头衔普通，但那串手机号码是138开头的——在上海，这种号码段早就不放号了，能用的都是九十年代初就入网的“老上海”。
　　陈小姐谨慎地说：“虞总，整栋购买需要公司资质、资金证明，而且价格要跟开发商总部谈……”
　　“资质我们有。”虞建国从包里又拿出几份文件，“资金，可以先付三成定金，剩下走银行贷款。你只需要告诉我，能做主的领导是谁，我去谈。”
　　他的语气不是商量，是陈述。
　　陈小姐看了眼那些文件——公司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银行资信证明，全部盖着红章。还有一份上海市某区的批文，同意“新钢生活服务公司为解决职工住房困难，团购商品房若干”。
　　批文的签发单位，让她心里一惊。
　　“您稍等。”她拿起电话，打给销售总监。
　　二十分钟后，总监亲自下楼，把虞建国一家请进贵宾室。
　　三个月后，那栋楼整栋售出。购房合同上，四十多个名字，都是新钢的职工或家属。付款方式：百分之三十现金，百分之七十按揭，但银行审批快得异常——因为有尹家的某位行长打了招呼。
　　这是余庆路之后，虞家在上海的第二次“集体落户”。
　　消息很快在圈子里传开。
　　“听说没？江西新钢那帮人，又在淮海中路买了一整栋楼。”
　　“他们哪来那么多钱？”
　　“不是个人有钱，是公司团购，职工集资，银行放贷，一套组合拳。”
　　“这操作合法吗？”
　　“批文、合同、贷款，样样齐全，你说合法不合法？”
　　流言开始滋生。
　　有人说新钢是国企改制中捞足了油水，有人说虞建国背后有神秘势力，更离谱的，说新钢在江西有矿，挖到宝贝了。
　　真相其实没那么戏剧性。
　　虞建国的策略很简单：利用国企改制的政策窗口期，将新钢生活服务公司改制为职工持股的股份制企业。然后以公司名义，向银行贷款，在上海购置房产，再以“福利分房”的形式，转让给职工。
　　职工出小头，公司出大头，银行出杠杆。
　　而上海的房价，从2000年到2005年，涨了接近三倍。
　　第一批在余庆路买房的新钢职工，当初每平米三千入手的房子，现在已经涨到八千。有人卖了，套现，又跟着虞建国买新的。
　　雪球就这样滚起来了。
　　虞家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是组织者、担保人、资源整合者。他们不直接从房产买卖中赚大钱，但每笔交易，他们都要抽一点“服务费”；每个新落户上海的职工家庭，都欠他们一份人情；每个通过他们拿到贷款、办好户口、子女入学的家庭，都成了虞家关系网上的一个节点。
　　到了2005年，虞家在上海的“据点”已经不止余庆路一栋楼。
　　天平路一个老小区，三栋六层板楼，住着六十多户新钢人。
　　康平路附近的两个新小区，各有一整栋被新钢人包圆。
　　淮海中路、陕西南路、甚至静安寺周边，都有零散但成规模的“新钢楼”。
　　这些楼不扎堆，但彼此之间车程不超过二十分钟。谁家有事，一个电话，半小时内能聚起几十号人。
　　他们开始形成自己的生态圈：
　　——子女上学，有在重点中小学当老师的邻居帮忙打点；
　　——看病就医，有在医院工作的老乡提供便利；
　　——找工作，有在各大企业做到中层的“自己人”内推；
　　——做生意，有整个新钢圈子做初始客户群。
　　这不是简单的同乡会，是一个功能齐全的、有内部互助机制的社会网络。
　　而网络的中心，永远是虞家。
　　虞建国在上海的住所，也从余庆路那套复式，搬到了康平路一栋三层老洋房。房子不张扬，但地段金贵，邻居非富即贵。
　　每周六下午，洋房的一楼客厅会成为临时的“会客厅”。新钢来的老职工、在上海发展的第二代、第三代，会带着茶叶、水果、或只是几句问候，来坐坐，聊聊近况，说说困难。
　　虞建国总是坐在那张红木太师椅上，泡着功夫茶，听每个人说话。他不轻易承诺，但只要点头的事，基本都能办成。
　　“虞叔，我家小子想进交大，分数差三分……”
　　“我问问看。”
　　“虞总，我们公司有个项目，想找点资金……”
　　“把计划书拿来。”
　　“建国啊，我老伴病了，想找个好专家……”
　　“明天让小刘带你去华山医院。”
　　这些看似琐碎的帮忙，累积起来，成了虞家在上海牢不可破的根基。
　　外人看，只觉得这群江西人厉害，有钱，团结。
　　但圈内人知道，厉害的不是钱，是那张网。
　　一张用几十年时间、几千个人情、无数实实在在的互助，编织而成的网。
　　虞丕杰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
　　他读的是上海最好的私立学校，同学非富即贵，但他身上没有那种纨绔气。虞建国从小教他：“咱们家跟别人不一样。别人的根基在钱，在权，在名。咱们的根基，在人。”
　　“怎么在人？”少年时的虞丕杰问。
　　“在你帮过的人，记你情的人，愿意在你需要时伸出手的人。”虞建国说，“钱会花完，权会过期，名会变臭。只有人情，能传代。”
　　所以虞丕杰从小就学着认人，记事，算账——不是金钱账，是人情账。
　　谁家父亲住院时虞家帮忙找的专家，谁家孩子上学时虞家托的关系，谁家生意起步时虞家给的启动客户……这些他都记在心里。
　　等他长大，开始接手家族事务时，这张人情账本已经厚得惊人。
　　而他也学会了父亲的那套方法论：解决问题，给人方便，建立信任，然后——在关键时刻，兑换这份信任。
　　磊子，作为余家的亲戚，虞丕杰的表弟，从小就在这个圈子的边缘观察。
　　他看到了虞家运作的精妙之处：那不是简单的利益交换，而是一套精密的“社会资本运营系统”。
　　每个人都是一个节点，每条人情关系都是一条链接，每次互助都是一次数据交换。虞家作为网络的中心枢纽，掌握着最多的链接、最优质的数据、最强的调度能力。
　　磊子后来把这套观察，写进了他的论文《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流动与权力生成——基于一个同乡网络的实证研究》。论文没有点名虞家，但圈内人一看就知道在写谁。
　　论文的核心结论是：
　　“在高度原子化的现代都市，基于地缘、血缘、业缘的传统关系网络并未消失，而是以更隐秘、更高效的方式重构。这些网络的中心节点，通过持续提供稀缺资源（信息、机会、信任背书），建立起非正式的、但极具韧性的权力结构。这种权力的基础不是强制，是自愿服从；不是恐惧，是理性选择——因为服从中心节点，能带来更大的生存概率和发展机会。”
　　换句话说：虞家的权力，不是逼你听话，是让你觉得，听话对你最有利。
　　这比任何暴力胁迫都有效。
　　因为暴力会激起反抗，而利益，只会让人更忠诚。
　　2009年，实验小学的那场冲突，就是这种权力逻辑在微观层面的演练。
　　林星晚想站在第一排中间，这是她的利益诉求。
　　苏末晞挡了她的路，这是冲突。
　　传统的解决方式是竞争：谁跳得好谁上。
　　但虞丕杰、余钇君、磊子这代人，已经学会了更高级的方法：不解决竞争，解决竞争者。
　　诬陷苏末晞说重庆女孩坏话，这是制造道德污点。
　　林星晚用暴力制造身体伤害，这是增加竞争成本。
　　双重打击下，苏末晞自动退出竞争。
　　而老师、学校、甚至其他同学，都默认了这个结果。
　　因为林星晚背后站着虞家、余家、尹家的联盟。
　　得罪她，成本太高。
　　这就是那张网的威力：它不直接出手，但它存在于每个人的计算里。你知道它在那里，你知道触怒它的代价，所以你自动调整行为，避免冲突。
　　苏末晞当年不懂这些。
　　她只是觉得委屈，不公平，世界很坏。
　　很多年后，当她开始调查虞家、余家、尹家这个铁三角联盟时，她才明白，自己童年时遭遇的，不过是这个庞大系统不经意间露出的一角。
　　真正的巨兽，潜伏在更深的水下。
　　它的触须已经伸进上海的房产、教育、医疗、就业、金融各个领域。
　　它的网络已经覆盖了成千上万个家庭。
　　它的逻辑，已经成了很多人潜意识里的行为准则：跟着虞家有肉吃，逆着虞家没路走。
　　而要对抗这样一个系统，需要的不是愤怒，不是正义感。
　　是比它更精密的计算。
　　是比它更坚韧的网络。
　　是比它更懂得，人性深处，除了利益，还有别的东西——
　　比如手臂上那道疤，在阴雨天隐隐作痛时的记忆。
　　比如那个跑出更衣室时，不让眼泪掉下来的倔强。
　　比如很多年后，站在废墟上，依然想要重建一些东西的冲动。
　　那些东西，无法被量化，无法被纳入利益计算公式。
　　但它们是火种。
　　在系统最精密、最牢固、最看似无懈可击的地方。
　　等待着，一阵风。
　　或者，一个愿意点燃自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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