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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单兵行动
许多年以后回顾过往，我偶尔会觉得，在人的一辈子当中，电话这东西实在扮演了重要角色，几乎每一个电话都对未来的某些事儿产生了某种导向作用。柳苏苏的人生似乎尤其如此。
那天想当然拿起她的“长虹电子”，心说这情节进展还真不是一般的没创意，看到屏显的时候却有点儿意外。我把手机递给柳苏苏：接吧，系花家里打来的。之后便看她一脸狐疑地接听，听着听着跳下床去，披上件衣服走出了房门。接完电话回来，柳苏苏脸色古怪、语气沉重地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我抱枕头坐好：听你这口气，好坏都不是什么轻松的事儿。
柳苏苏看着我：好消息是前段日子杨雨回过她们医院，也跟她家里联系过了。坏消息是，她本人没回家去，打电话告诉她父母，她已经去单位里办好了停薪留职。
我看出柳苏苏眼里的犹豫，试探：AND THEN？柳苏苏表情啼笑皆非，跟着给我介绍起杨雨父母在电话那头演讲的详细内容。
话说这杨氏二老，本来每隔四五天还能收到女儿报平安的消息——尽管电话总是打一次换一个地方，发信的地址每次都不一样。这也罢了，要命的是最近一星期杨雨那边儿忽然就完全没了信儿。高干夫妻俩急了，一个电话找到宝贝姑娘唯一叫得上名字的昔日好友，痛说家庭不幸之后没忘了交待柳苏苏：她要是联系你，或者说生活上缺了什么少了什么，小柳你可千万告诉叔叔阿姨一声！啊！
我沉吟着，一直听她把前情交待完毕，忽然想起杨雨挂号邮寄给我那两张照片：一模一样的景物，相机取景的角度和方向不同，看到的也就截然不同。给我寄这样的东西，当时就猜测，她的用意就是想告诉我一声，这道理她已经明白了。而现在，事实进一步确认我的猜测基本合理。
思忖间旁边柳苏苏在问：你认为她突然跟家里失去联系的原因是什么？
我想了想，无奈摇头：不知道。之后莞尔，拍拍柳苏苏不安的手背：别太担心。甭管是为什么，我觉得等过些日子，她会主动联系咱们。柳苏苏皱了修眉：就这么肯定呀？想到上一次见面杨雨说要找到伤者时候的那副韧劲儿，我笃定地点头，真心说：她现在比咱姐儿俩强多了。柳苏苏苦笑，黑水银的眼睛里有点儿无力：可也是啊！就咱们俩，自己的事儿还手忙脚乱呢！管得着别人么？
那天到底也没睡个安稳觉，大约凌晨时分柳苏苏的手机又响起来，这次是个陌生号码，到把我和柳苏苏都吵醒那会儿，记录上对方已经反复打了若干次。电话接通后，大出意料，这个号码居然来自遥远的某野战医院值班室！
您想问我怎么知道的？很简单，电话是我抢着接的，电话那头对方说，她是潘凌。
您应该记得在这个故事的开头我说过，对于我并没有把握能记住的陌生人，总也不愿给对方量留下过深的印象。一直以来努力维持着情绪上的那种均衡持平，不得不说是有点儿用脑过度了，以至于到这时候甚至想不起潘凌这么个人。直到电话那头浅浅笑了起来，开口叫我是“冯岚的女儿”，不到一年前野战医院那点儿诸如拆散的头发，脱臼的胳膊此类想起来就尴尬郁闷的经历才一些些回潮。
回味一下潘凌大夫的举止谈吐，当初觉得跟肖珊大夫疑似，现在想想，其实也很像我妈。她呢，比肖珊大夫多着分镇定，比我妈多着点儿刚强，一言以蔽之：远之则欲近，近则复欲离。故而对着话筒，瞄着柳苏苏的脸色，我有点儿怯怯地叫：哦，潘大夫。
那头潘凌大夫闪烁其词：行了小姑娘，今儿打电话的不是我，应该接电话的也不是你。时间宝贵，咱们两个闲杂人等就不要再占线了吧。
我笑，吐吐舌，捂上话筒就给柳苏苏递了过去。至于这电话是谁打来的，还用问吗？昭然若揭了都。嗯，就算猜不出来，您看看柳苏苏那副瞬息万变气象万千的表情（不要跟我追究这俩词儿是不是一个意思，54吧！表达效果高于一切），再用脚趾头想一想，也该知道了。
以前听人说正在谈恋爱的女人时时处在某种颇为神经质的精神状态之中，那会儿还以为最先说这话的人不是危言耸听，就是对事实进行了含一定目的性的艺术夸张，现在总算是明白了，很多事儿听着玄乎，到头来讲究一个眼见为实。我事后多年也仍然很难说清楚那天接电话的时候柳苏苏是个啥德行，但当时就可以肯定，一个电话的功夫丫就在本姑娘面前现场玩儿起了大变活人，说得文艺腔点儿，那就是一副美丽的躯壳因为来自世界某一方的短暂讯息而骤然灵魂注入，活色生香了。由此直接导致的后果，是本人很知趣地适时退出房间，披上件衣服，沦落得半夜三更窝在客厅沙发上看无声影碟。影响到柳苏苏人生的每一个电话里究竟各自包含着怎样丰富的内容，已经无从考证，可毫无疑问，最先打“手机是手雷”这一比方的那位仁兄，您实在是个天才。
之后再回去，柳苏苏把她的手机递给我：没挂呢。有人要和你说话。我直觉她语气不大对劲，无奈还是得先顾电话。
那头依旧是白大褂配了军衔的范儿，冷冽、利落而简捷：听说你在休假，是不是？有时间的话过来一趟吧——你自己来就好。最后有句话说得却很客气：以后别这么见外，不嫌我老就叫大姐。
这句话可以说已经奠定了之后事情的全程走向，只是当时的我没有意识到。我对柳苏苏眨眼睛笑笑：让我叫她大姐呢。柳苏苏想笑，到了却抱着我压低了声音哭，这一哭就是半宿，任我怎么哄怎么劝也止不住那涓涓细流。
事后我每次想起那天晚上，所谓将尽处，四目惺忪，只余滴漏，一一流到天明，总觉得那像是我和柳苏苏之间的某种仪式。往远了看，似乎是人生一定阶段的临场告别。往近了看，好像勉强可以算是“哭嫁”。正因有了这个带点儿仪式性的记忆，当后来我这位从小学一年级起就办事儿一丝不苟、人前一本正经、学习事业一鼓作气、却在总体上一马平川的人生的第二十一年当中关键问题上一败涂地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昔日好友，猛然拿未老嫁作军人妇的爆炸性新闻给来我一记当头砸的时候，总算我个人在感觉和感情上接受起来并不是那么突兀。
身为唯一一个跟她柳女侠厮混这么多年的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好青年，我想我大概还有这样的权利去告诉她身边所有的人：对柳苏苏而言，比起在短时间内立即为自己今后的人生作出明智抉择，相对困难的却是随心而至、随遇而安。可尽管困难，有些事儿也到底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发生了。我猜，那个话不算多一笑俩酒窝的男人，没准儿就是她柳苏苏这辈子躲不掉的一大劫数。
结婚算是一件人生大事吧？诚然，它能一下子在两个年事相仿的朋友，特别是女孩儿之间，拉上一道隔断东西划分南北的鸿沟。多次的社会改革让现在许多事情的过程简化，效果立竿见影，前后或者只需要个把钟头的工夫，柳苏苏和我就会成为两座城池里的居民。
要说这事儿我心里一点儿也不别扭——想都别想，绝对是假话。但事实上，后来根据当事人的反映，我在即将失去唯一的闺密这件事儿上，多少有自作自受的成份。当然，这是后话了，对此，我接下来的唠叨尽可能还原现场。
到达夜半电话另一端所在地时，已经是我那次维时七日的“病假”的最末一天。确切地说，是当天的凌晨时分。天空布满云气，折射出大概打市中心那儿来的遥远的红褐色光。
那天来迎我的潘凌大夫是居然开车来的。车是最最老实的那种外型，这里说的老实类似于牛仔裤，白天亮相到大马路上也不怎么扎眼，草草过目的话您绝对记不住，社会安全指数相当高；等繁芜尽去回到自己家，凑近一仔细倒也经看。
我对车一贯没多少兴趣。印象很深的却是刚照面的时候，路灯氤氲，人从车里出来，穿一身极整洁的家常衣服，一颦一笑都是风情。尽管有心理准备，我还是惊讶：带了军衔的女医生冷冽，可脱下工作服比谁都贤妻良母。怪不得以前在宿舍里老大她们宁可不好好吃饭也得省下生活费添置好衣服呢！衣服这玩意儿简直就是画皮嘛！
反光镜里她看我的目光倒带着几分军人透视的意味，貌似表扬地告诉我，我比她预计的早到了半个小时。
凌晨气寒风大，人的感官也跟着被若干倍放大了，别说半小时，少在户外呆一分钟都是强烈的身体欲望。但凌晨也是正常人一天当中最不容易说谎的时间，坐在这么老实的一辆车里，正常人连产生说谎意图的兴致都不会冒出来。
我老实告诉她，我怕来晚了赶不及在出站之前就地买好去C城的火车票，不便及时返程。
潘凌大夫笑笑，踩油门。后来方向盘打弯的时候她说：我能理解。你这一遭走得愉快不愉快暂且不计，实在不能说是轻松吧。
那语气不是疑问句，是轻感叹句。
对此我只能苦笑一下，扮个鬼脸。
废话，这能轻松吗？首先目的地就不明确。潘凌大夫电话里给的线索寥寥可数；电话号码呢，看过就能知道，跟一年前妈交给柳苏苏的那个号显然不在一条线上，甚至有可能不在一个相对临近的地理位置。其次是条件开得可够刁钻。电话里说得清清楚楚，“你自己来就好”，言下是说我要是有胆子来，就得一个人来，搁人军旅小说里，这叫单兵行动。
对方的种种行为看起来都像成心考验我这计算机系本科毕业生的独立信息搜罗能力似的，联想到那类文艺作品惯用的套版路数，这次非正式的口头邀约越琢磨越像是一场被下好了套的考核型军事选拔。至于我碰上的这位主考官，既高明又缺德，故意把这件简单的事儿搞得像解题，迫使本姑娘不得不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为之大耗工夫。等最后真的把这道题解了，紧紧抓住假期的尾巴应邀而至的时候，又忍不住懊恼：袁微，你堕落啊！居然让一个半路杀出的电话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这份儿算跌惨了。
或许是敏感，再或许是本能使然，我笃定这件事背后还有那样一个人的存在——潘凌大夫还不至于损到这地步。
这种笃定的心意没能坚决多久，我就见到了所谓的背后那个人。
到那会儿我才意识到，这个人，无论说他高明或者缺德，用词强度都过低了。
潘凌大夫的车停在大约黎明时分。私人汽车小小地盘之外的空间全然是一个让我感到陌生和新鲜的环境。
好像是习惯性的，下车前她郑重其事地问：你身上没有手机一类的东西吧？
我不由地紧张了。现代社会除去医院以外，完全禁用个人无线通讯设施的地方该是什么场所？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那种场所通常不允许人自由出入。
潘凌大夫看了看我：怕黑吗？我有点儿不明白。潘凌大夫脸上又挂出那种冷冽的白色微笑，她说怎么，对这个问题，你完全没有印象？我沉吟一下，说：有。我想起来了，那是差不多一年前，就在我家老房子的楼道里。
哦，那当时你怎么答的？
他问我怕黑吗？我说噢，还成。
潘凌大夫很放松地笑起来，说那现在呢？你什么感受？
我借着微明的天色看了看四周，很坦白地说：我害怕。这儿一草一木，一风一沙，到处都让我觉得没安全感。其实，如果不是现在这么暗，说不定我更害怕。所以，如果这儿就是您在电话里让我来的地方，剩下的路，您得拉着我走。
说到最后我眨眨眼睛笑了，耍赖谁不会呀！我对她笑，既是耍赖，也是给自己打气。
但后来潘凌大夫居然真的拉起我的手了。她的手不像一般的医务人员那么凉，但是同任何医务人员一样柔软灵活，拉着我走那消失的夜路时，就像大姐姐拉着小妹妹。这让我的手掌心充满了一种既生疏，然而又是久违了的感觉。
太阳仿佛下一秒就要升起来了，一路上的光线是明暗不定的。走到后来才发现，几乎到处矗立着异常直挺的人影，那些人影身上有什么东西暗涌一般地翻动。我觉得自己好像知道，那是真正的迷彩色。显然，这很可笑，因为在这以前，我也就是参加军训那会儿穿过几天劣质作训服，并且对队列正前方全身军品的教官们羡慕得干瞪眼。
衣服是画皮，军装是画皮中的画皮。
我用目光轻轻地看着他们，就像很小的时候坐在大人的自行车后座上，看着街旁玻璃橱窗里的电影海报。那好像是一段特别特别遥远的记忆。
途中潘凌大夫偶尔回眸的时候，脸上那么自信，声音朗朗地说：怎么样小丫头，没有你想得那么可怕吧？我微微一笑。这里是当初小柳儿彻夜未眠，在病中撂胳膊轰轰烈烈过的地方，想到这一点，似乎就真的没什么好怕的了。
胆量一起来，我几乎没有注意到那天的路越走越偏，直到一排突兀的枪声从远方直冲上天际。
……乒乒乓乓，乒乒乒，乓乓，乒乓乓，乒乓……
天哪！打枪哎……我心虚地闭上眼睛堵上耳朵，感到自己鼻子都皱了起来。
等到枪声渐渐稀落乃至戛然而止，周围恢复之前那种略带肃穆的寂然，我再睁开眼，天色已经比之前亮多了。我奇怪身边怎么突然不见了潘凌大夫，一扭头就见不到五米远的距离外，有双放大的幽黑眼睛朝这边狼似地一眯，吓得我几乎没原地跳起来。
这人是不是从地底下随便飘出来的？我心里怵怵。
这个仿佛从地底下乱飘出来的人就是小P孩儿圆圆他爸以及传说中的A大队第三中队烂人队长。
我记得，自己并没有花太多的时间辨认，尽管可视条件不太好，对方脸上又抹得黑黑绿绿像颗大西瓜。这样的眼睛找不出第三只。
我还记得，A大队中校袁朗同志站那儿背着手斜着眼地坏笑，他说隔那么远捂什么耳朵啊？大清早特意为你准备的欢迎礼炮……这就吓着了？他低沉的懒洋洋的声音，语气不细听几乎有点儿哀怨，以至于我那时心里很不平。喂喂喂，再度见到这么个印象中的怪人居然会是以这样的姿态，要哀怨也该我来哀怨吧？您凭良心说是不是？
我讷讷地垂下手站好。然后我发现，原来自己根本不知道所谓的“站好”到底该是怎么站。这让我局促不安。
来不及谁先问什么，远方已经又有那样的一排枪声响起来，破晓一样。懒懒散散的袁中队长忽然起劲儿了，狼眼睛转了又转，说：来都来了，就不想看看？说完也没等我表态就转身走开了。从背后看，他走路的样子骨头快散架了似的摇摇晃晃，让人觉得站在原地看他那么走开是件很带着伤感的事儿。于是我很认命地带着一肚子狐疑跟在了后面。
没办法，这是人家的地盘儿！
天色越来越亮了。如果黑暗是种保护色，那就表示，我在这儿很快就得无所遁形。我尽力寻找着周围一切可观察的东西来分散心里那点窘迫，像是运动鞋正在踩的是草地，鼻子呼吸的空气质量一般，还有，无可回避的一点，那时而稀落时而密集的枪声在迫近。
到这时要是再说我不知道要被带去哪儿，恐怕就是我的脑髓里有了点儿贵恙。
这条路所处的水平线当然不算什么高海拔，但是根据爱因斯坦相对论，对下面那片低地上的坑坑壕壕来说，这一顺边儿的坡地正是一个便于观察的绝好制高点。我大概可以肯定，就是在那些远看着沟壑一样的线条里，匍匐着刚才那样乒乒乓乓的一排又一排枪声。
然而，等真正看到了靶场一隅，我就发现之前我错了，这枪声呵，它不是乒乒乓乓，而是突突突突，像人类的心跳。
只有一支枪在射击。子弹出膛的突突声带着一种近乎娴熟的节奏感，一响一响有条不紊地落下，大约持续了十秒钟。枪声停下，射击者随后站了起来，许多作壁上观的兵站在他的对面方向，目光貌似都迎着刚刚被送来的靶纸。
这似乎是一次集体性例行训练。至于具体的内容要求，客观条件的优劣，练习或者考核相应的难度，射击者是受训人员还是教官都不得而知。这不是我这样的军事菜鸟能够仅凭肉眼和听觉直观判断的。我感兴趣的地方，也从来不是这些。对心里不怎么踏实的人和事，我总是保持淡漠的缄口状态。
我看看身边悠哉游哉的人。我想，这几点他肯定有把握，所以我才能大剌剌站在这儿。
没有了枪声的靶场显得特别静。有一刻，我甚至联想到了当年高三毕业班活动课集体上自习，那些杀气腾腾的教室。射击者悠悠地站在原地，看样子对那些人说了什么。很快，聚集在靶纸附近的迷彩以一种节制的迅速规律分散成若干个点。他们排成了疏疏落落的整齐一行。然而，似乎没有一个人打算匍匐下去，然后端起枪支。他们一个接一个跳回了平地，开始列队跑步。
他们少说得跑二十公里。袁朗中校很随意地说。他已经就地找了个坐位驻扎下来，眼睛追随着那支看起来有点儿愤慨的队伍。老实说，那支队伍跑步的姿态让人觉得，每个人都快憋出内伤来了。
让你看，知道为什么？他忽然问道。这时天已经算是很亮了。
或许是……出于对某些规则的不信服吧……我故意答非所问。袁朗中校收回目光，瞳人黑黝黝闪烁了一下，那一瞬间我觉得我穿帮了，但他却什么也没说。
于是我只好将错就错继续说下去。
其实，我根本不太明白他们在做什么。哦不，应该说，我没法儿真正地理解你们在做什么。您也看见了，听见几声枪响我都能失态成那样儿……可是，刚才看着他们起跑……我斟酌着字眼说：……我怎么觉得，他们好像特恨刚才射击的那个人似的？
这是句搁脑子里一步三回头的话。可这位特种兵中校居然笑了，他说难怪你个丫头片子能有那么一外号，不冤枉。
您觉得您的外号您担着冤枉吗？我条件反射一样回问，不知不觉嘴角也有了笑意。一个被妻子都称作“烂人”的人，我忽然觉得，虽然看着挺危险，但应该很有趣。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的是，袁朗此君早在他刚入特种大队担任某一中队分队长的青葱岁月就已经沦落到被自己带的以第一拨儿新兵私下悄悄地编派进了基地民谣。后来我听某人无意中说起这事儿，就顺便抓住机会连A带哄当时参训合格的一位老兵把这歌儿给唱了。要说当兵的，无论级别高低，唱歌十有八九都是一个走调的命。可架不住那词儿编得生动啊：有一个道理不用讲，有一个坏蛋叫袁朗。他没有战友情和义，他不是人生父母养！组织啊，俺地娘，这见鬼的日子还有多长？（PS，这里沿用一下马蹄声凌乱《话说齐桓》里的情节。谁让水草我看文看到现在最服的就是她呢！）
唱歌的老兵唱完之后还感慨：真捱过了那见鬼的日子才知道，咱们队里，像这样的“坏蛋”一抓一把，其实跟枪法格斗一个样，都是练出来的。也就队长一个，娘胎里带出来这本事，纯天然！
然而那一次，我在这个柳苏苏孤军深入战斗过的地方满打满算只逗留了两天，正可谓特种基地的一名计划外过客，无论如何没那缘分领教他们所说的那些经历。事实上，如果拿特种兵们的评价当参照物，在这不到四十八小时的短暂时光内，我接触的似乎是另外一个人。
为什么让我参观射击？那天在坡地上我还是忍不住问道。总不能什么事儿都我自己想吧，那活得未免太累了。可人中校立刻纠正说这不是参观，只不过今天你、我经过的时候这儿“刚好”在进行新人的打靶训练。理解什么意思吗？
袁朗看我的眼神儿很奇怪。他坐在那儿，歪着脸，神情让我恍惚觉得这一刻我不是我。
我深呼吸了几下儿，说我大概懂，但这是为什么？
一支进行打靶训练的队伍，在项目进行途中，没有领队，没有口令，自觉列队，武装越野二十公里，周而复始的现象。你不好奇原因吗？
对方不答反问，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答非所问。不好惹的家伙。
事实证明，不好惹的家伙视力通常都毒得很，他知道我这惊弓之鸟在顾虑什么。袁朗中校翘起腿邪邪一笑，狼眼睛又眯了起来，说如果我明确地告诉你，像这样的问题可视为假设案例，并且不涉及违规，你仍然不好奇？一点儿都不好奇？
他说话也是带笑音的。“也是”。尽管这笑不比那笑。他在玩儿，而且现在很尽兴，我想。
我站着，少有地感到大脑里一片木然，几乎是傻子一样听着，还听得头晕。这时有人不慌不忙地从靶场中心差不多是逛了过来，边走边用极复杂的眼神扫描着这边，一直走到近处停下，抬起右手轻轻敬了一个礼。
队长。
袁队长笑笑，目光游移在他处：你今天状态有点儿反常啊。刚才成绩怎么样？
叹了一口气。报告队长，用您的话说，削南瓜够数了。
我的目光落在这个疑似刚才射击者身上。满身满脸的迷彩，没戴帽子。
吴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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