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大臣（No, Minister）

　　【幕间】S01E02.5

　　西里尔的日记及备忘录（1980.1.28-31）

　　1980年1月28日，星期一 | 伦敦，皮姆利科 | 冷，有雨

　　新的一周。

　　我将整理好的简报连同两份邀请函，还有Sir的备忘录一起，亲手放进了大臣的收文篮。这像极了在给大臣制造一个难题——或者说，一场预设的考验——这让我有些不安。

　　邀请函放得很浅，大臣很快便读到了，他刚阅读到MAFF那份邀请的时候面上还带着兴味，似乎嘟囔了一声什么：“上帝的鳕鱼？（Oh, God's cod?）”紧接着看到下一份BTA的邀请，大臣面上的表情顿时凝固，显得有些难以置信。

　　他双手各拿着一封，将它们靠在一起，似乎在对比，又扫了眼我整理的简报，最后将邀请函丢回了桌面。

　　看着大臣在办公室里来回，我有些紧张，直到他停下转头询问我对这个……来自康沃尔的双重邀请的看法，让我一下回忆起上周Sir的言论。我按规程复述了邀请的客观内容，被点明了，我说抱歉。

　　接着大臣发表了对这两个同时同地的却立场相对的邀请的看法：“先为鳕鱼的葬礼致悼词，再鼓励人们吃掉它的尸体。”很精确。

　　我也提出了我的“看法”，大臣显然翻了个白眼。

　　他转而询问Sir的看法，我递给他Sir的那份备忘录。

　　那份备忘录，我自然也是读过的。很完美的分析，标准的解决方案，只是和Sir之前说的“机会”存在些微妙的距离。但大臣看完之后的回复，确如Sir所想的那般决定亲自去现场协调。这是对大臣性格的把握吗？我不确定。

　　退出大臣的办公室，我拿着那份备忘录，绕过走廊，敲响了Sir办公室的门。他正在翻阅一份看起来像是关于康沃尔郡地方经济的报告，旁边放着一杯茶。

　　“看起来大臣选了C？”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Yes, Sir. ”我尽量让声音平稳，“大臣决定，接受两项邀请。”

　　我将那份备忘录“还”给Sir，并且原句转达了大臣的话。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发出一声“嗯哼”，划去了自己日程表上的一项安排，随后将目光重新投向报告。

　　“那么……关于备忘录中建议的‘紧急召集跨部门会议’？”我试探着问。

　　“暂时搁置。大臣既已选择亲临现场，那便让现场的力量来推动下一步的协调。DSC的职责，是为大臣提供支持，而非取代其决断。”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再说什么，但站在原地没动，直到Sir抬头问我有什么疑问。于是我询问他为什么毫不意外。

　　他说不是不意外，只是在意料之中，因为大臣是个勇敢的行动派。

　　行动主义者在面对程序和现场两个选项时，总会有一种天然的倾向性，去亲自验证现场的真实性。Sir这么解释。

　　总之，我离开Sir的办公室后去通知私人秘书处，为大臣准备两份演讲稿草案。一份用于渔民研讨会，强调可持续发展和中央政府的倾听姿态；另一份用于海鲜节开幕式，侧重康沃尔的旅游潜力与海鲜产业的经济贡献。确保每份稿件在逻辑上无懈可击，在提及另一场活动时保持必要的模糊。确保所有备选项都已就绪，以支持大臣的现场发挥，并应对突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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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1月29日，星期二 | 伦敦-康沃尔，夜间卧铺列车 | 阴，有薄雾

　　今天比往常更忙碌。

　　我忙着核对地方联络官员的名单，确认交通住宿的细节，为大臣的康沃尔之行做最后的准备。

　　因为大臣在今天晚上有一项活动安排，我们只能选择乘坐帕丁顿开往彭赞斯的夜班卧铺列车，以确保能赶在明天上午的渔民研讨会开始前到达纽林港。

　　我将为大臣准备的康沃尔背景资料、两份讲稿草案、紧急联络人名单等装入公文包——大臣希望在车上阅读这些资料，又反复检查了所有细节。

　　上周IDISM会议确立的DLO机制，各部门也提交了初步反馈，我安排我的助理秘书整理摘要。再三审阅，确认无误后，我带着文件敲响Sir办公室的门。

　　他仍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摊开几份文件，左手无名指上的绿宝石戒指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着幽光。

　　在我完成DLO的口头简报后，Sir询问我关于康沃尔，有什么新的观察。

　　我汇报了今日准备工作的进展，并提到了上午与地方联络官电话确认时，对方提及旅游局在组织海鲜节时，对港口防波堤的使用问题，似乎曾与郡议会有过一些非正式沟通，但具体内容不详。我本以为这只是例行汇报，Sir却微微侧了侧头，目光变得深邃。

　　“很好，西里尔。”他拿起钢笔，在手边一份报告的空白处，写下了几个词。我不确定这代表什么，但直觉告诉我，这并非随意记录。

　　晚上，和大臣一起登上了前往彭赞斯站的夜间卧铺列车。

　　先陪大臣去了他的包厢，从公文包取出大臣需要的背景资料。

　　时间已经很晚了，但大臣看起来精神不错。他一边看着资料，一边和我聊起了康沃尔的历史，一路聊到当地一种名为“仰望星空派”的奇特食物。

　　“把鱼头戳出派皮，像在仰望星空。很有想象力，不是吗？一种绝望中的诗意。”大臣这么评价道。

　　我感觉他似乎在用一种他特有的方式，抵御着即将到来的压力。

　　今晚的夜色格外沉重，我希望明天，康沃尔不会比伦敦更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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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1月30日，星期三 | 伦敦，皮姆利科 | 大风

　　清晨的时候，我按约定的时间敲响了大臣的包厢门，大臣换了一套棕色的粗花呢夹克，显得更平易近人。他正在喝早茶，一边阅读我之前递交的康沃尔相关背景资料。

　　我和他问了好，将行程表和两份讲稿摊开放在小桌上，又拿出笔记本，准备为大臣做研讨会前的最后一轮分析。

　　“放松点，西里尔。”大臣放下文件，“你看起来比我还紧张。担心我会搞砸？嗯？”

　　我解释自己只是在确保所有应急预案都准备就绪。

　　“应急预案？”他挑起眉，开了个玩笑，问我是准备了媒体的公关预案，还是为他提前写好了辞职信。

　　我们当然准备了公关预案，这是必要的，无论预期的结果如何。

　　上午的研讨会，大臣的表现超出了我的预期。他没有躲在官僚辞令后，而是走入渔民中间，让他们倾诉。他把普遍的愤怒，引导到了具体可解决的问题上。当他说出“我不能，约翰”时，那份真诚的坦白，以及随后“以个人名义致电银行”的承诺，虽然不确定效果，却真实地触动了人心。

　　只是这个有力的承诺，也存在风险模糊的风险，一个内阁大臣以个人名义致电银行，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压力。这或许算的上是一种越界行为，违反了白厅的一些惯例。

　　午餐之前，我按照规程，用电话向伦敦的办公室做一个简短的口头汇报，这是PPS的职责。

　　我向Sir报告了上午的情况，大臣与渔民的沟通非常成功，气氛从对抗转为建设性。大臣承诺将就执法、污染和补贴问题展开跨部门协调，并承诺亲自为一位濒临破产的渔民向银行求情。

　　Sir并没有直接评论大臣的承诺，只是提醒：“西里尔，保持警惕。上午的成功，可能会让下午的海鲜节变成一个更巨大的火药桶，渔民们现在对大臣的期待值已经完全不同了。”

　　接着和大臣共进午餐，大臣半是自言自语，半是和我倾诉，反思了他上午对布鲁塞尔相关问题的回避。我肯定了大臣的表现，做了一些分析，希望能让他好受些。但是好像并没有很有效，大臣似乎暗自决定了什么，让我有些不安，我小心提醒大臣，渔民对下午的活动，可能会有更高的期待。

　　下午、下午果然出事了。

　　大臣被泼上海带的那一刻，我甚至能听到自己心脏在胸腔里剧烈的跳动声。混乱、相机、闪光灯，还有那些混杂着欢呼和倒彩的声音，一切都来得太快。

　　我冲上去将大臣和媒体的镜头隔开，但作用并不大，媒体们已经收获了足够多的照片。我将大臣带到后台，帮他清理，安抚大臣的情绪。环境部突然发出的紧急质询，海鲜节巧合的提前收场，兰伯特局长的那番感谢，击穿了所有表象。

　　我紧急联系了秘书处，和Sir汇报了情况。

　　Sir短暂的沉默了一会儿，回复：“西里尔，确保大臣的安全。不要发表任何评论。立刻返回。我会处理媒体。”

　　回程的路，比来时漫长得多。在普利茅斯站我下车买了晚报，险些错过列车，如果我跑得再慢一点，恐怕就得让大臣独自一人乘火车回伦敦了。一个教训，往后要在身上多备些零钱。

　　当大臣问我是否向Sir汇报过防波堤的问题时，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我只能如实回答。大臣听后的沉默，比任何质问都更沉重。他好像明白了什么，而我似乎也明白了一些东西。

　　今天的经历，远比任何文件和备忘录都更深刻。

　　我需要确保我的笔记本上，记录下所有，所有我能记住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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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1月31日，星期四 | 伦敦，白厅 | 阴冷

　　今天早晨的大臣办公室，出奇的安静。

　　大臣坐在办公桌后，面前摊开着各个媒体的报纸，从《太阳报》耸人听闻的“天啊，我的鳕鱼！”到《泰晤士报》冷静克制的“渔业紧张局势爆发”。他一张张看过，没有发表任何评论，只是将它们默默地推到一边。然后从收文篮中翻出两份备忘录，签下名字。

　　Sir把我召进他办公室，询问康沃尔之行的细节。我递交了行程报告，尽可能客观地描述了所有事件，包括兰伯特先生在后台的那番话。

　　Sir听完后，没有发表任何评论。他只是拿起我的会议记录，指着渔民们提到的几个具体问题——法尔茅斯河的工业污染，皇家海军渔业保护中队的巡逻频率，个体渔民燃油补贴的申请流程。

　　“西里尔。”他说，“起草三份备忘录。分别致环境部、国防部和财政部。主题是‘关于协同协调部就康沃尔郡渔业可持续性问题收集到的初步地方反馈及后续跨部门信息征询’。引用大臣在研讨会上的承诺，要求他们就这三个具体问题，提供相关的政策文件、数据报告和现行流程说明。”

　　我愣住了。

　　“Sir…现在？”我有些迟疑，“鉴于媒体目前的反应，我们现在主动接触这些部门，会不会被视为……”

　　“被视为在履行职责，西里尔。”他纠正道，灰绿色的眼睛看着我，“媒体关注的是戏剧性。而白厅，关注的是程序。大臣在康沃尔做出了承诺，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将这些承诺，转化为正式、可追溯的公文。这证明我们没有因为意外而停止工作。这，才是对昨天那场混乱最有力的回应。”

　　在媒体的喧嚣之外，官僚机器的齿轮照常转动。Sir正在用无可指摘的方式，将大臣昨天那些看似即兴的承诺，变成插入其他部门运作体系的小楔子。

　　我花了一整天时间来撰写那三份备忘录。措辞必须极度谨慎，既要传达出大臣的关切，又不能显得像是在指令或调查。

　　傍晚，大臣终于在他的办公室里开口说了今天第一句与工作无关的话。他看着窗外白厅的黄昏，低声问我：“西里尔，你觉得……我们昨天真的打开了几扇门吗？”

　　我看着手中即将发出的备忘录，无比确定地回答：“是的，大臣。我想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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