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将至的情人们

　　我回家后一睡就是四五天不醒，让母亲害怕起来。派出所的民警给我母亲说我脑子有问题，不让到处乱跑，我母亲大白天都把大门上了锁。当看到我睡着不爱起床，开始也就放心了，但我由不爱起床变成了睡不醒时，让她深感忧虑起来。她怕我睡过去，就冒险拉起我，逛了几次街，带我吃老京城小吃。我渐渐地在母亲眼里有些正常了，还不至于有她想像的那么严重，胡言乱语，惹事生非。再出门，她就不再寸步不离，只是在背后远远紧盯着我。我感觉家人对我一点都没有放松警惕，我总能听到家人在背后嘀咕，说我这状态和表哥去年自杀时一样。家人也让我愈来愈感到恐怖，他们的管束不亚于监狱里的管教人员，只是人在正常时体会不到。
　　表哥在我去新疆后不久，投湖自杀了。我知道时，正在和络红在新疆过着男耕女织一般的幸福日子。我表面上像是很悲伤，让络红在夜里抱着我劝几回安慰几回，也就平复了。其实我心里却看不起表哥的死法，嘲笑表哥没什么文化还学着文化人样子了结生命。
　　我渐渐也爱说话了。一天到晚，天南海北云山雾罩地信口开河，让家人时而高兴时而担忧，感觉我的言行还是有精神病加重的嫌疑。父亲背后跟母亲说：“他现在的状态还没事。我观察还不到严格管控的阶段。精神病就怕一会沉默一会胡说，最容易出意外，出现自残或伤人事件。如果一直处于胡言乱语的状态，还真没事。最好让他去外地找点事做，也许就好了。在京城，关在家里，也不是长久之计。让他到处乱跑也不行，京城里容易受刺激的事又比较多，会加重病情。”
　　父亲部队时的一个下属，出于对我关心带我去吃饭，酒桌上认识了一位大哥。大哥姓关，叫向党，神秘如故宫秘档。听他说话像听天书，一句话都得让我分析几夜还明白不了，而且越分析越神秘，越神秘越崇拜关大哥。关大哥说话豪爽，一张口就是上亿，几千万都很少出口。我跟他接触有很长的时间也没听他说过几千万的事，仿佛他对货币计算的基本单位就是亿。
　　我真的以为自己就是精神病了，没想到见到关大哥他们后，感觉我还算正常的。
　　一天，关大哥让我到他公司去找他。
　　关向党的公司在一栋气派的写字楼里，整体不大，但办公室、会议室、卧室、卫生间、厨房一应俱全，办公、开会、吃喝拉撒睡、公事私事一条龙全能应对。人员也不多，算上关大哥才三个人，有一个女的，非常妩媚，不用想就是秘书。还有个男的也是秘书，听他说他以前是个教师，教中文的，当然也就是关大哥的文字秘书。
　　关向党开门见山地给我说：
　　“你以后到我公司来吧。公司里就这几个人，许多项目落实不了，因为得到外地去。你看我一天都很忙，离开京城一天，都不行。女秘书单独出门我不放心，再说她走了也不放心我，而我们一起出门家里人不放心。男秘书老气横秋的只会写写画画，以前是个教师，总跟小孩儿玩了，在社会上吃不开。一杯酒就能把心里的话全撂倒了，都不等人家问……
　　”我观察多次了，有文化、有涵养、也有才干吧。相信你能够，完全能够完成我交给你的任务！干事业讲究个顺心，讲究哥们情谊……你这性格我能看出来，如果跟你不对脾气，给你多少钱你都不干！你要是不嫌弃大哥就跟大哥干吧，保证吃香的喝辣的……”
　　我说：“好啊，承蒙大哥厚爱，小弟当竭尽全力为大哥跑前跑后！只要大哥放心，把事情交给我一定保质保量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任务！”
　　关向党说：“以后正规场合叫我关总，喊大哥像是□□似的。”
　　我说：“关总，放心，面上我叫你关总，但我心里一定把你当成永远的大哥！”
　　关向党说：“现在有个项目，要在内蒙实施。这个重要的任务就交给你了。这里有几份文件材料，你先拿回去，认真地读，把精神吃透，熟烂于心。后天你再来，我再给你安排任务。”
　　我说：“好的，关总，你放心吧。我干别的不行，可琢磨文件材料，我行，特别是红头的。”
　　关向党说：“可不能这么说，要严肃对待红头文件。上面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事。但是也不能学死，要灵活运用。”
　　我心想：你可别跟我装正经了，大官耍官腔，我见过多了。
　　我收起文件材料，就匆匆和关向党告辞。因为我看到女秘书，坐在一边在看杂志，眼睛时不时地翻我几下。我想她一定有事跟关总切磋，在焦急地等待着。君子成人之美嘛，我知趣地起身出了门。

　　3
　　一周后，我就离开了京城，去内蒙北部的一个县城，给当地政府引进一个植树造林快速致富项目。那里政府官员的热情超出了我的想象，我第三次喝醉醒来时，已经在内蒙一个星期了。我几乎忘记了来这里干什么的，而他们也像是不知道我来干什么的，项目的事还一字未提。只看到他们频频举杯，像是他们的饭局，只为喝酒吃肉。
　　第四次和他们喝酒，我没有喝醉。原因是我掌握了一个诀窍，谁要敬酒，我就在酒碗里抓三把：一把撒向天空，算是敬天；一把撒在地上，算是敬地；一把撒在自己脸上，算是自己喝了。三把下去，剩下半碗，猛然举起，嘴张半大，再顺着下巴流走一半，最后用手抹一下嘴，还未咽下的酒，又被豪爽地一挥手甩出去不少。这一次我横扫酒场，得意之形溢于言表。我窃喜：酒量大长啊！
　　酒席正酣时，我终于忍不住了就说了绿化项目的事。胡县长端着酒碗过来，歪斜的身子怕倒掉，用一只手支在我肩上说：“老弟啊……老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的。老弟啊……老弟，放心吧………请你放下心。”胡县长说到这儿想拍拍我的肩膀，配合“放心吧，请你放下心。”可他的手已经抬不起来，象征性地在我肩上磨蹭了几下。他接着说：“请你放下心，明天我陪你一起看草原。”他一口而尽，把碗扔到桌上，扭动着身躯到空场里，高歌一曲——陪你一起看草原，草原的天很蓝……音乐早已响起，是人工伴奏。坐在包房一角的几个乐师，寂寞了很久，卖力地拉动了马头琴，如醉如痴，好像是他们喝多了。
　　乐队中有一个姑娘，边拉边伴唱，可能感觉坐着不足以表达亢奋，扔下琴，跳过来，舞动着哈达，要给胡县长栓在脖子上。胡县长用下巴示意，她就奔我来了，不顾及我的反抗，一只手就把我拎出了酒桌。我不会跳舞，见过几次舞池的男女，双双入怀，扭来蹭去。我觉得不和人家跳，辜负了人家一个女孩子的热情，总得给人家点面子吧。想到这，我的胆就大了，抱着她晃动了好几圈。抱上她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姑娘身上的肉真瓷实。还没到第二个感觉，胡县长的歌唱完了。我和胡县长在一片掌声中回到座位，大伙要让我和胡县长干一杯，说我俩配合得很默契。我觉得也是，一唱一跳，算是把项目的意向达成了，项目已经成功了一半。可胡县长执意不喝，非让跟我跳舞的姑娘跟我喝。那姑娘倒不在乎，上来就问干几杯。胡县长带头喊：好事成双，干两碗。
　　那姑娘一只手拉着我的手，一只手端碗和我干。我也就失去了撒酒的机会，这两碗酒太实在，喝下去后，就暂时失去了记忆。
　　后来，在内蒙再也没见过那个姑娘。回忆起她来，感觉那次跟她跳舞很丢面子。我以为给她了面子，却把自己的面子丢了。在后来了解的知识里，那里的跳舞不是抱着跳的，是互相挤眉弄眼你想上来抱我、我想上去抱你，但又像中间有什么隔着，心急火燎地单个扭屁股摇头，最多也只是拉拉手。
　　命运还真有意思，安排了我和那个姑娘的重逢，是在京城的一个歌厅里。还有四年多时间，当时根本还想象不出我们四年多后，会在京城里的歌厅见面。不是和她见面，我可能还会钻进大西南大山里不出来或是流亡他乡。
　　谁又能把握自己的未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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