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幻*霞绯相关资料

　　康熙皇帝同时具备四种性格特质，三千年来的所有帝王都难以望其项背：
　　一、孝子皇帝：

　　康熙是第一孝顺皇帝。数十次奉太皇太后出游，都要亲自扶持在太皇太后的乘舆边，步行一二里路，自己才上座轿；如遇道路泥泞、险阻，康熙必下轿步行，扶持在侧；太后生病时，亲喂汤药、熬夜守护，寸步不离。太皇太后病逝，康熙绝食数日，滴水不进。

　　康熙并从小受到冷落，不被顺治皇帝视为继承人，八岁时，太皇太后慧眼独具，以康熙继位。康熙不只对太皇太后竭尽孝道，对皇太后亦如此。

　　二、博士皇帝：

　　从小嗜书如命，读通四书五经，学问不亚於比博学鸿儒；对西洋现代科学极为向往，精心钻研，博通数学、化学、天文、地理、兵器、医学等领域，是「知识领先」的皇帝。

　　三、慈悲皇帝：

　　执政61年，宽刑减税，治绩最盛；康熙五十年，因国库太充裕，一度欲将全国全年度的所有赋税完全蠲免；六次下江南，巡视黄河治河工程、巡视江南，做了很多善政。

　　四、强势皇帝：

　　康熙皇帝文治武功一样强，在文化上，绘制全国地图《康熙皇舆全览图》；编制《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等重量级文化产品；在政治上，铲除鳌拜、平定三藩、□□、底定西北、划定中俄边界，全国领土是明朝时期的三倍。

　　阴暗面：

　　所谓的统一的特征是以部落制奴隶制的残余毒化以天下观大一统的理念统合在一起各族人民创造的中华文明，使中华文明停滞,从世界范围看是倒退，不但引进了战乱与杀戮,还引进了民族矛盾、压迫、种族隔离和对人权生命的轻蔑，这些东西对中华文明的破坏是巨大的，也是中国走向衰败的原因之一,美国人坦普尔根据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写了《中国：发明和发现的国度》一书，里面列举中国一百个世界第一，清朝没有占有一项.

　　所谓康熙灭南明,平三藩,□□是一片腥风血雨.彻底奉行的是民族屠杀,民族隔离,侮辱奴化中华民族文明政策

　　“遇抵抗，必屠城”,昆山——约四万；泾县——约五万；舟山——第一次约万余，第二次全部沉海溺杀，数字不可考；苏州——因为投降的早，仅屠半城，约十余万；嘉兴——约十余万；金华——约五万；赣州府——合计约四十万；南昌府——合计约四十万；南雄——约两万；广州——八万余；潮州——约两万；湘潭——仅存百余，被屠者约四到五万；大同——兵民全部被屠绝，仅存五人；汾州、太谷、泌州、泽州——全部屠绝，合计超过四十万；沅江——约十余万；福建省——合计过百万；四川省——到湖广填四川的时候，全省有丁一万八千人．．．．．．

　　而这遍及中华大地的大屠杀只为了“留发不留头“,只为了侮辱,奴化光荣的中华文明。
　　这遍及中华大地的大屠杀重要操刀者正是康熙大帝。康熙大帝正应为四川和东南的屠杀负责.
　　所谓康熙经史子集、天文、算术无不通晓,没有留任何著作,没有看到他哪怕在儿孙亲近之间留下什么推进推广他们学习的行为.

　　而这些史料更戳破这个华丽的画皮:

　　康熙的道德：
　　位君主，要想成为一切人的品德上的楷范，还有待于更好地信仰基督教，别无他法，可惜，他有耽溺享乐的倾向。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鞑靼旅行记》 的4康熙的文章：

　　下列诸书是以玄烨的名义刊行的，但有些肯定是朝臣们写的：………。玄烨被说成是一位书法家，但最近看到的被确认为是他的真迹的复制品并不说明的他的书法非常高明。

　　———恒慕义（A.W.Hummel）《清代名人传》
　　康熙的科学知识：

　　这位皇帝认为他自己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又是卓越的数学家，但是，尽管总的说来他对科学以及其它知识怀有兴趣，他对音乐一无所知，也几乎不懂最基础的数学知识。

　　——马国贤（Matteo Ripa）《马国贤神父回忆录》
　　康熙从顺治那得遗命造福天下“永不加赋”的真面目:

　　1712年4月4日康熙五十一年清廷下诏的“永不加赋”是在经历近百年的屠杀、投充、圈地等野蛮政策后的所谓仁政。

　　康熙一朝征收税款的基础是按人头收税，人口愈多，则地方上缴的税愈多。这种设计造成的后果，是地方官吏不愿意（同时统计技术上也有限制）据实上报人口，因为报得愈多，税就得缴得愈多。康熙永不加赋的政策就是把各地方按耕地面积上缴固定的税金，与人口数无关，借以鼓励地方据实上报人口──因为人丁兴旺是所谓太平盛世的表征。

　　以这种方式来彰显盛世不过是满鞑稳定民族奴役的手段。造成的是土地赋税不均，富者勾结营私，虽坐拥千亩田产而不需缴税，贫者无立锥之地，却有劳动之责。

　　掩耳盗铃的“永不加赋”

　　所谓“清朝的赋税”是历代最轻的，这只是表面现象，因为自清初以来便有“永不加赋”之说，而且表面看来赋额较明朝为轻，但实际这仅是一种“掩耳盗铃。

　　第一，众所周知，清代汉民族百姓必须养活史上最庞大之白吃群体----旗人。

　　第二，“减赋”实为掩耳盗铃。从康熙到乾隆，满清政府一再宣扬减赋，而雍正以后实行摊丁入亩，按理说假如田地数目不变，那么田赋数目应该较之康熙初年有减无增才对，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以占全国税赋七分之一的苏南地区为例，乾隆31年和康熙26年相比，田地减少了15000余顷，赋银也减收了42万余两，但征粮却增加了200万石之多，如果按银价折合，即使按照最低的银价计算，也增加了150万两，这就是说，从康熙26年到乾隆31年，清政府数次宣称“减赋”，赋银也的确减少了一些，但实际上苏南的税赋却净增110万两白银，而这还是最低估算----因为大体上看，有清一代的银价一直在上涨，金田起义前某些地方的银价已经上涨为康熙中叶的三倍，如果我们取折中即1.5倍银价计算，那么仅苏南税赋就净增250万两，而这还是在田地减少15000余顷的情况下征收的！清王朝的“减赋”“永不加赋”，纯属掩耳盗铃，愚弄百姓！

　　第三浮收折勒严重

　　江南诸省每年从田粮中抽出若干漕运京师，漕粮转运数干里，运费皆出自纳粮户，这就是所谓“浮收”。所有额征田粮，几乎无不浮收。又每年征收赋粮，往往折钱交纳，谓之“折色”。但无论漕粮折色或地丁银折钱交纳，折合之时，莫不高出当时当地银价很多，这就是所谓“勒折”。由于“折勒”自康熙年间便屡禁不能，百姓仅仅因此一项，实际交纳的赋额就可达正额的二~四倍。而在雍正推行“火耗归公”之前情况更糟。

　　第四阶级压迫极为残酷。

　　按照“摊丁入亩”的规定，应该是田多者多纳，田少者少纳，但实际情况却刚好相反，交赋数额是根据势力大小决定的，往往是拥有田地越多的人越不用交赋或只交很少的赋税，而税赋全由小户和贫民承担。所谓“同一百亩之家，有不完一文者，有完至数十百千者，不均孰甚焉。……各县绅衿，有连阡果陌从不知完粮为何事者”，这是极为普遍的现象，从记载看，大地主和一般农民每亩所交的赋额往往可以相差数倍，甚至拥有几千顷乃至上万顷田地的地主竟可不交赋税，全部转嫁到小户，自耕农乃至根本没有土地的贫农身上。

　　赋税又有“长价”与“短价”之分，大户人家减价交纳，小户则必须数倍加价，以弥补大户的亏欠，具记载，有些地方，大户只交原额的千分之三，余额全由小户补齐，小户所交赋额，竟可高达大户的20倍以上！

　　此外，很多富豪人家利用这一点引诱小户将田地挂在他们名下，借此达到兼并土地之目的，造成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

　　这些基本上是鸦片战争爆发前的情况，至于鸦片战争后由于不平等条约和鸦片倾销造成白银大两外流，银价飞涨，以铜钱为日常生活花费单位的老百姓在交纳钱折银时所承担的负担自然也飞涨，这是不必详谈的了。太平天国起义时期辖区内实行“照旧完粮纳税”，赋额通常减为原来的一半，但由于剔除了清朝赋税制度中的以上弊端，中小户的实际负担仅为原先数分之一，而且1860年以前没有明确保护过地主的收租权力，这就是为什么其经济政策能在皖赣鄂苏浙等地区得到广泛支持的原因。

　　本文并没有系统统计有清以来各代税赋的演化，因此无法给出一个定量的结论，以上定量统计仅为参考。而本文指出这种种现象，目的也不在于定量讨论，只在从各个方面指出“清朝税赋较轻”为何是种“假象”，除了很多地区因为爆发了抗租抗赋起义，官府被迫对赋制中的弊端稍加遏止，减轻了一些人民负担外，有清以来老百姓的负担实际一直都在“永不加赋”的幌子下不断加重，加重，再加重。

　　清朝是唯一这样还被说成是“盛世”的朝代，“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可不是这样的。所谓“赋税重”的明朝，在其相应阶段百姓实际负担也不必清朝相应阶段更重多少。我并非认为唯清朝如此，只想指出所谓“永不见赋”“太平盛世”“百姓负担比历代大大减轻”纯属扯谈而已。清朝时占人口绝对多数的汉族百姓的经济权力不过尔尔，却还要多受一层民族压迫，哪里谈得上什么“历史上生活最好的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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