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途

　　柏林泰格尔机场的航站楼里，陈默拉低了鸭舌帽的帽檐。

　　十二小时的飞行后，他的身体还记得那种悬在空中的失重感，但精神却异常清醒。透过墨镜，他观察着这个陌生的机场——简洁的德文标识，步履匆匆的旅客，还有那种欧洲城市特有的清冷气息。

　　“车已经在等了，”杨珍走在他身侧，低声说道，“直接去酒店，下午是媒体圆桌会议，晚上有开幕式红毯。”

　　陈默点点头，目光却被机场书店橱窗里的一本音乐杂志吸引。封面上是《北归》的电影海报，旁边用德文写着：“流亡者的音乐诗篇”。

　　“德国的媒体反响很好，”杨珍顺着他的目光看去，“特别是音乐评论界，他们对你在片中的小提琴演奏评价很高。”

　　走出机场，柏林的冬天扑面而来。那种寒冷与北京不同，更加湿润，带着易北河的水汽。陈默深吸一口气，白色的水雾在眼前散开。

　　前往酒店的路上，他静静看着窗外的街景。现代建筑与战争遗迹交错，历史的伤痕与新生并存。这座城市让他想起《北归》中的某些场景——那些关于记忆与遗忘的隐喻。

　　酒店套房已经准备好了。桌上放着一封电影节主席的亲笔信，以及厚厚的日程手册。陈默放下行李，先给母亲发了条报平安的消息，然后打开了李建民和周屿的聊天群。

　　“已抵达，一切顺利。”他发送了一条简讯，附上一张窗外的柏林风景。

　　周屿立刻回复：“前辈加油！我们在看直播！”

　　李建民则发来一段语音：“陈老师，记得多穿点，听说欧洲冬天湿冷，别着凉了。”

　　陈默微笑着收起手机。那种被牵挂的感觉，让这座陌生城市变得亲切了几分。

　　下午的媒体圆桌会议在波茨坦广场的一家酒店举行。到场的大多是欧洲主流媒体的记者，问题专业而深入。

　　“陈先生，你在《北归》中演奏小提琴的镜头令人印象深刻。我听说你为此学习了三个月？”一位法国记者问道。

　　陈默点头：“是的。我认为，要演绎一个音乐家的故事，必须理解他的语言。对我而言，小提琴就是那个语言。”

　　“电影中有一段你即兴创作的场景，那是真实的即兴演奏吗？”

　　“是的。”陈默回忆着拍摄时的情景，“那一刻，我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成为那个角色。音乐从指尖自然流淌，就像它本该如此。”

　　提问环节结束后，一位年长的德国记者留到最后，走上前来用略带口音的中文说：“陈先生，我看了你和李建民、周屿合作的《三声部》，非常打动我。那种代际之间的对话，让我想起了德国的战后一代与年轻一代的和解过程。”

　　陈默有些意外：“您听过我们的歌？”

　　“我是世界音乐的爱好者，”记者微笑，“音乐不需要翻译，它能直接抵达心灵。”

　　这句话让陈默沉思良久。

　　傍晚，准备参加开幕式红毯时，陈默在行李箱底层发现了李建民送的那个中国结。他小心地把它别在西服内袋，贴近心脏的位置。

　　红毯上的闪光灯如银河倾泻。陈默走在《北归》剧组中间，听着各种语言的呼喊和快门声。这种场景他并不陌生，但今晚的感觉格外不同——这是他第一次以电影演员的身份站在国际舞台上。

　　在红毯尽头，他遇到了本届电影节评审团主席，著名导演安娜·莫尔。这位以严谨著称的德国女导演握住他的手，认真地说：“你在《北归》中的表演让我流泪。那种文化的疏离感，你表达得非常精准。”

　　“谢谢，”陈默微微鞠躬，“那不只是表演，也是我的一部分经历。”

　　开幕式上，当《北归》的片段在巨大的银幕上播放时，陈默感到一种奇异的抽离感。看着自己在银幕上拉琴的样子，他仿佛同时是观众又是表演者，是叙述者又是被叙述的对象。

　　电影节的第二天，陈默参加了官方安排的小型演奏会。在柏林爱乐音乐厅的侧厅，他应组委会邀请，表演了《北归》主题曲和《三声部》的改编版本。

　　当他用小提琴拉出《三声部》的旋律时，台下的观众安静得能听见呼吸声。那种西方乐器演绎东方哲思的碰撞，创造出一种跨越文化边界的美。

　　演奏结束后，一位银发老妇人走上前来，眼中含着泪水：“年轻人，你的音乐让我想起了战前在柯尼斯堡的家。那里现在已经是俄罗斯的领土了，但在我记忆中，它永远是我的故乡。”

　　陈默深深鞠躬：“音乐是时间的容器，它承载着所有失去和拥有的记忆。”

　　这句话仿佛不仅是对老妇人说的，也是对自己说的。

　　接下来的几天，陈默的日程排满了各种活动和采访。但在忙碌的间隙，他总会抽时间在柏林街头漫步，观察这座城市和它的人民。

　　他去了柏林墙遗址，看着那些涂鸦和鲜花，思考着分隔与融合；他去了博物馆岛，在古文明遗物前驻足，感受时间的重量；他甚至在一個小巷子里找到了一家老唱片店，在那里淘到了一张六十年代的二胡演奏专辑，准备带回去给李建民。

　　电影节第六天，终于到了《北归》的正式放映场。影院座无虚席，陈默坐在观众席中，与所有人一起观看成片。

　　当电影结束，灯光亮起，掌声持续了整整五分钟。导演激动地握住陈默的手，语无伦次地说着感谢的话。在问答环节，观众的问题大多围绕着文化认同和艺术家的责任展开。

　　一位年轻的中国留学生站起来，声音哽咽：“陈先生，作为一个在海外学习音乐的人，你的表演说出了我的心声。谢谢你让我明白，远离故土不是背叛，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它。”

　　陈默凝视着那个年轻人，仿佛看到了某个平行时空中的自己。

　　“艺术家的旅程从来不是直线，”他回答道，“它充满迂回和转折。但只要我们记得为什么出发，就永远不会迷失。”

　　当晚，陈默接到周屿的视频电话。年轻人兴奋地告诉他，他们的校园音乐讲座已经扩展到了五所高校，申请参加的学生远超预期。

　　“建民老师现在可受欢迎了，”周屿笑着说，“学生们都叫他‘摇滚爷爷’。”

　　李建民也凑到镜头前：“陈老师，你在那边好吗？德国的饭菜合胃口吗？”

　　看着屏幕上一老一少关切的面孔，陈默感到一股暖流涌过心头。无论走得多远，有些连接永远不会断裂。

　　闭幕式前夜，陈默独自在酒店房间整理思绪。他打开笔记本，翻看着这些天记录的感受和思考。

　　窗外的柏林夜景繁华而疏离。他拿出那个中国结，在手中轻轻摩挲。红色的丝线在灯光下泛着温暖的光泽，就像远方故土的温度。

　　手机响起，是母亲发来的消息：“默默，不管明天结果如何，你都是妈的骄傲。”

　　陈默回复了一个拥抱的表情，然后继续写道：

　　“第十六天。在遥远的土地上，更加清晰地听见内心的声音。”

　　他知道，明天的闭幕式无论结果如何，这趟旅程都已经给了他最珍贵的礼物——在世界的镜子里，更清楚地看见自己。

　　而那个自己，始终是那个在北京胡同里，跟着父亲学琴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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