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

　　治疗第十二天

　　我到候诊室时，已有一个四岁的男孩在那里了，他的头剃得光光的，裸露的颅廓上标着治疗部位的青色印记，他一边玩着玩具卡车一边在笑。另有一个五十岁的男人，手里持着病历卡，正在看书。我猜想是白血病人。还有一位头上包着围巾的妇人，说明她的头发可能因X 光治疗和化疗而全部掉光了。我们都沉默无声的耐心地在等着自己的叫号，这时进来了一个鼓舞我们情绪的老妇人，从她桃红色的工作围裙和塑料识别卡上我知道她是一位志愿工作者。她分发给我们杂志和硬糖，大家都拒绝了，保括那个小男孩。她又开始安慰大家，我们依然保持沉默，仿佛我们组成了一个捍卫自尊的同盟。我们都知道自己的病况是多么的严重而治愈的机会又是那样的渺小，故而拒绝了这位老妇人提供的‘轻松人生’。世间多悲事，这位妇人没有得癌症，但已老迈，可能还有忧郁和孤独，她唯一的排解也许就是来志愿地为比她处境更坏的，我们这些癌症患者工作。
　　我们都在接受治疗，所以我们应该是都有希望的，不过我们都懂得我们不是不会死亡的。直至最近我还把自己的疾病归结于一些完全能自愈或可治疗的伤风，流感，饮食不当等等。现在我必须承认我是会死的，因此现在我又把所有的症状归之于癌，如果咳嗽，我会想到肺癌，如果疼痛，就怀疑我的癌已扩散到骨头。我没有向我的医生提及这些令任何人都害怕的症状，因为我的医生会认为我是愚蠢可笑，但事实上，真的可能癌已扩散到骨头上。
　　过去几天我有些恶心，我将其归咎于X 线治疗的副作用，和医生讨论时，他明确地告诉我，我还没有接受到足够引起恶心的剂量。假如是那种情况的话，则我确信癌已扩散到我的肝脏去了。
　　假如症状持续存在，我将不得不面对它去做肠胃检查。我真不愿意去想它，这是令人畏惧的检查，胃部X 光检查还不算可怕，但吞下像粉笔灰一样的钡剂实在不好受。肠子的检查，我则害怕泻药和灌肠。
　　这真是个两难，如果我提出主诉，我就得去检查，如果无主诉，就不用检查，但很可能会错失诊断。不幸的是，我不像普通的病人，我偏偏知道有些检查不是肯定无害的。医生们喜欢多做检查和试验，使医学看上去更科学。再说近年因为误诊而导致医疗事故诉讼，更使得医生们倾向于多做检查，宁滥毋缺，这被称之为防御性医学。这种行为可以理解，假如一个诊断被错失，而这个诊断又有相应的确诊试验，则你在法庭上便无可辩解，这非常像凯特医生在我的病例上没有使用显微鼻咽镜一样。
　　许多检查是无害的，但有一些检查要注射药物，在偶尔情况下，这种药物可能有致命性的过敏反应。有些检查操作如肝脏的针刺活检或心脏导管是侵入性的，即有器械被引入体内，像任何外科手术一样，存在着虽然很少，但是真实的危险。
　　有时即使实验本身确实无害，也会导致诊断模糊，因为所有的实验室检查都有百分之十的误差。我曾将同一份血液标本分成三份送到三个不同的实验室，结果拿回三份不同的报告！在一个没有经验或粗心的医生手上，一份错误的报告会造成不必要的治疗或操作。
　　我在做实习医生的时候，肺炎还是一种致命的疾病，尤其威胁一岁内的婴儿和青壮年成人，四个人中有一个会死亡。因为医生还没有治疗方法，他们只能在一些枝尾末节的问题，如一天该服几片阿司匹林，病房的窗应该开还是关等上面争论。
　　我在医院实习期间，每天早晨，穿着深色西装，白衬衫，系着丝领带的主任医师会出现在病房里，他的后面跟着一大群穿着白大衣的住院医生和实习医生，还有穿着白夹克和普通裤子的医学生围在四周。当这一群人浩浩荡荡走进病房时，所有的护士都紧张的站在哪里。
　　这位尊贵的大医生虽然对肺炎也是无能为力，却总是要下医嘱，作实验室检查。那一段时期，我们能将致病性肺炎球菌作三十二种分类。当一个肺炎病人入院后，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实习医生总要被叫起来去做痰液化验和肺炎球菌的分类。第二天医院查房时，我便走入人群，侯在外围。主任医生会转向总住院医生问，“痰液检查是什么结果？”总住院医生再转向背后的助理住院医生，“痰液检查是什么结果？”助理住院医生再转向我，这个实习医生，问道，“痰液检查是什么结果？”我昏昏欲睡的回答，“四型肺炎球菌。”这个答案便又一层一层的往上转达，直至主任医生，他便会满意的点一下头。
　　有一天早晨，我再也站不下去了，出其不意的脱口而出：“你们都知道这肺炎球菌的分型了，接下去你们还会做什么？”他们都站在那里吃惊地看着我，为着这不耐烦，我就差没被大家从医院窗口里扔了出去。
　　假如我继续抱怨有恶心，那就会有我预想的情节发生：肠胃道专科医生将会被请来替我会诊。在他之前会有一个医学生，再一次地向我采集病史，然后作全面的体检，甚至会查腹股沟疝和做直肠检查，因为他必须学习。之后会来一位住院医生，必定是一位年轻姑娘，她会问相同的问题，而且甚至更个人化的问题，也会作比医学生更彻底的检查，也会
　　查我有无腹股沟疝。她会开医嘱重复做血，尿，心电图，胸部X 光检查，虽然二周之前都已作过。另外她还会加做胃和大肠X 光，护士会给我一个盛尿的器皿和三个小瓶子，让我收集各别三天的大便。最后这位大忙人，肠胃科专家才会出现。假如他不厌其烦的话，他还会重复整个病史和体检，假如实在太忙的话，他就会接受住院医生的报告。胃和肠道X 光报告正常，片子就被搁在一边，但是有一个大便标本显示有血液残迹，于是不管我是否吃过红肉，是否有过度的刷牙，或服过阿司匹林，使得这个非常敏感的实验呈现阳性，这结果便被读成“出血”。好了，就像一个追捕着，这位医生有了线索，就将循着迹象追踪，绝不放弃。我会被要求做胃镜，直肠镜检查，我拒绝直肠镜检查，他们会坚持说这是对我好。“每一个六十五岁以上的人都必须做直肠镜检查以便早期探测结肠癌。”他们会对我如是说。
　　我不清楚他们之中或如我一样年龄的医生中会有多少人去志愿做直肠镜检查，不会很多，我敢肯定。
　　当所有试验结果都正常后，便会有一个普瓦式的（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议事会）议事过程。首先他们询问医学生的看法，医学生会说，“病人是个老人，但并不衰竭，可能有肝硬化，病人否认汹酒史，但汹酒者都是从不承认的。”然后住院医生发表意见，“病人的婚姻生活还正常，所以我想他的恶心不是功能性的毛病。我检查的时候他的血压升高，我曾有过一个主诉恶心的病人，心脏病，心绞痛都应排除。但是病人已经七十岁了，我们不能过于自信。”
　　最后肠胃科医生会说，“我们已经在病人身上犯了个错误，如果他有主诉，那就可能是真的，因为他是一个医生。我们再也不能误诊了，和他谈一谈，要做个心脏动脉造影，肝脏扫描和肝脏针刺活检。”
　　他们和我商量，我自然说，“不”。我知道利害，冠状动脉造影通常来讲还算安全，但有千分之一的中风发生率或死亡率。肝脏活检则可能造成致命性的出血。再说假如发现了什么，也不见得他们会因之而做些什么。我就像一九三O年代的肺炎病人，他们知道，但又能做什么？
　　因为我说“不”，他们会对我太太说，我很倔强，所以他们对可能的误诊不负责任。这一类的剧本，过去我都见过，只不过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而从不关心罢了。假如我有一个病人，他的行为举止像我一样的话，我可能会请他或她去另请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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