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布鲁塞尔今日有雪

　　（30）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它是如此琐碎、无尽、循环往复，你几乎可以想象到那样的场景：
　　安妮的生活中新添了一个孩子，一个活生生的、会哭会闹的孩子。

　　他每隔两到三个小时就会发出一些动静，有的时候是哼哼声，有的时候则是嚎啕大哭。
　　他哭得满脸是泪，眼窝里蓄满泪水。
　　然后那一双天蓝色的大眼睛，经常会委屈地看向安妮，仿佛是在疑惑：
　　“妈妈，为什么你不来安慰我呢？”

　　把父母之间的矛盾转移到孩子身上似乎是一种错误的做法，毕竟他毫无选择，只是被动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中。
　　他被迫拥这样的父亲和母亲。
　　何其无辜。

　　安妮看着摇篮里的婴儿。
　　这是一个下午，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春天来了，窗外的椴树抽出新芽，它有着嫩黄色、宛如小铃铛一般的垂坠花瓣。
　　不过花期是在七月，而不是现在。

　　瓦莱丽表姐和蒂埃里姨夫再度外出参加比赛，范妮姨妈则忙于医院里的工作，至于蒂博，安妮想起这个名字——
　　他去训练了。
　　09-10赛季即将迎来尾声。
　　虽然他们在积分榜上距离第一名的安德莱赫特仍有六分的差距，但毕竟还要为下个赛季的欧战资格而努力。

　　比甲属于欧战第三级别联赛。
　　通常情况下，欧足联只会分给他们一个欧冠正赛席位和一个资格赛第三轮席位。
　　所以即便没有欧冠踢，只要亨克能在赛季结束之前排在积分榜第三名或是取得杯赛（比利时杯）冠军，那他们仍能直通欧联杯。

　　这就是球队为之奋斗的目标。
　　在比利时这样一个足球实力不算特别强大的国家，比甲联赛通常排在欧战积分榜十名开外，和奥地利、丹麦、苏格兰一个待遇，很多职业球员此生的最大梦想是踢上欧战。

　　夺冠自然是不敢奢望的。
　　但无论如何要走出国门，要和那些冠军无数的豪门俱乐部交手，然后让那些成名已久的欧洲球星亲自踏上这座球场——
　　朗明纳斯竞技场（Luminus Arena）。
　　作为亨克的主场，它的容量甚至只有不到两万五千人，是安联球场的1/3，更毋论和伯纳乌、诺坎普相比。

　　但对于大部分效力于比甲的本土球员来说，这就足够了。

　　蒂博同样如此。
　　虽然他理想远大，从小就梦想着为皇马、拜仁这样的球队效力，但作为一名不满二十岁的年轻球员，这一切对他来说还是太过遥远了。
　　他的当务之急是帮助亨克夺得联赛冠军。
　　只有这样，那些服务于各大豪门、时刻准备着将球员发展报告放上体育总监办公桌的球探才会第一次将他看入眼中。

　　为了照顾刚出生的新生儿，库尔图瓦一家聘请了一位育儿嫂。
　　对方是一个非常和善的中年女人，身材矮小，有着一头棕灰色的短发，发尾微卷。
　　女人的名字叫作玛丽安·沃斯（Marie Vos），她是亨克本地人，离异单身，就住在离这不远的两个街区之外。

　　玛丽安有一个在别的城市生活的儿子。
　　但她不怎么和安妮聊起这件事。
　　通常她们只会谈论孩子，关于喂奶的时间、喂奶的次数，以及哄孩子睡觉的方法。

　　平心而论，以撒·库尔图瓦是一个非常可爱、省心的小宝宝。
　　虽然他只有几个月大，还不满一岁，但他已经表现出了作为一个人所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喜怒哀乐。

　　比如他喜欢彩色的毛绒球，这些色彩斑斓、质地柔软的玩具球就悬挂在他的摇篮正上方。
　　他百看不厌。
　　有的时候看得高兴了还会尖叫和蹬腿，两条小短腿特别有活力地在半空中蹬来蹬去。

　　再比如他不喜欢吃蔬菜泥，无论是菠菜泥、土豆泥、紫薯泥还是胡萝卜泥。
　　尽管五个月大的婴儿仍是以喝母乳为主，但随着年龄增长、营养需求提一步提高，家长确实要开始考虑给他们添加辅食。

　　在这种情况下，安妮很难再把他当成b超室里那一团混沌不清的超声波影像。
　　这个小生命总在用最直白的方式宣告着他的存在，他有着一头和父亲蒂博·库尔图瓦如出一辙的黑色头发。

　　他的神态、性格甚至也和后者差不多。

　　在大部分情况下，他哭泣并不是因为感到难过，而仅仅是为了吸引母亲的注意力。
　　他似乎天生就无法忍受被忽视。
　　自从成功过一次后，以撒·库尔图瓦开始把“哭泣”当成常规手段。
　　安妮试过不再理会他的需求，但是没有用，他会一直哭，哭到满脸通红，哭到背气，哭到她愿意理他为止。

　　玛丽安·沃斯不理解安妮的做法。
　　这位月嫂似乎天然认为：
　　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不爱孩子的母亲呢？

　　所以听到哭声后，她非常惊讶地赶到房间，然后一把抱起在摇篮中嚎啕不止的婴儿。
　　但以撒·库尔图瓦只是睁着一双红通通的眼睛，细软的黑发被汗水打湿、一缕缕地耷拉在脑门上，他非常可怜地抽噎着，一双短小、稚嫩的手臂却固执地伸向安妮所在的位置——

　　他想要让妈妈抱。

　　（31）
　　人们往往以为“生育”是一件能够被母亲自主决定的事情。
　　但现实却并非如此。

　　虽然比利时在1990年通过了《终止妊娠法》，该项法案将堕胎合法化，允许女性在妊娠12周内（即怀孕的前三个月）无条件终止妊娠。
　　但超过这个时间就不可以了。
　　除非胎儿存在健康问题，例如严重畸形和不可治愈的疾病，或者它威胁到了孕妇的生命。

　　另外，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作为一项诞生于1990年的法案，直到2002年、也就是被颁布的十二年后，经由比利时最高法院确认符合宪法，《终止妊娠法》才正式全面生效。

　　这就是女性堕胎所面临的阻力。

　　事实上，欧洲的很多国家都信仰天主教。
　　在西班牙，超过2/3的民众是教徒。
　　在奥地利、匈牙利、斯洛伐克，天主教徒的占比约为60%-70%，而在波兰，这个数字甚至达到了可怕的87%。

　　天主教会严格反对任何形式的堕胎，认为胎儿自受孕起就具有人权，堕胎等同于谋杀。
　　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很难违背社会的主流思想：
　　人们将协助堕胎的医生视为“不道德的”。
　　因为他扼杀了一个生命的存在，这和杀人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对于很多生活在欧洲的女性而言，堕胎的权力从来都不掌握在她们手中。

　　这就是安妮所面临的阻力。
　　除了来自家庭，它还来自社会，来自生活中遇到的每一个人，因为他们无法理解她的想法。
　　而她只能够捧着自己的肚子，看着它一天天变大，直到最后生下孩子。

　　在以撒·库尔图瓦出生的半年后，安妮打开了自己很久都没有登陆过的社交平台。
　　她之前一直有一种逃避心理。
　　她不敢看收件箱，就仿佛那里隐藏着一个怪兽，当然这种想法本质上是害怕背负他人期待，她害怕让对方失望。

　　那些她认识的人——过去的朋友、同学、老师——在得知了她早早结婚生子的做法后，会如何评价她呢？
　　是感到失望，还是遗憾中透露着鄙夷呢？
　　安妮不知道。

　　她登陆了社媒账号，然后发现好友栏中排在最上面的反而是凯文·德布劳内的名字。
　　他给她发了很多条短信。
　　从2008年12月开始，关于那个圣诞节，他询问她是否喜欢他送的礼物。

　　也许他在期待一个肯定的回答，但当时安妮的心情太过于糟糕，所以她只回了一句“还不错（Pasmal）”。
　　这个回答令凯文沉默许久。
　　而安妮也没有再主动找他聊天。

　　半个月以后，凯文来道歉。
　　他说上次圣诞节都是他不好。
　　不过他并没有解释自己当时为什么突然就变得不太高兴，只是在交流的结尾询问安妮是否有看比赛的打算，他可以赠送她球票。

　　安妮自然没有回复。

　　三个月后，也许是凯文听到了什么消息，又或者是蒂博在更衣室内主动告知，于是前者再度在社交平台上询问安妮：
　　“听说你和蒂博在一起了。”
　　“这是真的吗？”

　　发送这条信息的时间是2009年3月。
　　安妮想：当时她刚刚得知自己怀孕的消息。
　　蒂博在餐桌上宣布了这件事，在范妮姨妈堪称震惊的目光下，他振振有词，将一切归结于爱情、归结于情难自禁。

　　再然后是一个月以后，可能是凯文感到困惑，他不明白为什么曾经的“好朋友”能够连续几个月都不回复消息。

　　于是他再一次发来信息：
　　“抱歉，安妮。”
　　“但我以为我们是朋友。”
　　而那个时候安妮正在办理退学手续。

　　安妮翻阅着这些短信。
　　它们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从朗明纳斯竞技场柠檬黄的晚霞，到亨克街头路灯、夜色下金发男孩推着自行车沉默地看向她。
　　“现在已经七点钟了，你不走吗？”

　　记忆一帧帧闪回，安妮的手指有些颤抖。
　　在她不知道的时候，凯文已经独自注视她多久了呢？

　　她终于隐约捕捉到了那个信号。
　　但这一切都太迟了。

　　最后一条短信停留在三个月前，凯文·德布劳内试探着发来一句：
　　“你还好吗，安妮？”
　　“很久没有收到你的消息，我有些担心，如果我的信息打扰到了你，那么我很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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