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足下三部曲

　　自然村（当时叫小队），在中国是最基层的行政单位，村里的干部也是最基层的干部，负责代表村民们办理村内外事务，这些干部经常和公社、县里的各级单位打交道，有的确实是尽心为民，有的干部借机谋点私利，但有一点大家的感受都是一样的：办事艰难！
　　买种子、农药、买鱼苗……都是从别人手里求取资源，人家可以早点卖你、也可以晚点，东西可以好一点，也可以差点，这个标准完全掌握在拥有资源的人手里。
　　送公粮、送蔬菜、送公猪（计划经济时期摊派到各村的指标）……,粮蔬和牲畜的定等、称重……，标准都在人家手里。建国碰到各种“吃、卡、要”，有的含蓄、有的直接，有的温柔，有的蛮横----直接的、居高临下的占大多数。
　　为了能给村里办些实事，建国和几个村干部不知道受了多少“窝囊气”。
　　冬天地里没啥活儿，为了给村里“创收”，柳河村的干部们商量着让队上的马车到三河镇酒厂跑运输。
　　当时是计划经济，给任何单位运东西都得到镇上的运输管理站定结算标准、盖章、交手续费，拿到盖章后的凭证才能到酒厂结算运输费。---当时管马车的是运输管理站的马车社（“社”相当于现在的科室）。
　　建国定期拿着酒厂的账单到马车社盖章，管结算的是个年轻的会计，叫郭子正。
　　建国办事一向赶早不赶晚，想着早点盖好章，还得到酒厂结钱。到马车社的时候，郭会计还没上班，天太冷了，建国在门口来回走动，以免冻伤了脚。
　　郭会计来了，戴着绿色的大围脖，短的一边朝后，长的一边朝前，一直搭到膝盖上----那种粘毛围脖5块钱一条，当时苞米7分钱一斤，水稻1毛3一斤，这个围脖在建国看来是个“天价”的“奢侈品”。
　　郭会计面无表情，直目瞪瞪地打开了门，背对着建国说：“去打壶水！”
　　建国打水回来，把结算单据给郭会计，然后站在那里等。
　　郭会计摘下手套说：“把地扫了！”
　　建国每次来马车社都发愁，总被这个“绿围脖”使唤，虽然生气，但人家不给盖章，队上就结不到运输费，老百姓都等着现钱过年呢！
　　建国硬着头皮扫好地，“绿围脖”冲墙角努努嘴：“把垃圾倒了！”建国气得要命，还是隐忍着把垃圾倒了！
　　等建国把结算单放到他桌子上的时候，郭会计抬头问：
　　“也没带点啥？”
　　建国一愣，心里大骂了一句。
　　“绿围脖”注视着建国说：“回去取点东西给我！”
　　建国光火了，真想把结算单“啪啪”摔到他脸上。
　　自己三番五次受点气也就算了，就这么个事，还要刮老百姓一层皮，成什么样体统？他拿起结算单气哼哼地跑到站长那里，把这么长时间是如何被郭会计“奴役”的，噼里啪啦地都“倒”了出来。
　　虽然说得义愤填膺，但建国没说郭会计要东西的事，他想着“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如果后面“绿围脖”态度好了，就翻篇，要是不改，下次再给他“奏一本”。
　　站长安抚了建国，连说：“郭会计不对，他这么做肯定有问题，别生气，我批评他！”
　　站长带着建国盖好章，送建国出了管理站。
　　自此后，“绿围脖”不敢“支使”建国了，更不敢要东西了，但每次盖章，态度都很不好，建国能感觉到他眼里的“敌意”。
　　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真菩萨要拜拜，要是人人都装菩萨，真是拜不起，农民的收成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汗珠子摔八瓣换来的，也不能随便“奉送”。
　　到各个“卡口”办事，蔬菜、瓜果、猪肉、粮食都“供奉”过，虽然心疼，但有时候确实太难了，不给点东西，有些事就生生卡在那里办不下去啊！
　　一天天，一年年，看着人脸色办的事多了去了，建国和干部们商量着见招拆招，想尽各种办法，利用最少的资源把事儿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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