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后我和顶流成了对照组

　　第二天早上，六点五十八分，我再次像个等待审判的囚徒，出现在单元门口。

　　他果然在那里。依旧是那棵老槐树下，依旧是那副懒散倚靠的姿态。

　　不同的是，他脚边放着一个印着某知名高档酒店logo的纸质手提袋，看起来精致而昂贵。

　　看到我出来，他直起身，拎起那个袋子，朝我走来。

　　“你的。”他把袋子递到我面前。

　　浓郁的豆香混合着某种谷物的清香从袋口飘出。

　　我迟疑地接过，袋子很轻，里面似乎是一个保温杯。

　　“上车。”他言简意赅。

　　再次坐进那令人窒息的车厢。

　　我打开袋子，里面果然是一个黑色的保温杯，杯身触手温润，质感极好。

　　拧开杯盖，醇厚的豆浆香气扑面而来，温度恰到好处。

　　除了豆浆，袋子里还有一个小巧的木质餐盒。打开，里面是几只晶莹剔透的水晶虾饺，旁边配了一小碟醋汁。

　　这绝不是在小区门口那个老伯的摊位上能买到的东西。

　　我捧着这杯过于精致的豆浆，看着那盒虾饺，迟迟没有动作。

　　这和他昨天随手买的油条芝麻球完全不同。这份早餐，带着一种刻意的、不容拒绝的“好意”，更像是一种无声的宣告和标记。

　　“不合胃口？”

　　他瞥了我一眼，手指在手机屏幕上滑动着，语气听不出喜怒。

　　“……太贵了。”

　　我找了个蹩脚的理由。

　　他轻笑了一声，带着淡淡的嘲弄：“又不是你花钱。”

　　我哑口无言。

　　是啊，债主给囚徒的施舍，囚徒哪有资格挑剔价格？

　　我默默地倒出一小杯豆浆，小口喝着。

　　豆浆口感细腻顺滑，豆香浓郁，显然是用很好的豆子现磨的。虾饺皮薄馅大，鲜甜弹牙。

　　可再美味的食物，在这种压抑的气氛下，也味同嚼蜡。

　　我吃得依旧很慢，很艰难。

　　他似乎并不着急，也没有像昨天那样中途递水。

　　只是在我终于勉强吃完最后一个虾饺，放下筷子时，他才抬眼看了看空掉的餐盒。

　　“明天想吃什么？”

　　他收起手机，目光转向我，再次提出了那个让我毛骨悚然的问题。

　　循环。无休止的循环。

　　我攥紧了手指，胃里因为刚才强塞下去的食物而有些不适。

　　“……随便。”

　　“没有随便这个选项。”

　　他语气冷了几分，“小笼包，还是煎饼果子？”

　　又是二选一。

　　我闭上眼，感觉自己像被逼到角落的困兽。

　　“……煎饼果子。”

　　我选择了那个听起来更“平民”的选项，试图拉回一点正常的错觉。

　　他没再说话，算是记下了。

　　车子依旧在离校门百米外的路口停下。

　　他再次履行了“清理”工作，接过我手里的空餐盒和保温杯，下车扔进垃圾桶。

　　然后，一前一后，沉默地走向学校。

　　这样的模式，从那天起，成了固定的流程。

　　每天早上七点，小区门口，他准时出现，带着不同花样但无一例外精致昂贵的早餐。

　　有时是五星酒店的外卖，有时是某个需要排长队的老字号点心。

　　他不再问我“想吃什么”，而是直接给出选项，让我在有限的范围内做出选择。

　　仿佛这是一种驯化，让我习惯在他的框架内做出反应。

　　而我，从最初的抗拒、屈辱，到后来的麻木、机械地完成“进食”任务。

　　我依旧不敢看他，依旧在车上尽可能地缩小自己的存在感，依旧在上下学路上和他保持着看似陌生实则被无形绳索捆绑的距离。

　　学校里关于我们的流言蜚语早已发酵成了各种版本。

　　有人说我用了见不得人的手段缠上了沈肆；有人说沈肆只是一时新鲜，玩玩而已；更有甚者，传出了我们已经同居的离谱谣言。

　　我成了全校女生公敌的同时，也成了所有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走在校园里，总能接收到各种意味不明的目光。

　　同桌和其他一些原本还算熟悉的同学，看我的眼神也多了几分疏远和复杂。

　　苏晴更是几乎不再掩饰她的敌意，偶尔在走廊相遇，她会故意撞一下我的肩膀，或者和身边的小姐妹发出不大不小的嗤笑声。

　　我全部默默承受了。

　　比起这些外在的压力，更让我恐惧的是沈肆本身，是他那句“讨债”背后深不见底的谜团，是这种日复一日、看不到尽头的“监督”和“掌控”。

　　我试图从他偶尔流露的蛛丝马迹中寻找答案，但他掩饰得太好。

　　在学校，他依旧是那个成绩优异、长相出众、带着几分疏离感的校园男神。

　　除了每天早上雷打不动的“接送”和偶尔在公开场合说些引人遐想的话，他几乎不主动与我交流。

　　这种若即若离，比直接的欺凌更让人窒息。它时刻提醒着我，我处于他的绝对控制之下，而他却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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