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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深藏的日记
早上开办公会，研究近期的主要工作。参加会议的有站长顾彦先，党总支书记李刚，副站长高春茂、陈子华、傅长江，站长助理任成山，列席的是办公室主任谭红旗。会议内容包括做好国家地方病普查项目的辅助工作；准备迎接省计划免疫工作检查；新检验楼建设的前期论证、立项和明年也就是1989年的职称评定准备工作。除此之外还有一项临时列入的议程，就是确定经营公司经理的人选。
防疫站经营公司是上个月刚刚成立的，这是我们单位在全民经商、全民办公司的“大潮”中应运而生的一个“实体”。当前的经营公司实际上还是个“筹备组”，组长是原消杀科副科长何惠兴，另有四个组员。
何惠兴跟我关系算一般化。就我们单位来说，经营公司不算什么好地方，所谓的“经理”，也不占防疫站编制，属于一种“编外”职务。正因如此，所以尽管何惠兴是副站长高春茂的人，而且也是高春茂提议让何惠兴“负责”的，我不十分赞成，因为我觉得何惠兴没什么“经营”头脑，但我也没有表示反对。
跟许许多多的单位一样，我们站的领导班子里面也挺复杂。站长顾彦先和站长助理任成山是一帮的，高春茂和傅长江是一伙的，李刚属于“骑墙派”。我表面上跟顾彦先走的比较近，实际上他并不信任我，我对他也有戒心。
按说高春茂只是个副站长，他想跟顾彦先斗很难占到上风。不过跟他一伙的那个傅长江很有点背景。傅长江的叔叔是市纪检委的副书记。
当然，站领导班子不和属于我们防疫站的“机密”，了解内情的人并不多。前些日子《嘉安日报》做了我们防疫站的一个专版，其中一篇通讯的标题就是“团结战斗、协调一致的领导班子”。
不过不管别的时候有什么矛盾，今天的办公会开得还比较“和谐”。在与会人员通过了何惠兴任经理的决议后，顾彦先对列席会议的办公室主任谭红旗说：“谭主任你跟政工科的王科长协调一下，尽快拟个文件下发，因为老何他们办营业执照等着要任职文件。”
“好的，我马上办。”谭红旗答应着。
顾彦先又问大家：“看还有什么事？”
李刚问我：“陈站长，新培训中心修的怎么样了？下个月准备办个党员学习班。”
李刚说的“新培训中心”，其实就是那座旧办公楼。我们防疫站新建的五层办公楼于去年春天落成，这样就把旧楼腾了出来。站上决定将其彻底翻修一下，由培训中心使用，原来培训中心的平房倒给新组建的经营公司。
我回答说：“没问题，这几天修好供暖管道，月底一定可以交工的。”
顾彦先嘱咐道：“能提前尽量提前点，经营公司没地方办公，进了些消杀器械也没仓库放。”
既然站长书记都催了，开完会我就准备去趟工地看看进度。
我刚走到楼下大厅，就看到三建的技术员小周在门口探头探脑，见了我，他赶紧招招手。
小周就是那个卢文进的徒弟。定职后他又去建委办的职工技校学习了两年，出来先当瓦工班长，后来又成了技术员。这次培训中心的改建和装修，都是由他负责施工管理。
出了楼门我问他什么事，他从提包里拿出了一本塑料皮的本子，递给我说：“刚才拆暖气片的时候，从墙缝里发现了一个本子。你看还有没有用？”
我接过本子问：“哪个屋子？”
“就是你原来的那个办公室，在暖气片后面。那儿的墙皮不知怎么掉了一块，里面有个小洞，被一块砖堵着，这本子就在那个洞里……”
我简单翻了一下本子便立即打断了他的话：“是谁发现的，他打开看了没有？”
小周说：“是壮工老张，他没看。当时我也在那，……”
“小周你们的活儿要抓紧点，完工以后站上急着用。”我再次打断他的话。因为我看到高春茂正从楼里出来，他身后是何惠兴，两人边走边说话，走过我和小周身边的时候，高春茂看我一眼，礼貌地笑了一下。
我也点点头。等他俩过去我才继续问小周：“你接着说本子的事儿，到底怎么发现的？”不等他回答我又说：“走，咱们过去看看。”
对于我的“过分”关注，小周很有些奇怪。不过他没多问，就领着我去了“现场”。
“现场”就是我原来的办公室，准确点说就是原来的“政工科科长室”，更早的时候，这是环卫科的办公室。由于这是陆英自杀的“凶宅”，我搬到新楼二楼的“副站长室”之后，这个屋子就一直闲置着。
壮工老张今天的工作，是拆除旧暖气片，更换暖气管道。跟着他干活的，是两个农民工。尽管“壮工”在建筑工区是最“低档”的工种，但人家老张是正式工，所以他就是那俩农民工的领导。当两个农民工将暖气片拆下来的时候，一小片墙体随即剥落，当时老张还训斥他俩说：“你们小心点，会不会干活啊？”
不过老张很快发现，墙体剥落根本就不是那两个“小工”的过错，而是暖气片后面的墙上原来就有个洞。那墙是“双砖墙”，里面的那层砖被抽掉了。其实说“抽掉”也不准确，准确的说法的是，两块本应是横着砌在墙里的砖被抽了出来，空洞被一块立着放的砖给挡了起来。这块立砖的下半部卡在墙皮里，那个本子就藏在立砖的后面。假如不拆下暖气片的话，外人根本就不会发现那个秘密。
我到现场一看到那块剥落的墙体，心里就马上就明白了。藏本子的那个地方，原来紧挨着一张办公桌，那张办公桌是原环卫科医师陆英使用的。
其实我刚才翻开笔记本的时候，已经看到本子的扉页上有一组字母，初看像是英文，细看不是，那是一组花体的拼音字母“luying”，我第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是“陆英”两个字。
我以相当快的速度翻到了本子上写有文字的最后一页，上面的时间是1981年8月17日，而陆英自杀的时间是8月20日，中间隔了三天的时间，因此这个被秘藏的本子对于破解陆英自杀之谜，可能会有一定的价值。
我问小周：“除了你们几个，还有谁看过这个本子？或者说知道有这么个本子？”
小周摇头说没有。据他讲，当时一拆下暖气片带下了墙皮，挡着洞口的那块砖掉了，本子也跟着落在地上。老张捡起来就喊我，我翻了一下见是日记，我知道这原来是你的办公室，就赶紧给你送来了。
小周之所以认定那是“日记”，因为本子里面的文字是一段一段的，每段上面都标有月、日、星期和天气情况。
我先解释说，日记不是我的，是我朋友陆大夫的。然后我叮嘱小周不要跟别人说这件事，便将本子带回了我的办公室。我先翻看了最后一篇日记，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正想再仔细“研究”，卫生局来了一帮“检查工作”的人，我便将日记锁进了抽屉。
接下来的几天，我都比较忙，一直没抽出时间看那本日记。过后第四天的时候，我将那日记带回了家。
周启明跟着农委领导下了“基层”，家里就我一个人。因此我随便下点面条吃完后，正想研读那本日记呢，魏淑玉来了。
一个月前，我在单位给我姐挂长途，讲了卢文进的情况。我姐听了以后说，他要是不头疼的话，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可能就是精神紧张引起的神经衰弱。我说我也查医书了，主要症状跟神经衰弱、神经过敏差不多，但他“发病”的“诱因”挺奇怪，所以我觉得好像不单纯是“衰弱”的问题。我姐问：怎么还有“诱因” ？我就说了他们夫妻那天在公交车站发生的怪事。我姐问：到底那人看见什么了呀，竟然吓成这样，莫不是看见鬼了？
我嗔怪道：姐，我跟你说正经事呢，你别瞎开玩笑，这关系重大呢。
我姐说：我一点没开玩笑。你总得弄明白他到底看见了什么呀？精神方面的疾患，找到病因特别特别的重要，否则的话，一切治疗都是隔靴搔痒。
我说：问题就在这。卢文进，就那我朋友的丈夫，他不承认看见了什么，他说他就是突发头晕，然后就一直“衰弱”了下来。
我姐说：这样吧，你家不是装了电话了嘛，哪天晚上你让他过去，我直接问问他。我把这件事的严重性和不良“预后”给他讲清楚，好好开导开导，我估计他一定会说实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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