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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第十二章
第二卷:春寒
第六章
融资意向书签署后的第二周,周屿在律所召开了一次内部会议。会议地点选在三号会议室,那是合伙人通常讨论重要客户事务的地方,窗外是陆家嘴林立的高楼,窗内是胡桃木长桌和皮革座椅构成的精英领地。
上午十点,与会者陆续到来。除了周屿,还有律所高级合伙人陈律师、负责风险合规的合伙人李律师、以及沈默公司新任的首席财务官方薇——陆文远推荐的人选,一位在多家科技公司担任过CFO的精明女性。
“周律师,感谢你安排这次沟通。”方薇率先开口,声音清晰干练。她四十岁左右,穿着合身的深蓝色套装,妆容精致,眼神锐利。“融资协议的核心条款已经达成共识,但具体落地需要各方紧密配合。我今天带来了详细的执行时间表和待处理事项清单。”
陈律师点点头,接过方薇递来的文件夹:“沈默先生这次能够获得远见资本的领投,很不容易。远见是业界少数真正有耐心的资本,但他们的要求也极高。我们的任务是确保过渡期平稳,让每一笔资金发挥最大效能。”
周屿坐在陈律师左手边,面前摊着会议纪要。他注意到陈律师在“平稳”两个字上加了重音——这意味着不仅要规避法律风险,还要避免任何可能惊动投资者的风吹草动。
“目前最紧迫的是审计整改。”方薇打开平板电脑,调出一份清单,“陆总介绍的第三方审计机构‘信诚’,上周已经进驻。初步审计报告发现了二十七项合规瑕疵,其中八项被列为‘高危’,必须在两周内完成整改,否则会影响首笔资金拨付。”
“二十七项?”周屿微微蹙眉。这个数字超出了他的预期。
“大部分是历史遗留问题。”方薇解释道,“公司早期在高速扩张期,很多流程和文档都不规范。比如员工股权激励计划只有口头承诺没有书面协议,部分技术外包合同缺少知识产权归属条款,还有一些研发费用的财务处理不够清晰。这些都是创业公司的通病,但也确实是隐患。”
李律师扶了扶眼镜,问道:“最严重的八项高危问题,具体是哪些?”
“第一,数据隐私合规。我们收集了超过五万小时的语音数据用于模型训练,但部分数据来源的用户授权协议存在瑕疵,特别是早期通过众包平台获取的数据,同意条款的表述不够明确。”方薇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每个人,“如果严格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法》解释,这些数据的使用可能构成违法。”
会议室里的空气瞬间凝重。数据合规是新经济领域的致命要害,一旦触发监管处罚,不仅面临巨额罚款,更会摧毁投资者信心。
“陆文远知道这个情况吗?”陈律师问。
“知道。我第一时间向他汇报了。”方薇回答,“陆总的意见是,必须彻底整改,不惜代价。他愿意为我们介绍合规专家,但前提是公司必须直面问题,不能有任何隐瞒或侥幸。”
周屿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他理解陆文远的逻辑——与其未来被监管机构或竞争对手抓住把柄,不如在融资完成前自曝其短,一次性清理干净。但这意味着沈默要在短时间内解决一个积重难返的系统性问题。
“沈总的态度呢?”周屿问。
“沈总……”方薇的表情有些微妙,“他完全理解问题的严重性,也同意整改。但在具体方法上有不同看法。他希望保留所有已训练的模型,只是对后续数据收集流程进行规范。而审计机构和我的建议是,有瑕疵的数据必须彻底删除,模型要重新训练。”
“重新训练?”李律师倒吸一口凉气,“那需要多长时间?多少成本?”
“初步估算,至少四个月,额外投入三百万。”方薇平静地说出一个令人心惊的数字,“但这笔钱必须花。沈总担心的是时间——我们的竞争对手深蓝智能,正在快速推进类似产品。如果我们花四个月清理历史问题,可能错过市场窗口期。”
陈律师揉了揉太阳穴:“这是典型的技术理想主义与商业现实的冲突。周屿,你和沈默沟通得多,你觉得他会接受重新训练这个方案吗?”
周屿放下笔,思考了片刻。“沈默看重技术的完整性胜过商业速度。但这次情况不同——他有对赌协议约束,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实现产品商业化。四个月的延误,可能导致他失去控制权。”
“对赌协议的具体条款是?”李律师追问。
方薇调出另一份文件:“如果公司在融资后十八个月内,无法实现第一款面向医疗机构的B端产品商业化落地,或者连续两个季度无法达成预设的里程碑,远见资本有权要求公司回购股份,或者调整董事会结构。而沈总个人为此提供了无限连带责任担保。”
会议室一片寂静。无限连带责任担保意味着,如果公司失败,沈默不仅要失去股权,还可能背负个人债务。这是一把悬在头顶的利剑。
“陆文远坚持要这个条款?”陈律师问。
“是的。陆总说,这是对管理团队的鞭策,也是对其他投资人的交代。”方薇的语气毫无波澜,“但他也给了缓冲——如果是因为不可抗力或合规整改导致的延误,可以申请展期。前提是,延误的原因必须完全合规。”
周屿明白了陆文远的意图。这位温和儒雅的投资人,在给予沈默极大信任的同时,也设下了严密的保护网。他要确保自己的投资不会因为创始人的理想主义而付诸东流。
“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时间。”周屿总结道,“我们需要一个既能彻底解决合规问题,又尽可能缩短延误的方案。”
“这正是我接下来要说的。”方薇在平板上调出一份甘特图,“我初步设想了三条路径。第一,全面重来,耗时四个月,成本高,但最干净。第二,部分整改,只删除有明确问题的数据,预计两个月,但留有隐患。第三……”
她顿了顿,看向周屿:“与数据来源方重新签署授权协议,补正程序瑕疵。如果能获得用户的事后追认,理论上可以保留大部分数据,只需重新训练其中确实存在问题的部分。这样可能只需要一个月,成本也最低。”
“但获得数万用户的事后追认,操作难度极大。”李律师摇头,“且不说联系成本,单是让用户重新签署协议,就可能引发不必要的关注和质疑。”
“如果通过技术手段呢?”周屿突然开口。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
“我的意思是,我们不一定需要逐个联系用户。”周屿整理着思路,“沈默的技术核心是语音情感识别。如果开发一个简单的交互程序,在用户下次使用我们任何一款产品时,弹出重新授权的请求,并通过算法识别用户是否真正理解并自愿同意……这既能补正程序,又能作为新模型训练的数据验证环节。”
方薇的眼睛亮了起来:“你是说,把合规整改本身,变成一次产品迭代和用户沟通的机会?”
“正是。而且这符合沈默一贯的理念——技术应该增强透明度,而不是削弱它。”周屿转向陈律师,“从法律角度,事后追认是否有效?”
李律师沉思片刻:“如果能证明用户是在充分知情、自主自愿的情况下做出追认,且追认覆盖了原有授权的不明确之处,法理上是可行的。但这需要极其严谨的流程设计和证据保存。”
“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多步骤的确认流程,包括语音确认、文字摘要、关键条款朗读解释等环节。”周屿越说思路越清晰,“每个步骤都留下可验证的记录。这样既解决了合规问题,又向用户展示了我们对数据隐私的重视——这本身就是一种品牌建设。”
陈律师缓缓点头:“这个思路有创新性,但执行难度很大。需要技术、法务、产品的紧密配合。而且,我们必须确保万无一失——任何疏漏都可能被解读为‘欺骗用户’,造成更大的公关危机。”
“我会和沈默深入讨论这个方案。”周屿说,“同时,我们也需要准备备用方案。如果用户追认的覆盖率达不到安全阈值,我们必须有壮士断腕的准备——删除问题数据,重新训练。”
方薇在平板上快速记录:“我建议三线并行。一线推进用户追认方案;二线准备数据清理和模型重训的技术方案;三线评估延误对商业计划的影响,调整里程碑和时间表。我们需要在七十二小时内做出最终决策。”
“同意。”陈律师拍板,“周屿负责与沈默沟通技术方案;方薇协调内部资源,做影响评估;李律师牵头,与外部合规专家一起设计追认流程的法律框架。每天下午五点,我们开碰头会同步进展。”
会议在紧张但有序的氛围中结束。方薇匆匆离去,她要赶回公司召开技术团队紧急会议。李律师也起身去联系合规专家。
会议室里只剩下周屿和陈律师。
“这个案子,比你最初接手时预想的要复杂得多。”陈律师走到窗边,望着外面的城市景观。
“是的。”周屿承认,“但也在意料之中。真正的技术创新,从来不只是技术问题。”
陈律师转过身,目光深邃地看着他:“周屿,我注意到你对这个案子的投入程度,超出了常规的律师-客户关系。这没什么不好,但作为你的导师,我需要提醒你——保持专业距离。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我们的职责是提供最好的法律服务,而不是替客户做商业决策,更不是替他们承担情感负担。”
周屿明白陈律师的担心。在律所,过度情感投入是大忌,容易影响判断,也容易在事情不利时陷入被动。
“我明白,陈律师。我会把握分寸。”周屿说,“但沈默这个案子……有些特别。它触及了一些本质性的问题——技术应该如何发展,资本应该如何与创新共处,理想主义在现实世界中是否有生存空间。作为法律从业者,我们不仅仅是规则的解释者,也应该是价值的守护者。”
陈律师静静地看了他几秒,忽然笑了:“你让我想起我刚入行的时候。那时候我也相信,法律可以改变世界。后来见识多了,才知道改变世界很难,能守住一点底线就不错了。”
“但总得有人去守。”周屿轻声说。
陈律师拍拍他的肩:“去吧。记住,无论多么认同客户的理念,你的武器永远是法律条文和程序正义。别让情绪代替了专业判断。”
“我会记住。”
离开会议室,周屿没有立即联系沈默。他需要时间整理思路,将复杂的问题分解成可执行的步骤。他回到办公室,在白板上画出三个并行的方案路径,标注出关键决策点、资源需求和风险因素。
下午两点,他拨通了沈默的电话。响了三声后接通,背景音是嘈杂的键盘敲击声和讨论声。
“周律师,我正想打给你。”沈默的声音有些沙哑,但语气急切,“方薇刚刚跟我们开了会,说了审计发现的问题。情况比我们预想的严重。”
“我知道,我刚和她开完会。”周屿走到窗边,看着楼下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现在方便说话吗?我们需要讨论应对方案。”
“稍等,我换个安静地方。”电话那头传来脚步声、关门声,背景噪音减弱,“好了,你说。”
周屿用十分钟时间,清晰阐述了三条路径的利弊,特别是他自己提出的“用户追认+技术验证”混合方案。他讲完后,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
“沈默?”
“我在听。”沈默的声音很轻,“所以,我们过去三年积累的数据,大部分都可能有问题。我们引以为傲的模型,建立在沙滩上。”
“不是沙滩,是手续不完备的地基。”周屿纠正道,“现在发现问题是好事,在酿成大错之前。而且,这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建立一个真正合规、透明、可持续的数据治理体系。这会是我们的长期竞争优势。”
“你说得对。”沈默深吸一口气,语气重新变得坚定,“只是……有点难受。感觉像是自己养大的孩子,突然被诊断出先天疾病。”
“但疾病可以治。而且治好后,他会更健康。”周屿停顿了一下,“关键在于,你愿不愿意面对这个现实,并付出治疗的代价。”
“我愿意。”沈默毫不犹豫,“只是……一个月完成用户追认,技术上挑战很大。我们需要设计一个极简但有效的交互流程,确保用户真正理解他们在同意什么,而不是草率点‘确定’。”
“这正是你的专长。”周屿说,“用技术解决技术引发的问题。而且,如果做得好,这可以成为我们数据伦理实践的最佳案例,甚至能写进行业标准。”
电话那头传来沈默的一声轻笑,带着苦涩的自嘲:“从行业标杆到整改典型,这落差有点大。”
“但从整改典型到新标准的制定者,这个跨越更有价值。”周屿说,“陆文远投资你,看中的不就是这份直面问题的勇气和建立标准的潜力吗?”
沈默沉默了。几秒后,他说:“周屿,有时候我觉得,你比我更相信我能做成这件事。”
“我不是相信你,我是相信逻辑。”周屿平静地回答,“数据显示,诚实面对问题并系统解决的公司,长期生存率远高于掩盖问题的公司。你选择了困难但正确的路,而正确的路通常也是唯一能走通的路。”
“谢谢。”沈默的声音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颤动,“那么,我们开始吧。技术团队我已经召集了,方薇在协调法务和产品。我们需要你尽快提供法律框架和风险边界。”
“一小时内发你草案。”周屿看了看表,“另外,我们需要在明天下午前,确定最终方案,并准备向陆文远汇报。他需要知道我们发现了问题,以及我们打算如何解决。”
“明白。那我让团队等你草案。”
挂断电话,周屿坐回办公桌,开始起草用户追认程序的法律框架。他先列出核心原则:知情、自愿、明确、可撤回。然后设计具体环节:语音摘要、关键条款高亮、确认问答、二次确认、随时撤回的途径。每个环节都需要留下时间戳、用户ID、交互记录等证据。
写着写着,他停下来,思考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如何证明用户真的“理解”了条款?传统的点击“同意”最多只能证明用户“看到”了条款,而无法证明理解。沈默的技术也许能提供新思路——通过分析用户在阅读条款时的语音微表情(比如语速、停顿、语调变化),判断其认知负荷和情绪状态,从而推断理解程度。当然,这本身又涉及更敏感的隐私问题。
他给沈默发了条消息:“技术上能否实现,在用户阅读条款时,通过非侵入式的方式(比如阅读时长、翻页模式、光标移动)评估其注意力集中度,而不涉及内容分析?”
几分钟后,沈默回复:“可以。我们可以设计一个轻量级的注意力评估模型,只分析交互模式,不分析内容。但这需要很谨慎,避免被误解为监控。”
“设定明确边界:只评估是否认真阅读,不评估阅读内容;用户有权跳过评估;评估结果不作为同意有效性的必要条件,只作为我们改进条款表述的参考。”周屿回复。
“这个思路好。把评估转化为服务优化工具,而不是合规监控工具。我让产品经理按这个方向设计。”
周屿继续完善草案。窗外,天色渐暗,城市华灯初上。办公室里只有他敲击键盘的声音,规律的节奏像心跳,稳定而坚定。
晚上八点,草案完成。他发给沈默和方薇,抄送李律师。十分钟后,沈默打来电话。
“框架我看完了,很周全。但有个问题——如果大量用户选择不追认,我们保留的数据量可能达不到模型有效性的最低阈值。我们需要一个临界点,低于这个点,就必须启动备用方案,即删除数据、重新训练。”
“你认为临界点是多少?”周屿问。
“从技术角度,至少需要保留原始数据量的百分之六十,模型性能才不会出现显著衰减。但考虑到我们要删除肯定有问题的那部分,实际需要追认的比例可能要到百分之七十五。”
“百分之七十五的用户追认率……”周屿在心里快速计算,“以五万用户计,需要三万七千五百人完成流程。考虑到触达率、响应率、完成率,挑战很大。”
“非常大。”沈默承认,“但我们别无选择。我会让团队设计最简化的流程,把完成时间控制在三分钟内。同时,我们可以考虑给与追认的用户一些小激励——比如额外服务期、专属功能,但不能是现金,否则可能被视为购买同意,在法律上无效。”
“可以。但激励必须轻微,且与核心服务无关。”周屿补充,“另外,我们需要设计分层沟通策略。对高活跃用户、沉默用户、流失用户采取不同的触达方式。”
“明白。我让运营团队出方案。”
通话结束时,已是晚上九点。周屿感到饥饿,才想起自己还没吃晚饭。他泡了杯速食粥,站在窗边慢慢喝着。城市夜景璀璨如星河,每一盏灯背后,都是一个家庭,一个故事,一段人生。
他想起了那些用户——那五万个提供了声音数据的人。他们为什么愿意贡献自己的声音?也许是为了科学进步,也许是为了获得服务,也许只是无意中点下了同意。他们不会知道,自己的数据正卷入一场关于合规、伦理和生存的战役。
但正因如此,才更要谨慎。每一个“同意”背后,都是一份信任。而信任一旦破碎,再难修复。
手机震动,是母亲发来的消息:“小屿,今天回来吃饭吗?炖了你爱喝的汤。”
周屿看着那条消息,忽然感到一阵深切的疲惫。不是身体的累,而是那种深入骨髓的、承载了太多重量后的倦怠。他想回家,想喝一碗热汤,想暂时放下所有纷扰。
但他不能。方案还没最终确定,风险还没完全评估,向陆文远汇报的材料还没准备。明天又是高强度的一天。
他回复:“今晚要加班,不回了。汤留着,我周末喝。”
几乎同时,沈默的消息跳出来:“技术团队初步评估,混合方案可行。但需要法务全力支持。另外,方薇提醒,我们需要准备一份向陆文远汇报的PPT,既要坦诚问题,又要展示解决能力。你能帮忙梳理逻辑吗?”
周屿放下已经凉了的粥,回到电脑前。疲惫还在,但另一种更强烈的感觉压过了它——一种被需要、在参与创造某种重要东西的感觉。
他回复沈默:“可以。一小时后我们电话会议,同步各方进展。先把问题列清楚,再把解决方案讲明白。陆文远是明白人,我们要的是信任,不是隐瞒。”
点击发送后,周屿重新坐直身体,打开PPT模板。屏幕的光映在他脸上,在深夜的办公室里,像一个孤独但坚定的守夜人。
城市沉入睡眠,而战斗才刚刚进入最复杂的阶段。但这一次,他们不是对抗外敌,而是清理自己的庭院,修补自己的铠甲,为了走更远、更稳的路。
这条路布满荆棘,但路的尽头,或许真有陆文远所说的,那片能开出不一样花朵的荒地。而他们现在做的,就是拔除杂草,松土施肥,等待第一颗种子破土而出。
夜还很长。但长夜过后,总有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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