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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王朝重臣结构分析及重要人物简介

　　第一：外臣

　　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如果仅仅靠一个皇帝和上书房的大臣是远远不够的。内臣只能参与内部的策划，而一个国家真真需要依仗的，偏偏就是那些外臣。

　　在封建王朝，一个国家的中心在皇帝。他是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主宰者，而能够辅佐皇帝的内臣，也构成了清朝国家策划的大脑—上书房。

　　第一时期：四大首辅。

　　鳌拜、苏克沙哈、索尼、遏必隆构成的四大首辅是康熙第一个内部核心。虽然这四人品行不同，但无可否认，他们是四位有才能的大臣。鳌拜虽毒，但是他的处事上的确是有着非常的才能，索尼的虚实之述有着很强的洞悉能力，苏克沙哈是一个忠臣，但是他对鳌拜下手的时机实在是太不成熟，反而给他染上了一层党争的嫌疑。看待这四个人，要持辨证的态度，康熙在成长的实习在这四人身上的学到的东西足够他用一辈子，他们也为康熙的统一大业奠定了充实的政治基础。

　　首辅大臣:索尼

　　索尼（1601年-1667年），满洲正黄旗人，因为通满、汉、蒙文字，亦赐名「巴克什」，命在文馆办事。由头等侍卫受吏部启心郎，3年考绩合格，绩优升骑都尉，后屡立战功（战界凡城，征锦州、北京、察哈尔、大同城等）功授三等男，定都燕京后，受二等子；升任内大臣、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病故。在议立新君之时，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郡王阿达礼等人，欲图拥立睿亲王多尔衮，两黄旗中多数大臣欲拥立故主之长子肃亲王豪格，索尼、鳌拜等八大臣至肃王府中秘密议定拥立肃王。八月十四日，八旗王公大臣于崇政殿集会商议立君，索尼、鳌拜等两黄旗大臣于大清门盟誓，令两旗巴牙喇兵张弓挟矢，环立宫殿，两黄旗大臣进入崇政殿，索尼、鳌拜首先倡议拥立皇子，说：「吾等属食於帝，衣於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於地下而已。」在索尼等以「兵谏」来威逼诸王必立皇子的压力下，多尔衮放弃了继兄为帝的打算，建议立皇太极第九子六岁的福临为君，自己与郑亲王济尔哈朗摄政，才平息了这场即将爆发的八旗诸王相战的烈火。

　　多尔衮当上摄政王后，索尼、鳌拜、遏必隆继续效忠幼主，「终不附睿王」，「不惜性命，与之抗拒」。多尔衮勃然大怒，尽革索尼所有官职，籍没，免死赎身，黜为民，徙居盛京昭陵(太宗之陵)，其兄弟子侄任待卫者，一律革退。

　　鳌拜降一等男，两次定罪论死，罚银赎身。遏必隆被籍没家产之半，革世职。

　　正因为索尼、鳌拜、遏必隆等冒死力争，拥立福临，保护幼主，忠贞不二，付出了重大代价，不愧为皇太极之忠臣，故福临亲政以后，立即对他们委以重任，官复原职，并加官晋爵。索尼回京，晋至一等伯，擢内大臣、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鳌拜晋二等公，任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遏必隆复职，晋一等公，任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苏克萨哈首告其主摄政王多尔衮「逆谋」，立下大功，又逢迎帝君，封晋二等子，任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加太子太保。

　　福临为免再次出现亲王摄政危及幼君之祸，决定取消八旗王公议立新君，掌管军国要务的传统，委任经己擢用的心腹大臣为辅臣，他在遗诏中著重强调说：「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矢忠荩，保翊幼主，佐理政务，布告中外，咸使闻之。

　　随著辅政时间的推移，辅臣之间的矛盾逐渐激烈，鳌拜利用索尼老病和遏必隆胆小怕事，而攫取了大权，主宰朝政，排挤、压制与己不和的另一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康熙五年，他藉口多尔衮「欲住水平府」，将镶黄旗应得之地给与正白旗，以坏地换好地，使本旗镶黄旗领得田地十分「不堪」，现应改正，决定圈地调换。正白旗人大学士户部尚书苏纳海、汉军镶白旗人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朱昌祚、汉军镶红旗人保定巡抚王登联，因圈地扰民，「旗民失业者数十万人」，上疏力谏；苏克萨哈维护本旗正白旗利益，亦持异议。但鳌拜纠合索尼、遏必隆，坚持圈地，矫诏诛戮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人，在京畿十几个州县大规模地圈占民地，给广大旗民带来严重灾难。

　　四大臣辅政时期，精於权术的鳌拜逐渐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把持了朝政。康熙六年(1667)，玄烨已经14岁。这一年三月，辅政大臣索尼等奏请玄烨亲政，是年六月，索尼病故。

　　鳌拜(?～1669)

　　鳌拜，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卫齐第三子。初以巴牙喇壮达从征，屡有功。天聪八年，授牛录章京世职，任甲喇额真。崇德二年，征明皮岛，与甲喇额真准塔为前锋，渡海搏战，敌军披靡，遂克之。命优叙，进三等梅勒章京，赐号“巴图鲁”。六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围锦州，明总督洪承畴赴援，鳌拜辄先陷阵，五战皆捷，明兵大溃，追击之，擒斩过半。功最，进一等，擢巴牙喇纛章京。八年，从贝勒阿巴泰等败明守关将，进薄燕京，略地山东，多斩获。凯旋，败明总督范志完总兵吴三桂军。叙功，进三等昂邦章京，赉赐甚厚。

　　顺治元年，随大兵定燕京。世祖考诸臣功绩，以鳌拜忠勤戮力，进一等。二年，从英亲王阿济格征湖广，至安陆，破流贼李自成。进征四川，斩张献忠於阵。下遵义、夔州、茂州诸郡县。五年，坐事，夺世职。又以贝子屯齐讦告谋立肃亲王，私结盟誓，论死，诏宥之，罚锾自赎。是年，率兵驻防大同，击叛镇姜?襄，迭败之，克孝义。七年，复坐事，降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世祖亲政，授议政大臣。累进二等公，予世袭。擢领侍卫内大臣，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十八年，受顾命辅政。既受事，与内大臣费扬古有隙，又恶其子侍卫倭赫及侍卫西住、折克图、觉罗塞尔弼同直御前，不加礼辅臣。遂论倭赫等擅乘御马及取御用弓矢射鹿，并弃市。又坐费扬古怨望，亦论死，并杀其子尼侃、萨哈连，籍其家，以与弟都统穆里玛。

　　初入关，八旗皆有分地。睿亲王多尔衮领镶黄旗，定分地在雄、大城、新安、河间、任丘、肃宁、容城诸县。至是已二十年，旗、民相安久。鳌拜以地确，倡议八旗自有定序，镶黄旗不当处右翼之末，当与正白旗蓟、遵化、迁安诸州县分地相易。正白旗地不足，别圈民地补之。中外皆言不便。苏克萨哈为正白旗人，与相抗尤力。鳌拜怒，悉逮苏纳海等，弃市。事具苏克萨哈传。又追论故户部尚书英俄尔岱当睿亲王摄政时阿王意，授分地乱序，并及他专擅诸事，夺世职。时有窃其马者，鳌拜捕斩之，并杀御马群牧长。怒蒙古都统俄讷、喇哈达、宜理布於议政时不附己，即令蒙古都统不与会议。

　　鳌拜受顾命，名列遏必隆后，自索尼卒，班行章奏，鳌拜皆首列。日与弟穆里玛、侄塞本特、讷莫及班布尔善、阿思哈、噶褚哈、玛尔赛、泰必图、济世、吴格塞等党比营私，凡事即家定议，然后施行。侍读熊赐履应诏陈时政得失，鳌拜恶之，请禁言官不得陈奏。上亲政，加一等公，其子纳穆福袭二等公。世祖配天，加太师，纳穆福加太子少师。鳌拜益专恣。户部满尚书缺员，欲以命玛尔赛，上别授玛希纳，鳌拜援顺治间故事，户部置满尚书二，强请除授。汉尚书王弘祚领部久，玛尔赛不得自擅，乃因事齮而去之。卒，又擅子谥忠敏。工部满尚书缺员，妄称济世才能，强请推补。

　　康熙八年，上以鳌拜结党专擅，勿思悛改，下诏数其罪，命议政王等逮治。康亲王杰书等会谳，列上鳌拜大罪三十，论大辟，并籍其家，纳穆福亦论死，上亲鞫俱实，诏谓：“效力年久，不忍加诛，但褫职籍没。”纳穆福亦免死，俱予禁锢。鳌拜死禁所，乃释纳穆福。

　　五十二年，上念其旧劳，追赐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以其从孙苏赫袭。苏赫卒，仍以鳌拜孙达福袭。世宗立，赐祭葬，复一等公，予世袭，加封号曰超武。乾隆四十五年，高宗宣谕群臣，追核鳌拜功罪，命停袭公爵，仍袭一等男；并命当时为鳌拜诬害诸臣有褫夺世职者，各旗察奏，录其子孙。

　　清康熙辅政大臣---苏克萨哈

　　苏克萨哈，纳喇氏，满洲正白旗人。父苏纳，叶赫贝勒金台什同族。太祖初创业，来归，命尚主为额驸，授牛录额真。累进梅勒额真。天聪初，从太宗征锦州，贝勒莽古尔泰帅偏师卫塔山饷道，苏纳屯塔山西，明兵来攻，击破之。三年，与固山额真武纳格击察哈尔，入境，降其民二千户。闻降者将为变，尽歼其男子，俘妇女八千馀，上责其妄杀。蒙古人有自察哈尔逃入明边者，命苏纳以百人逐之，所俘获相当。累进三等甲喇章京。坐隐匿丁壮，削职。寻授正白旗蒙古固山额真。崇德初，从伐明，攻雕鹗、长安诸堡及昌平诸城，五十六战皆捷。又攻破容城。及出边，后队溃，坐罚锾。又从伐朝鲜，击破朝鲜军，俘其将。以朝鲜王出谒时乱班释甲，又自他道还，坐罚锾。寻以谳狱有所徇，坐罢，仍专管牛录事。顺治五年，卒。

　　苏克萨哈初授牛录额真。崇德六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围锦州，明总督洪承畴师赴援，太宗亲帅大军蹙之，苏克萨哈战有功，授牛录章京世职，晋三等甲喇章京。顺治七年，世祖命追复苏纳世职，以苏克萨哈并袭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寻授议政大臣，进一等，加拖沙喇哈番。苏克萨哈隶睿亲王多尔衮属下，王薨，苏克萨哈与王府护卫詹岱等讦王谋移驻永平诸逆状，及殡敛服色违制，王坐是追黜。是年，擢巴牙喇纛章京。

　　十年，孙可望寇湖广，命苏克萨哈偕固山额真陈泰率禁旅出镇湖南，与经略洪承畴会剿。十二年，刘文秀遣其将卢明臣等分兵犯岳州、武昌，苏克萨哈邀击，大败之。文秀引兵寇常德，战舰蔽江，苏克萨哈六战皆捷，纵火焚其舟，斩获甚众，明臣赴水死，文秀走贵州。叙功，晋二等精奇尼哈番，擢领侍卫内大臣，加太子太保。

　　圣祖立，受遗诏辅政。时索尼为四朝旧臣，遏必隆、鳌拜皆以公爵先苏克萨哈为内大臣，鳌拜尤功多，意气凌轹，人多惮之。苏克萨哈以额驸子入侍禁廷，承恩眷，班行亚索尼；与鳌拜有姻连，而论事辄龃，浸以成隙。鳌拜隶镶黄旗，与正白旗互易庄地，遂兴大狱。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苏纳海，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坐纷更阻挠，下刑部议罪，以律无正条，请鞭责籍没。上览奏，召辅臣议，鳌拜请置重典，索尼、遏必隆不能争，独苏克萨哈不对，上因不允。鳌拜卒矫命，悉弃市。

　　鳌拜以苏克萨哈与相抗，憾滋甚。鳌拜日益骄恣，苏克萨哈居常怏怏。康熙六年，上亲政，加恩辅臣。越日，苏克萨哈奏乞守先帝陵寝，庶得保全馀生。有旨诘问，鳌拜与其党大学士班布尔善等遂诬以怨望，不欲归政，构罪状二十四款，以大逆论，与其长子内大臣查克旦皆磔死；馀子六人、孙一人、兄弟子二人皆处斩，籍没；族人前锋统领白尔赫图、侍卫额尔德皆斩：狱上，上不允。鳌拜攘臂上前，强奏累日，卒坐苏克萨哈处绞，馀悉如议。八年，鳌拜败，诏以苏克萨哈虽有罪，不至诛灭子孙，此皆鳌拜挟仇所致，命复官及世爵，以其幼子苏常寿袭。

　　清康熙辅政大臣——遏必隆

　　遏必隆，钮祜禄氏，满州镶黄旗人。额亦都第十六子，母和硕公主。天聪八年，袭一等昂邦章京，授侍卫，管牛录事。贝勒尼堪福晋，遏必隆兄图尔格女也，无子，诈取仆妇女为己生。事发，遏必隆坐徇庇，夺世职。崇德六年，从太宗伐明，营松山，筑长围守之。明总兵曹变蛟率步骑突围，迭败之。夜三鼓，变蛟集溃卒突犯御营，遏必隆与内大臣锡翰等力战，殪十馀人，变蛟负创走。论功，得优赉。七年，从饶馀贝勒阿巴泰等入长城，克蓟州；进兵山东，攻夏津，先登，拔之：予牛录章京世职。

　　顺治二年，从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剿李自成兄子锦於武昌，拔铁门关，进二等甲喇章京。五年，兄子侍卫科普索讦其与白旗诸王有隙，设兵护门，夺世职及佐领。世祖亲政，遏必隆讼冤，诏复职。科普索旋获罪，以所袭图尔格二等公爵令遏必隆并袭为一等公。寻授议政大臣，擢领侍卫内大臣，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十八年，受遗诏为辅政大臣。

　　康熙六年，圣祖亲政，加恩辅臣，特封一等公，以前所袭公爵授长子法喀，赐双眼花翎，加太师。屡乞罢辅政，四大臣当国，鳌拜独专恣，屡矫旨诛戮大臣。遏必隆知其恶，缄默不加阻，亦不劾奏。八年，上逮治鳌拜，并下遏必隆狱。康亲王杰书谳上遏必隆罪十二，论死，上宥之，削太师，夺爵。九年，上念其为顾命大臣，且勋臣子，命仍以公爵宿卫内廷。十二年，疾笃，车驾亲临慰问。及卒，赐祭葬，谥恪僖，御制碑文，勒石墓道。十七年，孝昭皇后崩，遏必隆为后父，降旨推恩所生，敕立家庙，赐御书榜额。五十一年，上以遏必隆初袭额亦都世职，命其第四子尹德袭一等精奇尼哈。

　　第二时期：索额图、明珠时期

　　从这个时期开始，党争开始出现端倪。这两个统治核心的时间最长，可以说是闹的最凶、搭配的最默契的一对组合。无论在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思想文化上，他们两个人带给康熙的实在是太多太多。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两个人的存在，康熙的统一大业确实要有着无法想象的麻烦。但是在他们的执政某期却漏洞百出，结果双双被罢免，其中索额图还有企图弑君的嫌疑。

　　康熙最重要的大臣之一——明珠

　　明珠，字端范，姓纳喇氏，生于后金天聪八年（1634）。祖父金台石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继其兄纳林布禄为叶赫部首领，天命四年（1619）时，被英明汗努尔哈赤斩杀。其子尼雅哈、德勒格尔归顺后金，隶满洲正黄旗。尼雅哈初授佐领，后屡次从征有功。顺治时改授骑都尉世职，康熙三年（1664）卒，长子振库袭职。

　　明珠为尼雅哈次子，顺治时初任侍卫，后任銮仪卫治仪正，又调内务府郎中。康熙三年升为内务府总管大臣，“掌内务政令，供御诸职，靡所不综”，成为宫廷事务的最高长官。康熙五年（1666），任内弘文院学士，参与国政。

　　康熙六年（1667），玄烨亲政，明珠更被重用。次年，任刑部尚书。他奉命和工部尚书马尔赛调查淮扬水患之处，并会同漕运总督、河道总督等官，到兴化县白驹场地方查勘。返回后，向康熙帝报告说：旧有闸口四座，所出之水，由牛湾河入海。后因禁海填塞，水路受阻，淹没田地。因为白驹场离海甚远，并非沿海地方，不应堵塞，应速疏通河道，将四闸开通，积水可尽放出。另外，仍可设置板拦，一遇发水，即行开放，地方不致淹没，居民也不必迁移。明珠等人又查明清口是淮河、黄河汇合处，如果黄河水泛滥，势必越过淮河，而淮河水弱，黄河水中泥沙，将阻塞河道。因此，他建议：将黄河北岸挑挖引河，以备蓄泄，使泥土逐水而下，保证运道畅通无阻。康熙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对解除水患，保护运道畅通，具有积极作用。十二月，传教士南怀仁认为吴明烜推算的康熙八年历书中，差错很多。明珠与其他大臣奉命前去测验。测验结果，吴明烜推算错误，南怀仁推算正确，都符合天象。康熙帝决定采用南怀仁的历书，并任命他为钦天监监副，掌管天文历法事务。

　　康熙八年（1669），惩办了鳌拜以后，明珠参与消除鳌拜集团及其影响时，为朝廷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建议。康熙九年，明珠改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康熙十年二月，充经筵讲官。八月，建议停止盐差御史巡历地方之例。十一月，调为兵部尚书。康熙十二年（1672）正月，康熙帝在晾鹰台检阅八旗甲兵。在明珠的指挥下，军容整肃。康熙称赞“此阵列甚善，其永著为令。

　　平定三藩

　　清初，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并列为“三藩”。在对待“三藩”撤与不撤这个重大问题上，唯有明珠与户部尚书米思翰、刑部尚书莫洛等极少数人，坚决主张撤藩，与帝意完全一致。康熙帝认为：“吴、尚等蓄谋已久，今若不及早除之，使其养痈成患，何以善后？况其势已成，不若先发制之可也。”

　　当吴三桂发动叛乱时，朝廷有些人吓得惊慌失措。大学士索额图等人主张处死倡议撤藩的明珠等人，康熙帝严加拒绝。明珠竭诚效力，积极参与平定三藩叛乱的活动。康熙十九年闰八月，在处理尚之信属下兵丁时，给事中余国柱认为：尚之信标下官兵，应即撤回，三总兵官标下兵丁应予分散。议政王大臣会议认为：尚之信标下官兵应分入上三旗中，令驻广东，另设将军、副将军管辖。三总兵官标下兵丁，有愿为兵者为兵，愿为民者为民。康熙帝则认为：尚之信标下官兵均分八旗，另设将军、副都统管辖，分散其力量，日后或撤或迁比较容易。二总兵标下官兵仍驻广东，归将军管辖。裁去另一总兵标下官兵。他便征求明珠之意如何？明珠主张：尚之信标下官兵共十五佐领，分入上三旗，每一旗五佐领，为数不多，不必分隶八旗。以后若撤回迁移，亦不论旗分调取，有满洲大兵押送，分入上三旗办法可行。康熙帝表示同意：“既如此，不必分入八旗。尔等可改票来奏。”在处理耿精忠等人时，依照刑律应凌迟处死，其同伙董国瑞等十九人应立斩。明珠上奏：“耿精忠之罪，较尚之信尤为重大。尚之信不过纵酒行凶，口出妄言；耿精忠深负国恩，擅自称帝，且与安亲王内多有狂悖之语，甚为可恶。”随后又奏：“此内有陈梦雷、金镜、田起蛟、李学诗四人，犯罪固应处死，然于应死之中，尚有可宥之处。”康熙帝命议政王大臣会议集议。于是陈梦雷等四人，免死，给与披甲新满洲为奴。

　　三藩之乱的平定，巩固了清朝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维护了全国的统一，在此期间，明珠的工作是有积极意义的。

　　康熙十四年，明珠调任吏部尚书，十六年，晋升武英殿大学士。从此明珠与索额图势均力敌，共理朝政。到康熙十九年索额图解任，由明珠一人佐理朝政，一直延续到康熙二十七年。在这九年时间里，恰值清朝承“三藩”之乱后恢复经济，明珠发挥了他的政治才能。”

　　平定“三藩”

　　平定“三藩”叛乱以后，康熙帝开始□□问题。康熙二十一年（1682），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奏请自行进剿台湾。康熙帝征询大臣意见，明珠认为：“若以一人领兵进剿，可得其志。两人同往，则未免彼此掣肘，不便于行事。照议政王所请，不必令姚启圣同往，着施琅一人进兵，似乎可行。”明珠进一步指出当时的形势：“郑经已死，贼无渠魁，势必衰微。”康熙帝同意明珠对形势的分析，表示“施琅相机自行进剿，极为合宜”。施琅□□后，便疏陈善后意见：台湾有地数千里，人民十万，其地十分重要，如果放弃，必为外国占据，奸宄之徒可能窜匿其中，应该设官兵防守。康熙帝认为：不能弃而不守，但镇守之官三年一易，亦非至当之策。于是命议政王大臣会议。明珠代表议政王大臣奏报：施琅请守已得之地，设兵防守为宜；郑克塽、刘国轩、冯锡范、陈允华等头目及近族家人，不便安置在外省，应带来编入旗下。康熙帝表示同意。明珠还上奏：施琅之功实大，应加封为侯，授为将军，其属下官兵应加等议叙。康熙帝认为“此议甚当，即依行”。在□□的战争中，明珠是康熙帝的得力助手。

　　治理黄河

　　治理黄河是清朝的一项重要政务。康熙二十一年，萧家渡决口，工部尚书请令河道总督靳辅培修，遭到康熙帝拒绝。明珠极力推荐靳辅参与治河事宜。他说：“靳辅历任既久，所见必真”，应令来京会议。次年，河水复归旧道，康熙帝甚为赞赏。明珠说：“河道既深，挽运无阻，往来商贾皆得通行，真国家之福。”康熙二十四年十月，靳辅提出治黄河方案：挑浚高、宝等七州县下河，引水入海，又筑高家堰堤岸，修整黄河两堤。康熙帝征求明珠意见？他回答说：“臣等意谓，最宜修治，但钱粮陆续给与，似为有益。”十一月，在会议治河时，为防止海水倒灌，靳辅主张开大河，建长堤，高一丈五尺，束水一丈，以敌海潮。于成龙则主张开浚故道。明珠赞成靳辅治河方案，上奏：“于成龙居官虽清，但河工事宜，未能阅历。靳辅久任河务，已有成效，似应从靳辅之议。”王熙认为：“于成龙所议是一旧说，乃照明朝河臣潘季训《河防一览》之法。靳辅所议是一创建之策。”以后康熙帝听信汤斌所言，赞成于成龙治河方案，而靳辅主张未能施行。康熙二十七年（1688），明珠被劾与靳辅结党。靳辅被免职离任。

　　对俄交涉

　　明珠任大学士时，参与筹划抗击沙俄侵略，并亲自与沙俄使者交涉。康熙二十年(1681)，蒙古正红旗副都统缺员，明珠推举彭春，“人亦颇优，不但副都统，即将军亦可”。康熙二十二年，明珠认为：“萨布素甚优，与将军职任相宜。”彭春、萨布素在首次抗击沙俄侵略，收复雅克萨城的战争中立下了战功。康熙二十五年，清朝再令萨布素率兵包围被沙俄第二次占据的雅克萨城。沙俄派使臣到北京请求解围，明珠奉命在午门前接收文书，并负责谈判。康熙帝决定和平解决，令萨布素将包围雅克萨城之兵，撤回驻地，为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准备。

　　为官之术与失势

　　康熙帝崇尚理学，用以改变满族贵族缺少文化素养的武夫形象，并作为统治汉人的思想武器。在皇帝周围聚集了如熊赐履、汤斌、李光地等理学名臣。明珠作为新一代的满族贵族，注意与理学名臣建立良好的关系，不失时机地显示自己“好书画，凡其居处，无不锦卷牙签，充满庭宇，时人有比邺架者，亦一时之盛也”。其子性德为清代著名文学家，在徐乾学帮助下编印《通志堂经释》，俨然以宿儒自居。

　　当时，理学名臣之间，门户之见甚深，互相攻击。明珠“则务谦和，轻财好施，以招徕新进，异己者以阴谋陷之”。徐乾学原先请李光地引见明珠，认为明珠是“可与为善之人，还有心胸”，因此想要请明珠帮助，重新起用熊赐履。明珠对徐乾学说，你报老师之恩很好，但熊赐履对你未必好。他对皇上说你学问好，其他都不好。于是，徐乾学怀恨而别。后来徐乾学与索额图联合，索额图与熊赐履抛弃前嫌，重归于好。明珠、余国柱很是惧怕，阴谋诬陷熊赐履。徐乾学与明珠的关系更加紧张了。

　　康熙二十四年，江宁巡抚余国柱告诉继任巡抚汤斌，朝廷蠲免江南赋税，乃明珠尽力促成，意欲勒索，遭到汤斌拒绝。考核官员时，外任官员向明珠馈送金银者络绎不绝。二十五年按察使于成龙与靳辅争论治河方案，朝臣均仰承明珠鼻息，支持靳辅，汤斌则陈诉勘查结果，赞成于成龙主张。凡明珠集团行事，汤斌多加梗阻。明珠、余国柱怀恨在心，曾经奏陈：汤斌有诽谤皇帝之语。建议罢免汤斌，未获批准。时人认为：“明珠、国柱辈嫉斌甚，微上厚斌，前途难料”。汤斌病死后，徐乾学又激其门生郭琇弹劾明珠、余国柱。在原先依附明珠的徐乾学、高士奇的密谋策划下，明珠降职。明珠本为广植党羽，招徕新进，联络理学名臣，但由于理学名臣间的学派纠纷，明珠、索额图集团之间的矛盾，却使他自己失去了左右朝政的地位。

　　康熙二十六年，李光地还乡探母，临行之前，明珠对他说：事势有变，江浙人可畏（郭琇山东人，曾为江南道御史；徐乾学江南昆山人；高士奇浙江钱塘人），不久我亦危险，无所逃避。冬季，康熙帝谒陵，于成龙在路上便对他说：当今官已被明珠、余国柱卖完了。康熙帝问有何证据？于成龙回答：请皇帝派亲信大臣去检查各省布政司库银，若有不亏空者，便是臣妄言。康熙帝讯问高士奇，高士奇尽言其状。康熙帝问：为何无人揭发？高士奇回答：谁不怕死！康熙帝又问：有我，他们势重于四辅臣乎？我欲除去，就除去了。有何可怕？高士奇说：皇上作主有何不可！于是，高士奇与徐乾学密谋，起草参劾疏稿。先呈皇帝改定，康熙二十七年二月交由佥都御史郭琇参劾明珠八大罪状：

　　（一）凡内阁票拟，俱由明珠指使，轻重任意。余国柱承其风旨，即有错误之处，同官莫敢驳正。皇帝时有诘责，乃漫无省改。即如御史陈紫芝参劾湖广巡抚张汧疏内，并请议处保举之员。皇帝面谕九卿应一体严加议处，乃票拟竟不书写，则保举张汧原属指使，于此可见矣！

　　（二）凡奉谕旨，获得好评，明珠便说：“由我力荐”；或不称旨，便说：“上意不喜，吾当从容挽救。”任意附会，市恩立威，因而结党，挟取货贿。他每日奏事完毕，出中左门，满汉部院诸臣及其心腹，拱立以待，皆密语片刻。皇帝意图无不宣露，部院衙门稍有关系之事，必请命而而行。

　　（三）明珠连结党羽，满人则有尚书佛伦、葛思泰及其族侄侍郎傅腊塔、席珠等，汉人则余国柱结为死党，寄以心腹。向时会议会推，皆佛伦、葛思泰等把持；而余国柱更为囊橐，唯命是听，但知戴德私门。

　　（四）凡督抚藩臬缺出，余国柱等无不展转贩鬻，必索及满欲而后止。所以督抚等官愈事朘剥，小民重困。今皇帝爱民如子，而民犹有未给足者，皆贪官搜索，以奉私门之所致。

　　（五）康熙二十三年，学道报满之后，应升学道之人，率往请价。九卿选择时，公然承风，任意派缺，缺皆预定。由是学道皆多方取贿，士风文教，因之大坏。

　　（六）靳辅与明珠、余国柱交相固结，每年糜费河银，大半分肥，所题用河官，多出指授，是以极力庇护。皇帝试察靳辅受任以来，请过钱粮几何，通盘一算，则其弊可知矣。当初议开浚下河道时，他以为必委任靳辅，欣然欲行，九卿亦无异辞。当见皇帝欲行另委他人，则以于成龙方蒙信任，举山必当旨。于成龙官止臬司，何以统摄。于是题奏仍属靳辅，此时未有阻挠意。及靳辅张大其事，与于成龙意见不合，于是一力阻挠，皆由倚托大臣，故敢如此。靳辅抗拒明诏，非无恃而然也。

　　（七）科道官有内升或出差的，明珠、余国柱都居功要索，至于考选科道，即与之订约，凡有本章，必须先送阅览，因此言官多受其牵制。

　　（八）明珠自知罪戾，见人则用柔然甘语，百般款曲，而阴行鸷害，意毒谋险。最忌者言官，恐发其奸状。当佛伦为总宪时，见御史李时谦累奏称旨，御史吴震方颇有参劾，即令借事排陷，闻者骇惧。

　　郭琇所列明珠八大罪状，直欲将明珠置于死地。在处理明珠问题上，康熙帝因“不忍遽行加罪大臣，且用兵之时，有效劳绩者”，故采取宽容的处理方式，革去明珠大学士职务，授为内大臣。明珠同党余国柱、科尔坤、佛伦等革职。

　　明珠之贪渎和跋扈，从某种程度言之，是康熙帝放任的结果，康熙帝允许明珠党发展，也是出于牵制索额图党的需要。一旦圣主认为其势力不加约束就弊大于利时，便会着手整顿。康熙二十七年康熙下令革去明珠和勒德洪大学士职务。此后，明珠的权势就一去不复返了。

　　康熙二十九年，康熙帝命裕亲王福全统兵征噶尔丹，明珠与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等参赞军务，因未及追击败逃的噶尔丹，降四级留任。以后，在康熙三十五年、三十六年，康熙帝两次亲征噶尔丹中，明珠都随从大军督运粮饷，因此叙功，恢复原级。康熙四十三年，明珠与大臣阿密达等奉命赈济山东、河南流民。康熙四十七年（1708）四月十五日，明珠病逝于北京。明珠死后，康熙帝派皇三子胤祉前往祭奠。明珠的一生，也算善始善终。

　　身后余响

　　乾隆三十七年（1772），这时明珠已死了60多年了，乾隆帝在国史馆修纂《明珠传》时指出，确核明珠的罪案，认为：明珠主要的罪状是“徇利太深，结交太广，不能恪守官箴”。但是因康熙帝“念其于平定‘三藩’时曾有赞理军务微劳”，而没有“暴示罪状”，严加惩罚，“是非功过不相掩”，仅是降职使用。并不至于像明代的严嵩、温体仁等人那样窃弄威福，竟敢阴排异己，潜害忠良，搞得满朝畏惧而又不敢多言。虽然明珠也有很大的过失，但并不能掩盖他的功劳。这应该算是比较客观的评价。

　　康熙朝前期，在分裂与统一的激烈的斗争中，以及满族政治经济变革的形势下，明珠参与朝政，协助康熙帝清除鳌拜、平定“三藩”、抗击沙俄、□□、平定噶尔丹、治理黄河、接受汉族影响建立清朝政治经济制度，都有利于祖国统一，经济发展，应予肯定。明珠结党营私，贪污贿赂等等不法事，都是封建专制下的必然产物。康熙帝对郭琇弹劾明珠诸罪，并未公布于众，显然尚有曲全之意，这比索额图幸运多了。

　　明珠在任期内奉皇帝之命，以总裁之职参与重修《清太祖实录》《清太宗实录》，编纂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圣训》，以及《政治典训》《平定三逆方略》《大清会典》《大清一统志》《明史》等，所编之书多为清朝首创，为后代所沿袭，其中《大清会典》是清朝康熙以前各项政治制度的集大成之作。明珠为清朝各项制度的确立出力最多。康熙朝以后，历朝续修《大清会典》，它成为研究清史的宝贵资料。

　　还有大家熟悉的大臣---索额图

　　索额图，姓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出生年代推算当在崇德元年（1636）前后，生于盛京（沈阳）。他生活在满族贵族夺取全国政权，进而统一全国的时期，即为满族从马上得天下，转变为统治天下的时代。

　　索额图先世原隶哈达部。明万历二十八年（1601），努尔哈赤灭哈达，他的祖父硕色、叔祖希福携带家口归附。努尔哈赤获悉硕色、希福兼通满、蒙、汉文字，命同值文馆，赐号“巴克什”，并屡次遣使蒙古诸部。崇德元年，希福任内弘文院大学士，进二等甲喇章京，顺治九年（1652）十一月卒，赠太保，谥文简。索额图之父索尼在天命年间（1616—1626）为一等侍卫，其后屡立战功。天聪五年（1631）升任吏部启心郎。崇德八年（1643），晋升为三等甲喇章京。皇太极病逝，他以拥立皇子福临继位，成为维护八旗内部稳定局面的重要人物。顺治八年（1651），累进为世袭一等伯，擢内大臣，兼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顺治帝曾褒奖他“克尽忠义，以定国乱，诚为荩臣。”①顺治十八年，福临病逝，新君玄烨即位。索尼与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同为辅政大臣，又授世袭一等公。康熙六年（1667）六月索尼去世，谥文忠。索尼的长子噶布喇曾任领侍卫内大臣，康熙四年，太皇太后挑其第二个女儿，册立为皇后。十三年，皇后生皇二子允礽后不久便去世，谥称孝诚仁皇后。次年，允礽被立为皇太子。索尼的第五子心裕“尚公主，遭遇之隆，古今罕觏”①，先袭一等伯，后又世袭一等公，官至领侍卫内大臣。六子法保袭一等公。索额图乃索尼第二子，他正是以其皇亲国戚的特殊地位而跻身于朝廷。

　　索额图初为侍卫，康熙七年，任吏部右侍郎。康熙八年五月，辞去侍郎职务，任一等侍卫。当时，身为四辅臣之一的鳌拜，广植党羽，“文武各官，尽出伊门下”②，把他的心腹之人安插在内三院和各部院担任要职，随意罢免他不中意的大臣。鳌拜的专权跋扈，引起康熙帝的强烈愤怒，索额图也十分不满。康熙八年五月，康熙帝“以弈棋故，召索相国额图入谋画”③，采取突袭的方式，逮捕鳌拜，惩其党羽，康熙帝始得真正主持朝政。八月，索额图升任国史院大学士。九年恢复内阁制，索额图改为保和殿大学士，一直到十九年八月离任。在这十年中，他成为朝廷里最有权势的大臣，在平定“三藩之乱”，稳定全国动荡的局面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康熙四十一年（1702），康熙帝南巡到德州，皇太子得病，召索额图至德州侍疾。留居月余，皇太子病愈，一起回北京。这次康熙帝突然召索额图到德州的原因，表面上是令探视皇太子，其真实含意并非如此。索额图为皇太子生母孝诚仁皇后的叔父，太子与索额图关系又很密切。后来康熙帝逐渐对太子行事不满，索额图也被牵连在内。先是，康熙三十九年即有人告发索额图，康熙帝没有处置②。倾陷索额图的人，首先令人注目的是高士奇。高士奇家道贫困，但长于诗文书法，被推荐给索额图。索额图常以“椒房之亲，且又世贵，侍士大夫向不以礼，况高是其家奴狎友，其召之幕下也，颐指气使，以奴视之”。以后高士奇被康熙帝破格提拔，高官显贵，但见索额图时，“犹长跪启事，不令其坐。且家人尚称为高相公，索则直斥其名，有不如意处，则跪之于庭，而丑诋之”。索额图有时还“切齿大骂，辱及父母妻子”。为此，高士奇怀恨在心，“遂顿忘旧恩，而思剚刃于其腹中”①。康熙四十二年，高士奇随驾北上，这时他已背叛索额图，投靠明珠。明珠与索额图“权势相侔，互相仇轧”②。康熙帝回京后，于四十二年（1703）将索额图处死。

　　康熙四十七年（1708），康熙帝曾对大臣们列举了皇太子的“种种恶端”，又说：“从前索额图助伊（皇太子）潜谋大事，朕悉知其情，将索额图处死。今允礽（皇太子）欲为索额图复仇，结成党羽。”③据礼亲王昭梿说：索额图在狱中时，曾有“客潜入狱馈饮食，及公伏法，客料理丧殓事毕，痛哭而去，不知所终”④。索额图的同党多被杀，被拘禁、被流放；同祖子孙都被革职，其二子格尔芬、阿尔吉善被处死。康熙帝对索额图一生所参与的重要军政大事，除与沙俄在尼布楚的谈判外，全面给予否定，并说“索额图诚本朝第一罪人也”⑤。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极不公正的评价。

　　康熙□□的功臣----姚启圣

　　姚启圣（1624－1683），浙江会稽人，字熙止，号忧庵，从小就有豪侠之气。有一次他游萧山，遇见两个兵卒抢掠一双女子，姚怒夺佩刀杀了那些健儿，把受害女子放走。康熙二年他在乡试中得了第一名，被授以广东香山县知县。澳门人霍侣成弄兵作乱，姚以计擒之，俄而逃去，又率奇兵缚以归。海乱才告以平息。

　　康熙二十年，左都御史徐元文奏劾姚启圣“侵占民利，扣克军饷”，在攻□□问题上“始欲养寇，继欲穷兵”。启圣在复奏中为自己辩解：“臣自入仕京师，未有产业。而军前捐银十五万有奇者，香山罢官后贸易七年，得积微资，并臣浙江祖产变价，及亲朋借贷，经年累月而有。”可见，姚在耿精忠反兵入浙江境内时“以家财募兵”并非虚言。

　　姚启圣与施琅在攻□□时是合作对象。据陶元藻《全浙诗话》：“迨台湾之乱，冲锋陷阵，虽施琅功，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应时以输军饷，重犒以收士心，俾琅用兵多寡，出师缓急，靡不如意者，皆少保（即姚启圣）之力也。刘国轩败，澎湖凯旋，琅于海道奏捷，七日而抵京师，少保遣飞骑由内地驰报，迟琅二日，琅已先封靖海侯矣！”

　　“天生奇人，萃于一家”，姚启圣全家都有奇特之处。其夫人何氏“绝有力，举石臼如无物，公奇之娶焉”；其长子姚仪“挽强弓百步外可洞四札”。

　　姚启圣还是个诗人，在徐世昌编的《晚晴？诗汇》及钱仲联编《清诗纪事》中，都收了姚启圣的诗。其中有一首《视师》：“提师渡海极沧溟，万里波涛枕上听。此际梦回银汉转，千峰明月一孤？”，确像一个将帅写的诗。

　　康熙身边的重要谋臣---周培公

　　周培公，名昌，字培公，今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区麻城镇官堰村人，生于明崇祯五年（1632年），卒于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终年69岁。周培公文武兼备，刚正毅勇，才智过人，恪尽职守，深谙治世之策，深得为人之道，是康熙身边的重要谋臣之一。

　　康熙年间刊刻的《湖北先贤诗佩》卷五记载：周昌，字培公，荆门人。父早丧。先生娠甫十岁，李自成讧荆郢间，母孙夫人殉难死，先生落魄无依。为州卒小吏，旋附显者入都门，充内阁供奉。康熙丙辰，固原提督王辅臣叛，先生进谋曰：“关陕天下之脊也，吴逆（三桂）不从川据陕而恋栈常岳间，诚出下策。今辅臣举足轻重，实系天下安危。虽因一时激变通吴、耿（精忠）二逆而心念国恩，犹盲之不忘乎视，痿之不忘乎起也。倘得能言士谕之，必复降。

　　《清史稿》也清楚地记载了周培公“说降”之事。

　　1674年（康熙十三年）腊月，吴三桂等“三藩”起事谋反，策动陕西提督王辅臣在北方反叛呼应。在耿精忠、王辅臣先后发动叛变后，吴三桂曾试图应援、打通与耿、王的联络，使叛乱地区联成一片，迅速压缩对清军的包围圈。康熙看清了吴三桂的战略意图，毫不迟缓地派出大军，从江西、浙江、陕西、甘肃等地阻击吴军，围剿耿、王叛军。当时的西部战场--陕甘地区，为西北边防重地，又近京师；而对朝廷构成直接威胁的主要是王辅臣的叛军，因此，康熙把注意力集中放在西部战场，以恩威并用、剿抚结合的手段，力图尽快扑灭王辅臣的叛乱。1676年（康熙十五年）康熙任命图海为大将军，统辖陕甘征讨大军。王辅臣拥兵自重，以骁勇善战闻名，清将都有点怕他，不敢轻易进兵，他也没把清兵放在眼里，对10万清军围困毫无惧色，目空一切。图海一到平凉，诸将勇气顿增，纷纷请命攻城。周培公向图海上取平凉策，被召为幕僚，他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陕西关中地区是天下脊梁，吴三桂这次造反不及时从云南取道四川进取陕西，而盘踞在湘鄂之间与荆襄官兵对峙，实在太不会算计。现在，王辅臣起来造反，举足轻重，但他的反叛，是情势所逼和舍不得高官厚禄，这好比白内障患者渴望重见光明，又恰似半身不遂者企求站立行走。如果朝廷派个能说会道的人前去劝诫，王辅臣必然会悬崖勒马，投降朝廷。这样也就用不着兴师动众与他们硬碰硬了。图海闻周培公之言，正中下怀，可是眼前并无合适的人可派。王辅臣手下参将黄九畴、布政使龚荣遇（周培公奶娘龚嬷嬷的儿子）与周均是同乡，曾屡劝王辅臣归降，王举棋不定。他们设法将内部情况写成文字，用蜡丸封闭，密送周培公。周培公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自告奋勇，主动请缨，愿冒死进城劝降，说：“往而魁，公受其福，往而不继，昌受其祸。”意思是说：如果前去说服了王辅臣，那是大学士的福份；如果遭到不测，自己则死而无怨。

　　图海闻听此事后十分高兴，星夜赶写奏本送至京城。康熙皇帝当即传谕周昌进京，并亲自在乾清宫召见。听完周培公的设想后，康熙皇帝嘉封周培公为参议道台、衔一品，赐穿黄马褂，携带谕降诏书，前往平凉招抚。周培公领旨出京，单枪匹马进入王辅臣军营。周培公七进七出，终于说服王辅臣。王辅臣迫于势穷粮尽，听从了周培公的劝告，便派手下一副将随周出城，面见图海，表示投降。图海派人驰报京城，康熙欣喜，颁发大赦令。次日，图海命周培公携带皇帝赦诏，再次进城抚慰。王辅臣派龚荣遇率士民代表出城，向图海献平凉名册，其子王继贞及总兵等上缴吴三桂投递的函札及“平远大将军印”、“陕西东路总管将军印”各一颗，接受清廷招抚。

　　平定王辅臣陕甘叛乱，不仅解除了朝廷的重大威胁，而且剪除了吴三桂在西北的羽翼。朝廷对参战的汉将分别论功行赏，委以重任，多方鼓励和奖赏，使他们忠心耿耿为朝廷效力。周培公对奖赏只有一个要求：母亲孙氏以父死殉节，望皇上能为母请旌。图海奏请康熙皇帝升任周培公为山东登莱道，并对周培公母亲孙氏予以嘉封。1676年（康熙十五年），朝廷诰封其母孙氏为贞烈恭人，加赠夫人衔。其父封赠为朝烈大夫，加赠中奉大夫衔。康熙皇帝还亲自御笔为孙氏撰写祭文，规定了祭祀规格，命布政司堂上官分守武昌道参政吴毓珍办理。周培公在家守孝三年，后到山东任职，因与总兵官意见不合，难以继续共事，仅在任三年，便辞官回到荆门家乡。

　　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北方少数民族首领葛尔丹率众叛清。赋闲在家的周培公仍不时关注朝廷政事，闻讯后连忙赶写平叛“条呈”送到京城，亦被康熙皇帝采纳，任命周培公为盛京（今沈阳）提督，负责戍边，1701年（康熙四十年），卒于任上。

　　周培公一生写过不少诗，曾在当时广泛流传。在其陕西军旅时写有：“老去辞家事远游，幽年何故久淹留，燕关秦塞长为客，露竹蝉风早报秋。半壁灯昏人破梦，一声鸡唱月当楼。此时离愁添多少，不见归鞍到郢州。”晚年，他写有一首诗寄朋友、兵部左侍郎张可前，诗云：“青山作障水环洲，遥念名园花事稠。别后孤舟对明月，归来卧病又新秋。门无剥啄皆因懒，邑有流亡徒抱愁。何会与君重会面，晚风同上仲宣楼。”周培公的著作，被收入《介庵草》。他曾绘制了《清全图》。

　　施琅，字尊候，号琢公，福建晋江龙湖镇衙口人，祖籍河南省固始县方集镇。清初著名将领。生于天启元年(1621年)，卒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早年，他是郑芝龙的部将，顺治三年(1646年)随郑芝龙降清。不久，由于郑成功的招揽，入海加入郑成功的抗清队伍，成为郑军中一员虎将，积极参与抗清活动。后因与郑成功交恶，酿成父亲和弟弟被杀的大祸，他再次投清。他先后担任副将、总兵、水师提督，参与清军对郑军的进攻和招抚。

　　康熙二十二年，施琅率军平台，之后，他积极呼吁清廷在台湾屯兵驻守，力主保台固疆。他为今时的祖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受到广泛的赞誉，但也为一些人所诟病。对施琅的评价是一个海内外史学界较有争议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史学观点的不同。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奉旨专征台湾，统帅福建舟师迅速攻取澎湖，尔后，利用有利的态势，主动、积极地招抚台湾郑氏集团，促使郑氏集团放弃抵抗而就抚。台岛不战而下。

　　其时，清廷内部对台湾地位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是否留台存在争议。施琅站在维护国家的一统和安全，巩固沿海地区的社会秩序和保护中国的海洋权益的高度，上疏力主留台卫台。在分管兵部的东阁大学士（宰相）潘湖叟黄锡衮的支持下，施琅（乃分管兵部的内阁大臣潘湖叟黄锡衮的妹夫）的真知灼见打动了康熙帝和朝中大臣，清廷终于决定在台湾设府县管理，屯兵戍守。此后，台湾除了在甲午战后曾被日本侵占五十年外，再也没有离开过祖国的怀抱。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东南海疆宁靖，两岸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经济文化得到长足的进步。

　　郑经接替郑成功后，由于内部陈永华（郑克臧岳父）和冯锡范（郑克塽岳父）发生内讧。病中的郑经把政务交由长子郑克臧处理，克臧聪明能干，做事井井有条，从来没有过失，也很受郑经的宠爱和信任。郑经病逝后，冯锡范毒死郑克臧，立11岁的傀儡郑克塽为延平王，冯锡范专横，贪赃枉法，大失人心。

　　1664年施琅建议，乘他率兵攻取金厦新胜，“进攻澎湖，直捣台湾”，使“四海归一，边民无患。”

　　1667年，孔元章赴台招抚失败后，施琅即上《边患宜靖疏》，次年又写《尽陈所见疏》，强调“从来顺抚逆剿，大关国体”，不能容许郑经等人顽抗，盘踞台湾，而把五省边海地方划为界外，使“赋税缺减，民困日蹙”；必须速讨平台湾，以裁防兵，益广地方，增加赋税，俾“民生得宁，边疆永安”。他分析双方的力量，指出台湾“兵计不满二万之从，船兵大小不上二百号”，他们之所以能占据台湾，实赖汪洋大海为之禁锢。而福建“水师官兵共有一万有奇，经制陆师及投诚官兵为数不少”，只要从中挑选劲旅二万，足平台湾。他主张剿抚兼施，从速出兵征台，以免“养痈为患”。施琅这一主张，受到以鳌拜为首的中央保守势力的攻击，以“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驰驱制胜，计难万全”为借口，把他的建议压下来。施琅的议谏被束之高阁，甚至裁其水师之职，留京宿卫，长达13年，但他仍然矢志复台报仇，坚韧不拔。在京之日，他注视福建沿海动向，悉心研究风潮信候，“日夜磨心熟筹”，以俟清廷起用。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十月，清政府平定了“三藩”之乱后，施琅终于在李光地等大臣的力荐下，复任福建水师提督之职，加太子少保衔。他回到厦门后，便“日以继夜，废寐忘食，一面整船，一面练兵，兼工制造器械，躬亲挑选整搠”，历时数月，使原来“全无头绪”的水师“船坚兵练，事事全备”。

　　1683年6月14日，施琅督率军由铜山出发，很快攻克了郑氏集团在澎湖的守军刘国轩部，此后，施琅又一面加紧军事行动，一面对占据台湾的郑氏集团施以招抚。在施琅大军压境之下，郑克塽茫然的说：“人心风鹤，守则有变；士卒疮痍，战则难料。还是应当请降，以免今后追悔莫及。”郑克塽毕竟是聪明的，听从了刘国轩的劝告。

　　8月13日，施琅率领舟师到达台湾，刘国轩等带领文武官员军前往迎接。施琅入台之后，自往祭郑成功之庙，对郑氏父子开辟台湾的功绩作了高度的评价，自称克台是为国为民尽职，对成功毫无怨仇。（原祭郑成功文：自同安侯入台，台地始有居民。逮赐姓启土，世为岩疆，莫可谁何。今琅赖天子威灵，将帅之力，克有兹土，不辞灭国之诛，所以忠朝廷而报父兄之职分也。独琅起卒伍，于赐姓有鱼水之欢，中间微嫌，酿成大戾。琅与赐姓，剪为仇敌，情犹臣主。芦中穷士，义所不为。公义私恩，如是则已。“祭毕，施琅哽不成声，热泪纵横。郑氏官兵和台湾百姓深受感动。赞扬施琅胸襟宽广，能以大局为重。冷静处理公义私怨的关系，远非春秋时期的伍子胥所能比拟）。以上几个方面显现施琅攻□□不为私仇，而是为统一国家立下汗马功劳。

　　施琅一开始就坚决反对“迁界”。他说：“自古帝王致汉，得一土则守一土，安可以既得之封疆而复割弃？”直到1683年他率兵□□后再“请于朝”，沿海迁民才“悉复其业”。于是被弃的民田“渐次垦辟”，从福建到广东，沿海“禾麦”，“一望良畴”。人民无限感激施琅，都异口同声地说：“台湾未平，此皆界外荒区。平后，而荒烟野草复为绿畦黄茂，圮墙垣复为华堂雕桷。微将军平海，吾等无以安全于永久也。”施琅复台捷报抵京时，正值中秋佳节。康熙看到大明最后一块抵抗根据地终于沦陷了，喜不自胜，即解所御龙袍驰赐，亲制褒章嘉许，封施琅为靖海侯，世袭罔替，令其永镇福建水师，“锁钥天南”。康熙三十六（1697年），施琅卒于住所，葬在惠安黄塘虎窟。此时康熙帝御旨追加赠太子少傅，谥襄壮，命官3次谕祭，并于泉州府学前建祠祀之。其是，“两岛八闽皆顷德”，纷纷为之树碑扬誉。十九都有“靖海侯”坊，阳义辅立康熙制诗句“上将能宣力，南纪尽风流”，同安等地立“绩光铜柱”、“泽普南天”、“勋高大树”、“泽沛甘棠”等碑坊，表彰施琅的丰功伟绩。总而言之，作为一代名将，施琅身上有许多闪光的东西，诸如大一统思想，海防和海权思想，不畏艰难险阻的意志和毅力，敢于据理力争、知无不言的作风，还有他的文韬武略等，这一切都值得理直气壮地纪念他。

　　慕天颜，清静宁州人，生于1623年，字鹤鸣，又字拱极。于康熙三十五年即1696年病卒于苏州吴县之寓所，享年73岁。

　　慕天颜是清初一代名臣。他生性聪颖、才学出众、文武兼备，平生以文章经济为己任。顺治三年即1646年乡试中举，十二年即1655年会试甘肃中进士第一，十三年即1656年初，在任浙江钱塘知县时，他兴利除弊，一时民风大变，后又任福建兴化知府，到任后数日内便审理了牵连全省数百人的百万军需大案，以后便深受康熙信任，每委以重任。

　　十五年即1676年天颜升迁江宁巡抚，疏进钱粮交代清册，皇帝嘉赞，不久因节减驿站钱粮，加授兵部侍郎。吴三桂于湖广叛军固守岳州，洞庭为险，久攻不下，皇帝因知天颜深谙边疆海域之事，便派他造船济师，为岳州之战的全胜做出了贡献。康熙皇帝称之为：“才品优长，舒心料理，筹划周详，克副委任。”加太子保兵部尚书衔，由二品提一品，康熙二十年复任湖广巡抚，二十六年任贵州漕运总督，署三江总督，统辖八省漕运事政。

　　天颜在任期间，兴利除弊，兴修水利，扶持农业，庶民百姓疾苦，敢于犯上直谏，享有清贤之盛誉。江南水道交错，天颜任布政使时，请于巡抚，疏通关淞江、浏河淤道。十九年江南霪雨，他又请求拨款，疏通了常熟的白茆港、武进盂渎河诸水道，并制水闸旱蓄涝泻。曾上疏减浮粮、除版荒、坍没、公占田地赋额，奏请得以豁免。

　　慕天颜在江南任官多年，颇多建树，百姓交口称赞，是静宁历史上一位赫赫有名的功臣。

　　第三时期：李光地、张廷玉时期

　　其实从明珠倒台开始，李光地已经开始得到重用。后来的张廷玉也进京为官。并且在前两人正式倒台后形成了新的内阁组合。后来李光地退出，由此可见在康熙在位的某年里，张廷玉成为了核心的统治者，并且加之以其他的一些年轻大臣。

　　康熙帝曾三次授予御匾的功臣——李光地

　　李光地（1642-1718年），字晋卿，号厚庵，别号榕村，泉州安溪湖头人。开漳先锋，辅胜将军李伯瑶之后。其祖系漳州市芗城区浦南镇渡东村人。后其祖经风水大师黄妙应指点，将李伯瑶墓迁到渡东，并按黄妙应之说定居在湖头（其中还有段故事）。

　　清康熙九年（1670年）中进士，进翰林，累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他为官期间，政绩显著，贡献巨大，康熙帝曾三次授予御匾，表彰其功。明末以来，战争频仍，民族矛盾尖锐，朝□□败，水利失修，水患频繁。至康熙亲政，把“三藩”、河务和漕运列为首先办理的大事。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李光地因荐施琅率军统台有功，被擢升为掌院学士。三年后，因同僚诬告，被革职，降为通政使。其罪名是：湖头李氏家族万人，有霸王之心；早年“出卖”朋友陈梦雷，中年父丧，“夺情”任官；晚年娶妾生子，就是这些绝属子虚的“三案” ，使堂堂的李光地背上“假道家”的黑锅达一百多年之久。直到近年，才有人推翻强加给他的“三案”，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十一月，康熙帝命李光地为直隶巡抚。就任才三个月，康熙帝就面谕李光地亲自踏勘漳河和滹沱河（子牙河水系包括漳河、滹沱河和滏河），并上奏治理方案。李光地得旨后迅即行动，于次年四月上呈周详的治漳河方案康览后，表示赞同，下旨迅速施行。秋后，李光地批示两岸州县官府组织民众疏浚河道，使漳、滹两河由馆阁流入大运河，又开通单家桥处的老漳民子牙河的支流。前后只用十个月，子牙河工程告竣。康熙帝亲临巡视，十分满意，御赐李光地《子牙河诗》。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十月，康熙帝命河道总督王新命和工部侍郎赫硕兹治理永定河，事过一年，毫无成效。康熙帝甚怒，待命李光地查核河上物料、钱粮。李光地遵旨“确查题参”，如实上奏。康熙帝撤王、赫二人之职，授李光地负责治理永定河事宜。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李光地为民请命，请求赦免“偷垦之罪”，允许百姓继续耕种这些田地，以体现“皇上优恤黎民之至意”。康熙准奏。清初历时数十年的“圈地”弊政，终于在李光地任直录巡抚和大学士期间，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纠正。

　　康熙四十年（1701年）正月，又派工部侍郎白硕色协助。二月，李光地奏请全面动工。李光地严密规划组织，划界承包，专人负责。他乘船驻柳坌口，每天巡视工地，督促指挥。百姓起初不解其意，消极怠工，甚而口咄怨言。李光地即召集父老民众，说明修建永定河水利工程功在国家，利泽百姓，从而调动了民工的积极性，原定一年完成的工程，仍四十天就竣工了。康熙帝亲自巡视工程，为表彰李光地的功绩，特颁赐诗、字，并御书“夙志澄清”匾额。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帝再赐李光地“夹辅高风”御匾。“夹辅”，意即左右辅佐；“高风”指李光地德才兼优，风格高尚。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八月，康熙帝在热河又赐李光地“谟明弼谐”御匾，以褒扬他“计谟明智，抉弼和谐”。

　　李光地一生，辅弼帝业，清勤谨慎，始终如一，其光辉业绩，不胜枚举。“三藩之乱”发生后，国家处于分烈日裂的严重关头，李光地派人冒险上京，进献蜡丸密疏，献策平定耿精忠在福建的叛乱。他以全家生命力荐施琅专征平台，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清兵入关后，大片膏腴之地被八旗贵圈占作牧马场。原来在这片土地上耕作的农民，或被迫为奴，或投充旗人庄园为其耕种，或被赶到贫瘠之地勉强为生康为生。

　　李光地为政席仁，他义设常平仓，荒年赈济饥民；减免赋税，废除自秦以来的“十家连坐法”和“凌尺”、“灭族”等酷刑，拯救了因《南山集》案被株连入狱的文学家方苞。江南知府陈鹏是一位清官，康熙帝南巡时，江南总督阿山乘机向陈鹏要求供奉、馈赠，增收百姓地丁银，以讨好皇上。陈鹏不理，被阿山罢官投狱 ，以“大不敬”罪，以拟判死刑。李光地为陈奏辩伸冤，开鹏终获得康熙帝赦免，被召入英武殿编书。康熙帝与李光地“情虽君臣，义同朋友”。李光地近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均在康熙帝执政时期。他病逝时，康熙帝深为震悼，谕朝臣曰：“知之（李光地）最真，无有如朕者；知朕，变无过于光地者。“三赐御匾”，便是李光地光辉一生最高的概括。其死后被谥“文贞”，加赠太子太傅，并列清初一氏名宦，诚非过誉。

　　张廷玉

　　张廷玉（1672-1755）字衡臣，号研斋，安徽桐城人，清朝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太保，封三等伯，历三朝元老，居官五十年。康熙进士，雍正朝保和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军机大臣，加少保衔，后加太保。雍正八年（1730年），长期和清廷对抗的蒙古准噶尔部煽动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及西北各族反清，雍正帝为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决定出兵征讨。因战事紧急，军令需要迅速处理和严守秘密，所以，即令在隆宗门内设立“军机房”，嗣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命怡亲王允祥、张廷玉及大学士蒋廷锡领其事”，“廷玉定规制”。按照旨意，张廷玉就军机处的性质、官职、职能、纪律等方面都作出了严格规定，其中涉及到档案的地方就达多处，如：军机处参予官员奏折的处理和谕旨的撰拟；军机章京负责誊写、记档及日常工作；军机处设《存记簿》，“奉旨存议”事务，一律登记；“密事有件”，密封存档，届时拆阅办理等。这一整套严密的规章制度，不仅加强了皇权统治，避免了政出多门以及失、泄密现象的发生，而且更重要的是统一了办文机构，保证了档案的齐全、完整与安全，为利用和编撰方略（志）提供了方便。

　　康熙十一年（1672年）生，父康熙朝大学士张英。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中进士。康熙朝历任检讨、直南书房、洗马、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刑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

　　雍正元年（1723年）升礼部尚书，次年转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国史馆总裁，太子太保。

　　三年（1725年），署大学士事。四年（1726年），晋文渊阁大学士、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并兼充康熙实录总裁官。

　　六年（1728年），转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七年（1729年），加少保衔。同年，因西北用兵，设军机房於隆宗门内，与怡亲王允祥、大学士蒋廷锡董其事。雍正皇帝临终，命其与鄂尔泰并为顾命大臣。乾隆朝，以两朝元老为朝廷所重，死后配享太庙。终清一代，汉大臣配享太庙者惟张廷玉一人。

　　张廷玉在任期间的主要工作在于担任皇帝的秘书，对清廷政治制度的贡献是完善了奏摺制度与军机处的运作规则。与其他直接处理政务的大臣不同，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太多关于张廷玉的具体事迹。

　　张廷玉为人谨小慎微，谨守「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宋：黄山谷言）。故雍正赞扬他「器量纯全，抒诚供职」称其为「大臣中第一宣力者」。

　　曾先後纂《康熙字典》、《雍正实录》，并充《明史》、《国史馆》、《清会典》总纂官。

　　张廷玉身为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户部、吏部、翰林院，又担任国史馆和其他好几个修书馆的总裁官，职务繁多，工作忙碌，这是可想而知的。他自己说，雍正经常召见他，一天召见二、三次，习以为常。西北用兵以后，“遵奉密谕，筹画经理，羽书四出，刻不容缓”。从内廷出来，到朝房办公，属吏请求指示和批阅文件的常达几十上百人。他经常坐在轿中批览文书，处决事务。傍晚回到家中，仍然“燃双烛以完本日未竟之事，并办次日应办之事，盛暑之夜亦必至二鼓始就寝，或从枕上思及某事某稿未妥，即披衣起，亲自改正，于黎明时付书记缮录以进”。雍正也说他和鄂尔泰二人“办理事务甚多，自朝至夕，无片刻之暇”。

　　然而他有什么政绩呢？翻阅有关史料，我们惊讶地发现，在整个雍正朝，张廷玉只做了两三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他的事功不在于处理某件政事，而在文字工作和规划建立军机处制度以及完善奏折制度。

　　当雍正即位之初，办理康熙丧事，特命吏部左侍郎张廷玉协办翰林院文章之事，那时，“凡有诏旨，则命廷玉入内，口授大意，或于御前伏地以书，或隔帘授几，稿就即呈御览，每日不下十数次”。雍正五年，准备对准噶尔部用兵，七年，正式出兵。与此相配合，雍正设立军机处，协助他处理军务。军机处的主要职能是遵奉谕旨，写成文字，并予转发。也就是说，军机处主要是做文字工作。张廷玉为军机大臣时，“西北两路用兵，内直自朝至暮，间有一二鼓者”。八、九年间，雍正身体不好，“凡有密旨，悉以谕之”。由于撰写谕旨的需要，雍正每天召见张廷玉多达十几次。由于雍正不分昼夜地召见，以至张廷玉要到晚上一二更以后才能回去休息。雍正即位第一年，张廷玉即升为礼部尚书，后又长期担任大学士和军机大臣，可是他在雍正朝所做的主要工作，又确确实实是这些文字工作。就连雍正本人，也认为张廷玉的作用是“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每年遵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训示臣民，其功甚巨。”承认他的功劳在于文字。且张廷玉所草之上谕，全合雍正本意，是以屡获表扬。这文书工作，由身为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张廷玉来做，他自然就成了雍正皇帝的高级秘书了。乾隆时当过军机章京的赵翼说，军机大臣“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军机处不过是皇帝的秘书处，军机大臣实际上只是皇帝的高级秘书，这种地位和身份，张廷玉自然不能独树一帜，建立创新的大功业。因此，他的作用和政绩只能由参预机务和书写文字方面来体现。

　　真正称得上是张廷玉大事业的，是他规划建立军机处制度和完善奏折制度。“军机处初设，职制皆廷玉所定”。军机处成为清朝的中枢机构并深深影响清代中后期的历史，这确实是张廷玉的大功业。另外，确立并完善奏折制度，使它成为清朝的主要官方文书，同样是清朝官僚政治上的重大变化，并对清朝中后期的政治产生了十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军机处始设于雍正七年（1729）。因与准葛尔部作战，军报往返频繁，而内阁又距内廷过远，且办事效率不高，为了紧急处理西北军务，“始设军需房于隆宗门内”。军需房是军机处的最早叫法，以后又改为军机房、军机处。直到宣统三年（1911）改设责任内阁，执政一百八十多年的军机处才最终废止。

　　军机处设有军机大臣，雍正帝从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亲贵中指定充任。还有军机章京，由内阁、翰林院、六部、理藩院等衙门官员中选充。所有这些人都是兼职，他们的升转仍在原衙门进行。军机处没有正式衙署，只有值班房，在隆宗门内，靠近雍正帝寝宫养心殿，以便于军机大臣被召见议事。军机大臣对皇帝负责，他的下属军机章京因系其他部门的官员兼任，他们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很难结成同党。军机处不过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它只能忠实执行皇帝的命令，不可能形成危害皇权的势力。

　　拟缮谕旨是军机处的主要工作。雍正帝每天召见军机大臣，有时一天召见数次，召见时，雍正帝指示各项事件应如何办理，有时向军机大臣询问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以作出裁决。军机大臣面聆皇帝旨意，草拟文书。上谕形成后，不经过内阁，由军机处直接发给有关官员。

　　在清代，皇帝的诏令有数种。雍正以后，由内阁传抄发送的诏令，叫做“明发上谕”；由军机处撰拟、抄写、密封发出的诏令，叫做“寄信上谕”。“寄信上谕”因是由朝廷直接寄出，故又称“廷寄”。所寄对象为高级官员，用“军机大臣字寄”的形式寄送；其余则用“军机大臣传谕”的形式寄送。字寄、传谕封函的表面都注明“某处某官开拆”，封口处盖有军机处印信，保密程度非常高。很显然，军机处承办的“寄信上谕”最重要，内阁所办理的“明发上谕”只是一般性事务文书。

　　归军机处办的事情，不问大小，“悉以本日完结”，绝不积压。这样的办事作风，效率自然较高。寄信方法也是快捷的。张廷玉制定的廷寄办法，最后形成一套制度，是军机处将上谕函封后交兵部，由驿站递相传送。军机处根据函件内容，决定递送速度，写于函面，凡标“马上飞递”字样的，日行三百里，紧急事，另写日行里数，或四、五百里，或六百里，并有六百里加快的。这就和内阁发出的“明发上谕”不同了。内阁的“明发上谕”，或由六科抄发，或由有关部门行文，多一个衙门周转，就费时日，保密也不容易，往往被地方官员探到消息，雇人先行投递，在正式公文到来之前，他们已悉内情，作了准备，加以应付。所以，经张廷玉规划，创廷寄之法，既保证了中央政令的严格贯彻，速度又较前加快，从而提高了清朝政府的行政效率。

　　奏折是一种臣民上奏文书，它始出现于康熙年间，但在作者范围、传递方法、疏奏内容及朱批等方面，都还没有制度化。《清史稿•张廷玉传》载：“廷玉定规制：诸臣陈奏，常事用疏，自通政司上，下内阁拟旨；要事用折，自奏事处上，下军机处拟旨，亲御朱笔批发。自是内阁权移于军机处，大学士必充军机大臣，始得预政事，日必召入对，承旨，平章政事，参与机密”。自此以后，作为一种官文书制度的奏折制度才被确立下来。不要小看这种文书制度，它的影响之大甚至远远超过中枢机构的兴衰替废。它不仅牵涉朝廷政令的推行，而且关乎君臣间权力的分配。它的确立和军机处的设立一样，都是清朝官僚政治上的重大变化，对清朝中后期的政治产生了十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清朝入关之初，沿袭前明旧制，官员有事报告皇帝，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题本盖印，奏本不盖印。题奏本都由通政使司进呈，在皇帝阅批之前，内阁大学士已经“票拟”过。因此，这两种文书都是公开的，不利于下情上达。其次，题本办文程序太繁，运转速度十分迟缓，而且由于经办人员过多，容易造成泄密，使皇帝实施政务受到很大限制。自张廷玉把奏折制度化以后，稍微重要一点的事务，地方官员都先撰拟奏折，经过皇帝朱批，认可了，才写题本作正式报告。但奏折中的朱批内容，不得写入题本，作为奏事的依据。这样题本就成了官样文章，价值大大降低。奏折代替了原来题本的作用，使它成为主要官方文书。这一制度坚持到清末。

　　奏折刚产生时，有资格使用奏折的官员不太多。雍正践祚之后，内苦于宗室诸王的讪谤排挤，外困于满汉大臣的朋党倾轧，急于求言，故放宽了臣民专折具奏的范围和权限。到后来，有权上奏折者多达1000以上。

　　由于奏折所涉事情多系国家机密，所以奏折的保密性是非常突出的。不能保密，就不要上奏折，保密是书写奏折的前提条件。为了保证奏折的内容不致泄漏，清廷定立了一整套保密制度，使奏折制度更加完善起来：1、撰写人须亲自书写，一般不许他人代笔，写成后不得外传，否则治罪。2、由宫中制作皮匣，配备锁钥，发给具奏官员，专门用作储藏和传递奏折。3、督抚以上大员的折子，派专人送到大内乾清门，交内奏事处，直达御前，而不像题本交通政使司转呈；一般官员的折子，亦差专人送到雍正指定的亲信大臣处，由他们代呈，代交人当然无权知道折子的内容。雍正帝阅毕，作了朱批，折子由原渠道发回。4、收回朱批奏折。康熙在位期间，奏折御批发还具奏人后，尚无缴还内廷的规定。雍正一登基，便下令内外臣子将朱批奏折全部查收呈缴。不但前朝奏折需交回，嗣后朱批发还本人看过之后，即需交回。由于实行了缴本制度，不但有效地防止了泄密事件发生，而且为后来保存了丰富的史料。5、加强军机处的保密工作。规定：皇帝召见军机大臣时，太监不得在侧；每日承领事件人员，未到传领时间不得进入军机值房；严禁各衙门人员在军机值房台阶外及附近处所站立窃听；即使是高级的王公大臣，非奉特旨，也不准进入；自王以下文武满汉大臣，都不准到军机处找人谈话。同时规定各章京在工作中严格执行交接制度，做到手续慎密完备。特别是文书收发登记，必画押存查；个人承办的事情，均不许任意喧泄；不经由自己办理的事情，绝不许过问；撰写寄信谕旨，办理朱批奏折，都得在办公房办理；凡办理机密事件时，军机大臣指交一二章京承旨，在军机堂上缮写后，要将底稿押封存记，俟查办之事办完后再行拆封登档。如有泄漏，缮写文件的章京要受到很重的处分。

　　在奏折的内容上，较之以前，更为丰富了。其中最重要的是利用奏折商讨政务。雍正说：“本章所不能尽者，则奏折可以详陈；而朕谕旨所不能尽者，亦可于奏折中详悉批示，以定行止。”臣下可以将拿不准的问题提出来，请皇帝裁夺；皇帝对不了解的或不懂得的问题，可以询问臣下，以增长见识，作出决断。雍正朝的许多重大政事，如摊丁入亩政策等，就是雍正与有关大臣通过奏折反复筹商后定下来的。奏折用来讨论政事、决定政策，不仅使它有了新的生命力，而且使它成了推行政治的一种重要工具。由于奏折免去了中间环节的传递，又采用廷寄方法，不但能迅速递到皇帝手中，而且在皇帝朱批御旨后，又可直接发还上奏官员，马上付诸实行，从而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给清朝的政治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同时，由于奏折都是秘密进行，于是在直省督抚与司道之间，地方与中央，内廷与外廷之间，除正常的领导与被领导等关系之外，又形成了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大臣相互告密，皇帝的耳目遍布京内外，谁也不知道谁向皇帝打了什么小报告，中央部院和地方上的公私事件和人际关系，无论巨细，皇帝都可以从奏折中直接了解到。皇帝于是借助奏折整饬吏治，监察民情，发号施令，排斥异己，天下庶务总归一人处理，从而使封建皇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此，“在中国章奏制度史上，雍正一朝应该是最为多姿多彩的时代，而帝王对朱批运用的巧妙和有效，雍正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了”。而这一切，张廷玉是功不可没的。说这是他的大事业大功业，一点都不夸张。

　　在雍正朝，张廷玉主要从事的虽然只是文字工作，但由于他“周敏勤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一工作上来了，因而“尤为上所倚”。雍正五年（1727年），张廷玉曾患小病，雍正对近侍说：朕连日来臂痛，你们知道吗？近侍们吃惊地问缘故，雍正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非朕臂病而何？”八年（1730年），赏银20000两，张廷玉辞谢，雍正讲：“汝非大臣中第一宣力者乎！”不许他推辞。当雍正身体不舒服时，凡有密旨，悉交张廷玉承领，事后雍正说：“彼时在朝臣中只此一人。”（《澄怀园主人自订年谱》卷三）确实，允祥死后，鄂尔泰入阁以前，张廷玉在满汉朝臣中确实处于第一个被信任者的地位，被雍正视为股肱大臣。十一年（1733年），张廷玉回乡祭祖，动身前一天，雍正赠给张廷玉一件玉如意，并祝愿他“往来事事如意。”同时赠送物品及内府书籍52 种。《古今图书集成》只印64部，独赐张廷玉2部。雍正还赐张廷玉春联一副：“天恩春灏荡，文治日光华”。后来张家年年用这副春联作门联。雍正临终前，张廷玉与鄂尔泰等同被顾命，命他日配享太庙。终清世，汉大臣配享太庙者惟张廷玉一人而已。

　　张廷玉任职年久，长期处机要之地，在雍正年间，他虽然“最承宠眷”，然而“门无竿牍，馈礼有价值百金者辄却之。”他在皇帝身边服务，担负的又是机要文字工作，深知言多必失的道理，因而处处小心谨慎，办事十分细致周到。他对黄山谷说的“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极其倾倒，表示“终身诵之”。少说多做，既是他立身的主导思想，也是他的为官之道。他以皇帝的意志为意志，默默去做，不事张扬，事成归功于人主，事败自己首先承担责任。雍正赞扬他“器量纯全，抒诚供职”。乾隆称许他“在皇考时勤慎赞襄，小心书谕”。作为领导人的秘书，这些确实都是很值得称道的品质。

　　整个康熙王朝的中期的核心的汉臣——陈廷敬

　　陈廷敬（1639年——1712年），字子端，号说岩，晚号午亭,清代泽州（今山西晋城市阳城县北留镇皇城村）人。顺治十五年（1658年）进士，改为庶吉士。初名敬，因同科考取有同名者，故由朝廷给他加上“廷”字，改为廷敬。

　　陈廷敬生平好学，诗、文、乐极备。他与清初散文家汪琬以文体相切磋，与著名诗人王士祯以诗唱和，“皆能得其深处，而面目各不相假”。他写的《晋国》一诗：“晋国强天下，秦兵限域中。兵车千乘合，血气万方同。紫塞连天险，黄河划地雄。虎狼休纵逸，父老愿从戎。”以回顾晋国昔时的强盛和山川的险要，歌颂了晋地人民同仇敌忾、保卫家园的爱国精神。

　　由于陈廷敬很有才华，在任翰林院学士时，曾和掌院学士喇沙里、侍讲学士张英受到康熙皇帝的赞赏，表扬他们“每日进讲，启迪朕心，甚有裨益。”康熙曾特赐予他和喇沙里、张英三人貂皮各五十张，表里绸缎各二匹。

　　康熙二十三年（1648年）元月，陈廷敬被调任为吏部右侍郎，管理户部钱法。针对存在的问题，陈廷敬于八月上疏：“自古所铸钱币，时轻时重，过不上多长时间就又要重新改铸。现在，百姓最为不便的主要是钱价。过去，一两白银可兑铜钱一千，今则仅兑九百。造成师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私商熔化铜钱为铜，从中渔利。按说，销毁钱币，其罪至重，这是人人都知道的。然而，长久不能禁止，就因为私商能从中获取厚利。因为一两银子可买铜七斤，如果将一两银子兑成铜钱，则得一千，将这一千铜钱熔化，就得铜八斤十二两，从中获一斤十二两铜价。这些不法商人以此为盈利的捷径，使得市场上铜钱日趋减少。顺治十年时，每个铜钱重一钱二分五厘，后又增为一钱四分，原本是为阻止私铸，但结果呢？私铸依旧时常发生。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再增加钱币的重量，而应改重为轻。如果这样，那私铸之风就会不禁自绝。”同时他还指出：“由于近年来产铜之地收税过重，致使铜矿开采寥寥无几。应当减少师税收，让百姓也来开采。开采的人多了，铜的产量自然就会增加。随着铜的增加，铜钱价值也自然会日趋稳定。”

　　陈廷敬这一上疏，送至朝廷后，康熙很重视这个建议，很快就被采纳，并付诸实行。

　　同年九月，陈廷敬升任左都御史。当时清廷内不少官员贪污受贿，腐化之风十分严重。陈廷敬深切痛恨。他于二十四年正月向朝廷上疏：“贪廉这两方面，是做一个合格官员的关键。然而奢俭这两者，又是造成贪廉的根由。要使官员清廉，就先要使他们养成节俭的品质。古时候，从衣冠、车马到服饰器用，办理婚丧大事，都要‘贱不得俞贵，小不得加大’。现在由于奢侈之风未除，以至贫穷的人办事节俭反受讥笑，富有的人铺张而无人反对，使得大家竞相奢侈，成为一种风气。于是，贪污求利，触犯法律的事就跟着多起来，而且日趋严重。”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好尚嗜欲之中于人心，犹水失堤防而莫知所止。”

　　康熙帝接到陈廷敬的上疏，表示赞同，指出，今后“务须返朴还淳，格循法制，以副朕敦本务实，崇尚书俭至意”。

　　当时，由于农民赋役苛重，加之水旱灾荒不断，人民生活十分困难。陈廷敬及时向朝廷反映了一些地区遭灾后的真实情况，并提出豁免钱粮税收的一些办法。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减轻人民负担的作用。

　　为维护清廷的统治，陈廷敬又上疏说：“总督巡抚的职责在于考察和指导吏员，这样做才能使百姓长期安定下来，并不是让吏员只明察于理事，尽自己的职责就够了。孔子说过：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也。要使百姓不触犯条令，不如先行上之教。行上之教，就要首先师检查总督巡抚。这样巡抚可能会说：‘问题师是在于那些吏员。如果吏员清廉能干，不加派火耗税收，理事时就不会贪赃受贿，也不会搜括百姓，百姓也就不致于因触犯刑法而痛苦。’倘若官吏没有这样的能力，这就可以说是对上有罪。当然，也并不完全是官吏的罪过。上司清廉，则吏员自然不敢贪赃犯法，上司如贪赃不法，吏员虽然也想廉洁，然而却是不大容易办到的。凡是官吏加派火耗，贪赃受贿，搜刮百姓，他每天就忙碌于察言观色，逢迎上司，又哪里有工夫去行上之教呢？百姓看到吏员的所做所为，就会说：‘这样的人还能教导我吗？’管教不听，就用刑法。群吏这样做，是总督巡抚导致他们这样做的。所以，当今首要的是总督巡抚要人选合格。他们要不为利欲所动。自己身正，才能管好吏员，吏员也不必整日想着如何曲意逢迎、巴结上司，都留心为民办事。百姓就能够休养生息。”他还建议，应给督抚下一通令，凡保荐州府县官，必须考察他们有没有不法行为。对违犯者严加惩处，这就会起到以一儆百的作用。对于巡持总督的考察，则要看他是不是廉洁奉公，为群吏做出了榜样。

　　陈廷敬的上疏，被朝廷采纳了，并根据他所提内容，规定了若干条文，下谕实行。

　　过了一段时间，云南巡抚王继文以军饷为名，动支库银并私自贪污。陈廷敬以其溺职不忠，前后银数赢缩相悬，上疏弹劾。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他任工部尚书。同学士徐乾学奏进《鉴古辑览》，康熙认为这本辑览有参阅价值，决定留下来通读。他在工部尚书任内，还纂辑三朝《圣训》、《政治典训》、《方略》、《一统志》、《明史》等，陈廷敬并充总裁官。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调户部，又调吏部。第二年，他的亲戚因贪赃被劾罢，使他身受连累，对他打击较大。之后，他借口父年八十一岁，盼望相守为由，要求解任回乡。清廷答允陈廷敬的请求，免却了他在朝中的职务，但继续担任修书总裁官。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清廷又起用陈廷敬为左都御史，直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皇帝下诏，命令张玉书、陈廷敬领导编纂一部大型字典。第二年，张玉书病逝，陈廷敬独任总裁官。这部大字典组织了三十多人的编辑班子，陈廷敬的儿子陈壮履也在其中。父子留名于一书，一时传为美谈。这部字典是在前人《字汇》和《正字通》的基础上增补充实而成的，共收四万七千多字，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收字最丰富的字典。后来定名为《康熙字典》。虽然字典问世时，陈廷敬已经去世，但他为编纂这部字典所付出的心血和作出的贡献，为后人所敬仰。

　　陈廷敬一生著述很多，有《午亭文编》、《尊文阁集》、《河上集》、《杜律诗》、《老姥掌游记》、《三礼指要》、《说岩诗集》等。他的诗风格“清雅醇厚”，很得康熙皇帝的赞赏。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三月，陈廷敬病危，康熙皇帝遣太医前往诊视。四月病卒，终年七十三岁，康熙率大臣侍卫奠洒，并令各部院满、汉大臣前往吊祭。康熙皇帝亲笔写了挽诗，赐祭葬典礼，十分隆重。谥曰文贞。

　　其他大臣

　　王辅臣、班布尔善、吴六奇、查继佐、吴之荣、费扬古（重名的多，注意分清楚）、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连、高士奇、王鸿绪、范承谟、施琅、施世伦、陈梦雷、陈鹏、陈鹏年、张鹏、张英、徐元文、叶方蔼、陈壮履（陈廷敬子，一起编《康熙字典》的）、徐乾学、郭琇 、熊赐履、汤斌（三人都为理学大家） 、张玉书、蕲辅、陈潢、赵良栋（这人熟吧）、王进宝、张勇、朱国治、张国柱、傅弘烈、傅达礼、赖塔、图海、莫洛、米思翰、马齐（米斯翰之子）、伊桑阿、曹寅、李煦、蒋廷锡、郎坦、彭春、萨布素（第一任黑龙江将军）、于成龙（大的那个是天下廉吏第一）、张伯行、吴兴祚（这三个都算清官）、金光祖、张朝珍、噶礼、魏裔介、吴三桂、吴应熊、吴世璠、吴之茂、尚可喜、尚之信、耿继茂、耿精忠、耿昭忠、耿聚忠 、孙延龄、索尼、噶布喇、索额图、心裕（索尼第五子）、法保（索尼第六子）、明珠、纳兰性德、托合齐、耿额、齐世武、余国柱、王琰、凌普、阿灵阿、鄂伦岱、佟国纲、佟国维、隆科多、康亲王杰书、安亲王岳乐、裕亲王福全、恭亲王常宁、沈荃（书法更有名）、施闰章、宋琬（两人合称“南施北宋”）、查慎行、王士祯、方苞、洪升、孔尚任 、蒲松龄 、梅文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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