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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外四公理之下
番外四公理之下
bgm:Westlife《You Raise Me Up》
?(写的时候听这首歌把自己写哭了...
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波士顿的地铁上。
车厢像一个巨大的且闷热的金属罐头,在黑暗的隧道里轰隆作响,单调地重复着它的节奏。窗外是断续闪过的广告牌和幽深的洞壁,投下明明灭灭的光影,打在乘客们疲惫而麻木的脸上。我抓着冰凉的扶手,随着车厢摇晃,正低头无意识地刷新着手机。
【中国律师薛伟幸于今日不幸被枪杀……】
“考研的时候还给我占过位置的薛伟幸。新生入学做自我介绍的时候说:我叫薛伟幸,伟大的伟,幸福的幸。” 他的校友在下面留下评论。
伟大的伟。幸福的幸。
这命名,在此刻,像一个巨大而残酷的反讽,悬置于他戛然而止的,与“伟大”和“幸福”背道而驰的结局之上。
地铁在轨道衔接处剧烈地颠簸了一下,我几乎站不稳,手指死死抠住冰冷的金属立柱,指节泛白。车厢顶灯惨白的光线流淌下来,照得每个人脸上都像蒙了一层灰。我感到一阵生理性的反胃,混杂着一种深入骨髓的寒意。
但我最终只能说:“对不起。”
大学时期刑法学教授讲过这样一句话:生命在光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那时我坐在窗明几净的阶梯教室,阳光透过梧桐叶洒下斑驳的光点,这句话听起来像一句遥远而悲悯的箴言。而此刻,在异国他乡幽暗颠簸的地铁里,它化作了实体,带着血淋淋的重量,直接砸在我的心口。
也正是在那几天,我零星看到了关于他的消息。不是赛场上的挥拍与呐喊,而是舆论场里的暗箭,是毫无根据的揣测,是足以将人淹没的污名。他在他那个金光闪闪的牢笼里,承受着另一种形制的束缚。一种慢性的,针对名誉与精神的凌迟。
我曾一直以为,他所承受的那些声音,不过是盛名必须支付的代价,是赛场之外的背景噪音。我甚至曾带着一种近乎冷酷的理性告诉自己:这是公众人物命运的一部分,他足够强大,足以消化这些。fire on the fame”,名气之火,自然会吸引飞蛾与灼伤。我甚至冷酷地认为,这是他强大的一部分。
但在这一刻,薛伟幸用生命印证了不公可以多么赤裸和血腥;而地球另一端,那些加诸于他的同样扭曲事实的构陷,便不再只是噪音。薛伟幸的血,将他承受的一切,瞬间从 “fire on the fame” 变成了 “fire on the person”
那是用语言完成的,对一个人清白的谋杀。
一种冰冷的战栗攫住了我。这无关比赛的胜负,甚至无关他个人的感受。这是一种更深远的,关于秩序的崩塌。当勤劳可以被诋毁抹杀,当坚守可以被阴谋论解构,当一个人的纯粹与成就可以被如此轻易地泼上脏水而众人喧哗,那么,我们曾经信仰的“天道酬勤”,我们曾经捍卫的“程序正义”,我此刻学习的这一切法条、逻辑与准则,它们的根基又在哪里?
这不再是他需要承受,而是我正在目睹的,一场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对“公平”本身的当众反驳。
不,最核心的,是对真实的背叛。
我认识的那个他,是会在从十六岁时,就把“责任”二字刻进骨血里的人;是会在十八岁时,因为一个轻飘飘的承诺就郑重送上戒指的人;是会在空无一人的训练馆,依然对着球台一遍遍打磨动作,相信汗水从不说谎的人。
他的世界是如此的非黑即白,如此的笃定。他的逻辑简单到近乎执拗。付出努力,得到结果;坚守信念,获得尊重。
可如今,那些精心编织的谣言,那些甚至不需要逻辑自洽的恶意,像黏稠的污泥,试图覆盖这块清澈的水晶。它们不关心他训练的汗水,不关心他肩头沉甸甸的责任,它们只想把他拉下神坛,染成和它们一样的颜色。
这太荒唐了。我感到一种想要笑出声的冲动。不仅是因为他被伤害,而是因为这件事本身,如此彻底地颠覆了我对世界运行规则的认知。它仿佛在狞笑着对我说:看吧,你信仰的勤奋、正直、担当,在卑劣与谎言面前,不堪一击。
紧接着,一阵更深的,令我感到羞耻的寒意,从脊椎窜上来———我竟然感到了一阵恐惧。
如果我没有在大洋彼岸,如果我也身处那片舆论的漩涡中心,如果我的名字、我的过往、我与他的所有联系,被那样赤裸地,充满恶意地扒出来,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会如何?
我想象那种被无数陌生目光解剖的感觉,想象那些精心编织的谎言被当作事实传播,想象我的家人,我的朋友被卷入其中……我一阵后怕。
我竟然因为自己身处“安全”的距离而感到一丝可耻的庆幸,随即又被这庆幸所带来的自我鄙夷所淹没。我为自己感到恐惧而愤恨,为这片土地赋予我的“安全”而感到羞耻。这是一种背叛。对薛伟幸的背叛,对他的背叛,也是对那个曾坚信“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自己的背叛。
我们仿佛共同被困在各自的彼岸。他在盛名的漩涡中心,我在理想的断裂地带与道德的自责里。中间隔着的,不仅是太平洋的万顷波涛,更是我这道无法逾越的,由恐惧和羞耻构筑的厚障壁。
也许世界就是这样,公理囿于樊笼,法律掣于时效,正义流于唇齿,我困在彼岸往生的路上,谁又能救救我?但倘若我未死去,倘若神诵佛听,倘若太阳照常升起,倘若黑夜不曾降临,那么我是否可以从容地假装?
假装诉讼人不存在,假装大同社会道不拾遗,假装没有厚障壁和闷空气架起的房子,假装安居乐业歌舞升平,没有武器与毒品,没有家暴与奸污。我可以假装的,假装世界上只有薄薄的诉讼法、印章和廉价夜宵。
但是存在自有其可憎恶的理由,所以我依然在路上,虽千万人,吾往矣,遑论这条路是一条线还是一个环。我发现我变得沉默了,就像我再也找不到字符来度量我的困惑与不甘。茶蘼花落在地上是无声的,但你能听见对吗?我知道。
电影在慨叹,回不去的是故乡,到不了的是远方。来到这儿的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在想,当冷白骨骼挤压作响的时候,当火车压过暮霭沉沉的时候,风坠下来,雨扬起去,我都在想。
我没有直接回家。我去了查尔斯河畔,在寒冬的冷风里坐了很久,直到四肢麻木,仿佛身体的痛苦能稍稍抵消内心的混乱。第二天,我走进了P教授的办公室。
我语无伦次,几乎是用中英文混杂的方式,向他讲述了薛伟幸,讲述了那个介绍自己名字是“伟大的伟,幸福的幸”的年轻人。我也讲述了另一个领域的他,所遭遇的另一种围剿。
P教授没有打断我,他只是听着,那双锐利的眼睛在老花镜后,仿佛在审视一个时代的样本。当我说到自己的恐惧与羞耻时,我哽咽了。
“Professor,” 我几乎是在哀求,“What is the point of all our studies, of Jus, when it can be so... easily defeated?”(我们学习这一切,学习法律与正义,到底有什么意义,当它能如此…轻易地被击败?)
他沉默了很长时间,目光望向窗外光秃的树枝。最后,他转回头,声音异常沉静:
“Many years ago, my father, a man who survived the camp, told me something.”(很多年前,我的父亲,一个从集中营里活下来的人,告诉我一些事。)他顿了顿,仿佛在斟酌最准确的表达。“He said, ‘Do not look for Hope in the grand systems. They will fail you. Look for it in the specific, in the true.’”(他说,‘不要在宏大的体系里寻找希望。它们会让你失望。要在具体而真实的事物中寻找它。’)
他看向我,眼神不再像法官,而像一个同样在跋涉的旅人。
“Be true. To the dead, by remembering. To the living, by not looking away. And to yourself, by accepting that fear, and then asking yourself: What small, true thing can I do, right now, in my position?”(保持真实。对死者,用铭记。对生者,用不回避。对你自己,则要接纳那份恐惧,然后问自己:以我此刻所处的位置,我能做一件什么微小而真实的事?)
“The systems are abstract. Injustice is abstract. But your memory of Xue Weixing is true. Your anger for Fan is true. Even your shame and fear are true. Start from there. Not from the abstraction of 'Justice', but from the truth of your own response.”(体系是抽象的。不公是抽象的。但你关于薛伟幸的记忆是真实的。你为樊感到的愤怒是真实的。甚至连你的羞耻和恐惧也是真实的。从这里开始。不是从抽象的‘正义’出发,而是从你自己真实的反应出发。)
那一刻,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我体内发生了位移。我没有被赋予一个宏大的答案,没有被鼓励立刻去改变世界。Jus,我又默念了一遍这个在拉丁语中的正义。
不是去建造高塔,而是先触摸脚下真实的碎石。
我离开了他的办公室。我没有立刻获得力量,但那种无处着力的虚无感,被一种沉甸甸的真实感替代了。
我开始做一些微小而真实的事。
我整理了我们能找到的,所有关于薛伟幸律师生前报道和校友的悼念,翻译成英文,发给了P教授和几位关注国际人权法的学者。
我登录了许久不用的国内社交媒体,没有发言,但不再刻意回避关于他的消息。当看到那些离谱的构陷时,我会只基于我亲眼所见过的事实,在私人频道里对困惑的朋友说一句:“不是这样的,我认识的他,不是这样的人。”
我深知这改变不了舆论,但这是我为自己内心真实认知所做的辩护。
我不再试图去思考如何拯救他,或者如何实现绝对的正义。我开始思考,如何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安放我自已,以及我对公理的信仰。
我意识到,我之前所有的绝望,都源于我把“正义”想象成了一个完美无瑕的、静止的终点。一旦发现它千疮百孔,我的整个世界就随之崩塌。
但现在,P教授和樊的影子,薛伟幸的名字,他沉默的背影,所有这些真实的东西,共同教会了我另一件事:
正义或许不是一座需要我们抵达的,遥远又光辉的圣殿。
它更像是在无尽的荒原上,所有不甘于黑暗的人,接力点燃的一簇又一簇微小的篝火。
薛伟幸是他的篝火,哪怕被狂风吹熄,但那瞬间的光亮和温暖是真实的。
小樊在他的赛场上,用纯粹和拼搏点燃的,是另一簇篝火,试图照亮某种体育精神的真实。
而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守护好我内心这簇被恐惧和羞耻差点浇灭的火种,对我所见事实的忠诚,对我所爱之人的信任,对我所选道路的坚持。
这簇火,无法照亮整片荒原。
但它能照亮我脚下的几步路,能让我在黑暗中,辨认出其他同样持火前行的身影。
这就够了。
后来某次偶然说他说起这件事。
那天灯光是暖黄色的,他刚结束一个阶段的集训回来,我们窝在沙发里,电视里放着无关紧要的旧电影,充当着背景音。
不知怎的,就说到了以前在美国的事。我语气很淡,像提起一件别人的旧闻,说到了那天地铁如何摇晃,看到了怎样的新闻,以及随之而来的,关于他的那些消息。
“当时……”我顿了顿,试图找一个准确的词,“很害怕。”
不仅仅是为我自己,而是为那种席卷一切的,能够吞噬清白和生命的恶意。这句话我没说出口,但他似乎听懂了。
他沉默了很长时间,只是握着我的手,指腹无意识地摩挲着我的虎口。就在我以为这个话题会像往常一样,沉入我们心照不宣的底海时,他开口了,声音不高,带着他特有的那种沉缓。
“我知道。”他说。
“那段时间,私信里有各种难听的声音,现场也是。有些话,确实……”他停了一下,像在掂量用词,最终选择了最轻的一个,“……很伤人。”
“后来呢?”我轻声问。
“后来,”他转过头看我,眼神很静,像一片深湖,“我就想,他们骂他们的,我练我的。”
他说得那么简单,那么简单。仿佛在说今天天气不好,那就带把伞。可我知道,那轻描淡写的背后,是成千上万次挥拍,是汗水浸透地板的重量,是将所有外界的声音,无论是赞美还是诋毁,都隔绝在训练馆那扇门之外的,惊人的专注力。
“想不通的,就不想了。”他继续说,语气里没有怨愤,只有一种近乎朴素的务实,“我的战场在球台那边。打不出成绩,说什么都是假的。打出来了,有些话自然就没了。”
竞技体育就是这样,或者说这就是他的方式。他没有沉浸在“为什么是我”的委屈里,而是将所有的质疑和压力,都转化成了“那我该怎么做”的行动。他用一种近乎固执的真,去对抗外界所有的假。
“而且,”他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突然笑了,“那时候,我也偶尔会看你那个ig。”
我愣了一下。
“看你吐槽论文,看你做的饭,看你拍的日出……”他顿了顿,声音更沉了些,“看到那些,就会觉得,嗯,外面再吵,世界上也还有人在好好过自己的日子。你也在好好过你的日子。”
那一刻,我明白了许多。
在我们各自最艰难的那段时空里,我们看似隔绝,却以一种沉默的方式,成为了彼此世界里一个正常的坐标,一个真实的参照物。他是我在虚无中抓住的具体,而我,或许也曾是他喧嚣世界里瞥见的一角安静。
我们所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
在宏大的荒谬与恶意面前,固执地又卑微地,守护着自己那一方微小的日常。
我没有再追问,也没有倾诉更多当时的恐惧与绝望。因为已经不需要了。
我只是把头靠在他肩膀上,感受着他身上传来的令人安心的温度和力量。他动了动,调整了一下姿势,让我靠得更舒服些。
电影还在放,男女主角正在经历生离死别。而我们,在温暖的灯光下,在安静的客厅里,只是依偎着。
过了一会儿,他像是忽然想起什么,用他没受伤的那边肩膀轻轻顶了顶我:
“诶,你那时候做的那个鸡蛋灌饼,后来到底成功了没有?”
我噗嗤一声笑出来,所有沉甸甸的过往,仿佛都在这一刻,被这句无比具体、无比生活化的问话,轻轻地化解了。
“当然成功了,”我说,声音里带着笑意,“下次做给你吃。”
“好。”他应着,握紧了我的手。
走过黑暗并不需要多么辉煌的仪式。
有时候,它只是回到家,灯亮着,有人在等。
然后你们坐下,聊一聊明天早上,想吃点什么。
我突然清晰地看见了。命运不是一条河,而是一片狂暴的,黑色的海。我们都乘坐着各自脆弱的孤舟,自以为在独自航行,却被同一个巨大的,名为时代的漩涡所捕捉,身不由己地旋转、碰撞、倾覆。
但我依然在路上。虽千万人,吾往矣。
哪怕这条路,最终通向的是一片虚无。
哪怕我们乘坐的,是同一艘,注定要沉没的,荒谬的小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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