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喜剧

　　名词解释

　　晚唐体：指宋初模仿贾岛、姚合诗风的一个诗派，以清逸隐幽为旨趣。林逋是颇受后人推崇的一位晚唐体诗人。

　　《秋声赋》：是欧阳修的代表作。此赋借悲秋咏怀，骈散并用，行文自由活泼，运用铺排手法，写秋声秋心，表现了作者历经政治斗争磨难的苦闷和对险恶官场的厌倦，反映了作者历经沧桑后的感受。

　　樵歌体：又称“朱希真体”。南宋词人朱敦儒的词于淡而静的空旷境界中透出潇洒，语言浅白如话，形象单纯、明净，风格自然飘逸，在词坛自成一格，因其词集名为《樵歌》，所以其词被称作“樵歌体”。

　　中兴四大诗人：指南宋中期诗人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和尤袤。

　　诸宫调：是宋、金、元时期流行的一种说唱艺术，用多种宫调的曲子联套演唱，杂以说白，表演长篇故事。

　　元杂剧“四大爱情剧”：指《西厢记》、《拜月亭》、《墙头马上》、《倩女离魂》。

　　散曲：是继词之后兴起的一种新诗体，属于俗文学。用韵比词密，且不论平仄，可互叶，每首曲子都有一个曲牌，这些曲牌分属一定的宫调，每个曲牌都有句数、字数的限定。有小令、套数、带过曲三种形式。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用口语白话写成，直白的表露作者的内心感受或生活体验与追求，靠风趣、讽刺取胜，语言一般符合正常的语法，不大使用传统诗歌中的特有句法，但也常常熔铸诗词语入曲，通俗中又不乏辞采。

　　宋代“说话四家”：宋代“说话”极为发达，分为“说话四家”，即“小说”、“说铁骑”、“说经”、“讲史书”。

　　《古今奇观》：“三言”、“二拍”行世不久，鉴于其“卷轶浩繁，观览难周”，姑苏“抱瓮老人”选择其中优秀的篇章，取“三言”中29篇，“二拍”中11篇，共40篇，汇刻为《古今奇观》。《古今奇观》成为后来300年间流行最广的拟话本小说选集，在“三言”、“二拍”一度失传的情况下，对拟话本小说的流传起到了很大作用。

　　《四声猿》：徐渭的杂居《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合称《四声猿》。“四声猿”语出自郦道元《水经注》“猿鸣三声泪沾裳”，猿鸣四声则愈加令人断肠泪下。这四种杂剧长短不拘，所用曲调或为北曲，或为南曲，或南北兼用，时或采用民间小调，形式灵活自由，表现了徐渭离经叛道、追求个性的精神。

　　临川派：戏曲史上将与汤显祖声气相求和受他影响的剧作家群体称作“临川派”或“玉茗堂派”，其中成就较高的有吴炳、阮大铖和孟称舜。他们从剧本的立意构思到曲词的风格熔铸，都刻意模仿汤显祖的剧作。擅长描摹男女情爱，曲文绮丽，构思奇幻，富有浪漫气息，是让们的共同特点。

　　小品文：“小品”一词本为佛教用语，始于晋代，指佛经译本中的简本（详本为“大品”）。明代后期，人们开始用“小品文”指称一般文章，主要指那些抒写自由、篇幅简短而意味隽永、抒情性较强而无关重大社会主题的文字，以区别于关乎国家正典、理学精义的“高文大册”。小品文并不是指某一类文体类型，它可以是尺牍、游记、书信，也可以是日记、传记、序跋等。

　　梅村体：清初诗人吴伟业（号梅村）创作的把李商隐诗色泽浓丽的特色，元白长篇叙事诗善于铺排、流丽婉转的风格和“初唐四杰”抒情歌行的结构方式结合起来，以人物命运为中心，注重情节，腾挪跳跃，挟以沧桑浮沉之感，极尽俯仰变幻之能事的诗称作“梅村体”。《圆圆曲》是“梅村体”的代表作。

　　神韵说：清代诗人王士禛本司空图、严羽之说提出。“神”是指表现恰到好处的试味，“韵”是把诗引向一种余意不尽、悠闲淡清的境界。合起来讲，所谓“神韵”，就是要使诗歌所表现的对象具有一种远境美。艺术上，“神韵说”要求诗人将情感进行艺术加工，如秋雨之萧瑟、春梦之无痕，诗人不仅要将此情感秋雨化、春梦化而且要进一步落到“萧瑟”和“无痕”上，达到“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审美效果。

　　弹词：是主要流行于我国南方的一种讲唱文学形式，有“国音”和“土音”之分，以琵琶和三弦为伴奏乐器，由说（说白）、噱（穿插）、弹（伴奏）、唱（唱词）等组成。多用第三人称叙述，语言浅近，韵散相间，以七字韵文为主。一般篇幅庞大，一部作品可以连续演唱几个月（短小这也要三五天）。作者多为女性。

　　同光体：由宋诗派在清末民初演化而来，其活动年代主要在光绪中期以后，一直延续至民国。同光体诗人宗尚宋诗，强调学古而不呆板摹古，要有开拓创造，他们师法宋人“力破余地”的创新精神，以“国外探险家觅新世界、殖民政策、开埠头本领”的方式，开拓出诗歌传统的最后一块领地，扩大了诗歌的表现空间。同光体分为以陈衍、郑孝胥为代表的闽派，以沈曾植为代表的的浙派，以陈三立为代表的赣派。

　　永嘉四灵：指南宋后期永嘉地区的四位诗人徐玑、徐照、翁卷、赵师秀，由于他们四人的字中均有一个“灵”字，故谓之“四灵”。他们都是由于叶适的鼓吹而闻名于世，作诗效仿晚唐体，诗中全不用典，诗歌多有冲淡平和、轻灵清寒的境界，常流露出山人名士的出世情怀。

　　话本：是古代“说话人”说话的底本。最初的话本只是说话人师徒相传的“说话”的书面记录，不是供人阅读的。后来经过文人的加工整理，刊刻印行，就成为可供阅读的小说了。

　　《封神演义》：是借历史事件写神魔战斗的小说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作品。该书是在元代《武王伐纣平话》及余邵鱼的《春秋列国志传》的基础上，由许仲琳在天启年间编成，以武王伐纣、建立西周王朝的故事为框架，写支持武王的“阐教”和帮助纣王的“截教”之间的争斗，实际上影射的是明代中期的政治和宗教现实。小说宣扬了“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思想，表现出反对君主专制的意识，但也表现出浓重的宿命论的观点。小说想象丰富奇特，刻画了不少性格鲜明的人物。

　　阳羡词派：产生于清初变换动荡的历史背景下，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浓厚的乡土色调。成员有徐喈凤、万树、曹亮武、蒋景祁、陈维崧，以陈维崧成就最高。他们或是遗老逸民，或是忠烈后裔，词作多述民生之哀和故土之死，激荡楚郁，凄苍清狂。

　　东坡体：指苏轼的诗歌。“东坡体”于情无所不畅，于景无所不取，议论博辩，滔滔茫茫而才气纵横，既有出法度中的新意和豪放外的妙理，又有新鲜的比喻、多样化的风格和磅礴的气势。

　　唐宋派：是以唐顺之、王慎中、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产生于明代中期的一个文学流派。这一流派提倡唐宋文风，主张将辞与理、文与道统一起来，由于宗唐拟宋，所以被称为唐宋派。

　　台阁体：指明初台阁名臣、史称“三杨”的杨士奇、杨荣、杨溥所代表的诗文风格。“台阁体”的作品用于歌功颂德、应酬交际，追求雍容醇厚、平正典雅的风格，缺乏个性风采和对现实社会的深切关怀及动人心魄的情感力量。

　　子弟书：是鼓词的一支，只说不唱，演出使用八角鼓击节，佐以弦乐，由清代八旗子弟首创，有东城调、西城调之分。东城调粗犷，多以激昂的历史事件为题材；西城调柔缓，多以曲折的爱情故事为题材。东城调的代表作家是韩小窗，西城调的代表作家是罗松窗。

　　江湖诗派：是南宋后期影响最大的一个诗派，因陈起刊刻的《江湖集》而得名。江湖诗人大都是一些落第的布衣文士，或不得志的末宦，登显禄者极少。他们作诗多效“四灵”之体，宗尚晚唐体的清巧之思，属意于苦吟，反对江西派的“资书以为诗”，以不用事为贵。代表诗人有刘克庄、戴复古、方岳等。

　　铁崖体：杨维桢，号铁崖，其诗歌着意学李贺，追求新奇，在当时影响很大，被称为“铁崖体”。

　　公安派：是万历后期文坛上影响最大的诗文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因为他们是湖北公安人，所以称该派为公安派。公安派受李贽思想尤其是“童心说”的影响，在文学创作上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谴责小说：指清末出现的大量抨击时政、揭露官场黑暗的作品。它们对现实肆意夸大，言过其实；暴露有余，批判不足；情绪渲染强烈，理性和冷静的立场不彰。鲁迅认为这类作品称不上讽刺文学，为之另立名目，称其为“谴责小说”。代表作品有《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

　　西昆体：以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为代表，是宋初影响极大的重要文学流派。该派因《西昆酬唱集》而得名。在创作方法上主张“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他们最推崇唐代诗人李商隐，诗作对仗工稳、用事深密、文字华美，呈现出整饬、典丽的艺术特征，但也存在徒有华美之外表，而缺乏李商隐诗之内在气韵的弊病。

　　南戏：也称“戏文”，是“南曲戏文”的简称，是与北曲杂剧相对而言的。因南戏早期的中心在浙江温州一带，所以南戏也被称作“温州杂剧”、“永嘉杂剧”。南戏是民间艺人“以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构成曲牌连缀体质，用代言体的形势搬演长篇故事的一种艺术形式。南戏没有固定的出数，长度自由；上场角色都可以唱，还可以对唱、合唱；一出之中可以用不同的宫调，可以换韵；有开场，在正戏之前先由副末报告剧情和创作意图，开场一般用两阙词；角色分生、旦、外、贴、丑、净、末；曲风轻柔婉转。

　　吴江派：是晚明时期以沈璟为中心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戏曲流派，因沈璟是吴江人而得名。该派成员吕天成、叶宪祖、冯梦龙、袁于令、范文若、卜世臣、沈自晋等，大都是沈璟的子侄、门生或朋友，他们的剧作对昆区格律十分讲究。

　　新文体：梁启超任《时务报》主笔时见诸报刊的政论和杂文，时称“新文体”。这种“新文体”平易畅达，有很强的感染力，它打破了各派文章的章法运用新名词、新概念及佛典、语录、俚语等，文白夹杂，兼采众制，综合了士大夫与市民的阅读趣味，既注意通俗，又在原有“报章体”的基础上加强了艺术特性，是最受当时公共舆论欢迎的问题。

　　诚斋体：指杨万里以日常生活中的小情趣为题材写的一些诗作，这些诗具有想象新奇风趣、语言通俗明快、风格流转圆活的特点。“诚斋体”诗创造了一种新鲜活泼的写法，改变了以往宋诗瘦硬生涩的旧格，开辟了新的诗风。“诚斋体”诗着重表现的是山水景观所蕴涵的自然灵性和知觉情意，诗中充满了奇趣和活劲儿，被认为是真正的“活法”诗。

　　带过曲：是元散曲的形式之一，介于小令和套数之间，一般由同一宫调的两个或三个小令连在一起，共同表达一个内容。带过曲在曲牌之间用“带过”二字连接，也可只用“带”或只用“过”。

　　童心说：是李贽提出的著名文学主张。所谓“童心”即“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绝假纯真”即不受道学等外在“闻见道理”的蔽障和干扰；“最初一念”指人生固有的私欲。李贽认为天下的“至文”，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

　　鸳鸯蝴蝶派：是产生于清末民初的一个小说流派，这一派小说表现的是知识分子失望于政治革命，沉溺于个人的趣味世界，由此而痛苦、迷茫以致颓废堕落的心路历程。鸳鸯蝴蝶派以上海作为大本营，主要阵地是《礼拜六》，故此派又称“礼拜六派”，主要成员有周瘦鹃、徐枕亚、包天笑、王钝根、刘半农等。

　　辛派词人：指与辛弃疾同时的一批词风与其相近的词人，他们或与稼轩为同志，或追慕稼轩，感时激愤，词作多抒发爱国感情，风格豪放激切，主要代表人物有张元幹、张孝祥、陈亮、刘过等。他们南渡后的创作，以浓郁的爱国激情和慷慨悲壮的风格，成为词史上一笔宝贵财富。

　　国朝文派：金世宗大定和金章宗明昌年间，在金朝领土上成长起来了一批作家，主要有蔡珪、党怀英等。他们的创作风格与宋朝不同，属于真正的金代作家，元好问在《中州集》中称他们为“国朝文派”。

　　性理诗：产生于明代，指理学家阐发性理之学的诗作，不讲究艺术形象和语言规范，缺乏感情和文采，受到后来论诗者尖锐的批评。

　　苏州派：是明清之际活动于苏州一带的一个重要戏剧流派，代表作家有李玉、朱素臣、朱佐朝、毕魏、叶时章等。该派戏剧在创作题材上，较为关注社会现实，多政治剧和时事剧；思想倾向上，主张“事关风化人钦羡”、“节孝忠贞万古传”，突出表现道德情操与个人欲望的冲突、纲纪夷陵的社会与洁身守义的个人的冲突，不遗余力地抨击世风的浇薄、世态的炎凉和小人的卑劣行径，歌颂清明的政治和社会安定，讴歌高尚的道德和操守，有强烈的伦理教化色彩；注重舞台演出效果，少有案头剧不能演出的弊端，将平民文化与士大夫文化熔铸为一体，又扎根于平民文化的土壤之中。

　　简斋体：指陈与义后期诗风。陈与义的后期创作取法杜诗的酣畅饱满之格，得其沉雄之韵，不完全注重字面的工稳精巧，更着重于上下句之间的气脉的内在联系，潜气内转，诗的意境更加圆融，风格遒上，思力沉挚，已突破了黄、陈瘦硬诗风的局限，取材和诗境都较恢弘，具有雄浑、沉郁的独特艺术风格。

　　神魔小说：是在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之下，将神佛与妖魔作为是非正邪对立的双方，表现其斗争的小说。

　　临川四梦：又称“玉茗堂四梦”，是汤显祖传奇作品的代表作，包括《紫钗记》（《紫箫记》的改本）、《牡丹亭》（又称《还魂记》）、《南柯记》、《邯郸记》。

　　前七子：主要活动在弘治、正德年间，成员有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是一个以李梦阳为核心代表的文学群体。

　　后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成员除李、王外，还有谢榛、徐中行、吴国伦、宗臣、梁有誉。

　　复社：是明末著名社团之一，由张溥、张采等人合并江南几十个社团组织而成，其成员多是青年士子，先后共计两千多人，声势遍及海内。他们提倡宗经复古，互相切磋学问、砥砺品格，反对空谈，密切关注社会现实，并希望干预朝政。

　　格调说：清代诗人沈德潜为匡正王士禛“神韵说”的弊病而提出的一种诗歌理论。沈氏认为诗歌创作要本于诗教，“原本性情，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要讲求蕴藉，他推崇唐诗，偏袒七子派，尤重诗歌声音的美。

　　桐城派：在清康熙年间由安徽桐城人方苞开创，其同乡刘大櫆、姚鼐等继承发展，使桐城派成为清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派别。桐城派倡明程朱之学，主八家之文，为文讲究“义法”，选取事例和运用语言，只期阐明立意所在，不重罗列材料、堆砌文字。他们的文章风貌一般简洁平淡，而鲜明生动不足。由于求“雅”。语言避忌太多，缺乏活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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