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遗梦

　　孤岛寒雨

　　台北的雨，是软的，腻的，带着海岛特有的咸腥，黏在皮肤上，钻进骨缝里，怎么都拂不去。不像南京的雨，爽利，透彻，砸在梧桐叶上噼啪作响，带着泥土的芬芳。民国三十八年的这个冬天，我就是裹着这样一身甩不脱的湿冷，被塞进驶离松山机场的黑色轿车，像一件被匆忙打包的行李。

　　窗外，是飞逝的、陌生的街景，低矮的灰色屋宇，仓皇失措的人脸。一切都褪了色，像一张浸了水的老照片。而我记忆里的金陵，是浓墨重彩的——父亲书房里雪茄的暖香，母亲手腕间淡淡的茉莉花膏味，还有姐姐念锦推开我房门时，带来的那一身阳光与皂角的清爽气息。

　　都没了。

　　去年那个冬天，炮火把天空都烧红了。日本人砸开我家那座青砖高墙的院门时，父亲最后回头看了我藏身的书房方向一眼，那眼神，沉静得像古井，没有波澜，只有无尽的嘱托。然后，是两声干脆的、几乎叠在一起的枪响。

　　砰——砰——

　　世界在那两声之后，万籁俱寂。

　　我蜷在橡木书桌下，帷幔厚重，黑暗黏稠。温热的、带着铁锈气的液体，缓慢地、固执地，渗透帷幔，一滴，两滴，落在我的手背，烫得我浑身一颤。那是父母留给我最后的温度。

　　后来，是周世伯找到了我，父亲旧日的朋友，如今在国民党里也算个人物。他看着我，连连叹气：“念柔，跟我去台湾吧，这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女娃……杜家总得留条根。”

　　根？我的根，早已连同那座六朝古都，一起被炮火犁过，烧成焦土了。

　　还有他，沈载舟。我闭上眼，就能看见他穿着青衫站在金陵码头的梧桐树下，眉眼清俊，对我说：“念柔，等我从北平回来，我们就去栖霞山看红叶。” 他的声音，像江南的春风，暖融融的，能融化一切冰雪。可国破了，家亡了，那点儿女私情，在时代的洪流里，薄得像一张纸，风一吹就散了。我甚至没能好好跟他道别，只留下一封诀别的信，字字泣血，句句违心。我说我倦了，怕了，只想寻一处安稳，叫他忘了我。

　　我以为，这就是我们故事的终点，隔着海峡，生死茫茫。

　　可命运弄人。来台后第三个月，在一个沉闷的官方酒会上，我竟看见了他。沈载舟，就站在水晶吊灯璀璨的光晕下，穿着笔挺的西装，与人谈笑风生，只是那笑容，未达眼底，眉宇间锁着一层我从未见过的郁色。他也看见了我，目光相撞的瞬间，他眼底是惊涛骇浪，是难以置信的痛楚，随即，化为一片死寂的冰冷。他朝我微微颔首，疏离得像对待任何一个陌生人。

　　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紧，疼得无法呼吸。他来了，他竟然也来了这孤岛！是为了我，还是……另有使命？我们近在咫尺，却远隔天涯。每一次在社交场合不期而遇，他身边或伴着妆容精致的名媛，或独自一人，我们交换着空洞的客套，眼神偶尔触碰，迅速分开，那短暂的交汇里，是诉不尽的山河破碎，爱恨难言。

　　于是，我成了“杜小姐”，被“妥善”安置在台北一处僻静的日式宅院里，有女佣，有司机，表面风光，内里监视。周世伯给我谋了个文化协会的闲差，整理那些无人问津的故纸堆。周遭是软糯的闽南语，窃窃的私语，还有那些或同情或探究的目光，织成一张无形的网，把我这尾离水的鱼，困在中央。

　　我学着把自己缩起来，再缩起来，像姐姐说过的那种含羞草，稍有触碰，便紧紧闭合。只在夜深人静，闩死房门，我才敢从箱底最深处，捧出那件月白色的旧旗袍。那是姐姐最喜欢的颜色，她说像月光，干净，清冷。我的指尖，一遍遍抚过衣襟内侧，那颗寻常的、略有些发硬的盘香扣。

　　姐姐的声音，便隔着生死，清晰地响起来，带着她身上特有的、让我安心的味道。那是她牺牲前夜，匆匆回来，脸色苍白，眼底却烧着一簇幽火。她假意替我整理衣领，冰凉的指尖划过我的脖颈，微微颤抖。

　　“念柔，”她声音压得极低，气音呵在我耳畔，痒痒的，“听着，如果……如果我明天回不来，你想办法，把这颗扣子，交给一个叫‘渔夫’的人。”

　　她没告诉我“渔夫”是谁，在哪里。只是用力攥了攥我的手，那力道，几乎要嵌进我的骨头里。然后她松开，转身没入外面的夜色，再也没回来。

　　“渔夫……”我在孤岛的潮湿空气里，无声地咀嚼着这两个字。茫茫人海，暗流汹涌，我去哪里寻找这唯一的浮木？而沈载舟那双冰冷的、带着质问的眼睛，更像梦魇，夜夜追随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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