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雨季

　　我叫尹浩深。十七岁这年，我的世界被硬生生剜去了最核心的部分，像一本正在精彩处的小说被骤然合上，所有的色彩与情节都戛然而止，定格在那个秋雨连绵的、湿冷的下午。

　　那场该死的车祸，带走的不仅仅是我的父母，更像是一双无情的手，粗暴地撕碎了我所认知的全部生活。没有预兆，没有告别，只有医院里刺鼻的消毒水味，和警察那句冰冷而公式化的“请节哀”。节哀？多么轻飘飘的两个字，它承载不住那灭顶的重量。

　　葬礼那天的细节，像用刻刀划在我脑子里一样清晰。我穿着一身从亲戚家临时找来的黑色西装，肩膀处有些塌，袖子长了半截，镜子里那个瘦削、苍白的少年陌生得可怕。我像个被摆放在那里的木偶，看着穿着黑衣的人们像潮水一样涌来、退去。他们说着相似安慰的话，脸上挂着相似的悲戚，但那些声音穿过我的耳朵，却无法抵达内心。那里是一片空旷的、回响着寒风的荒野。

　　姑姑走过来，她的手很软，搭在我肩上的力度却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疏离。她说：“浩深，以后就跟姑姑过。”我点了点头，喉咙里像是堵着一大团湿透的、冰冷的棉花，又胀又痛，发不出任何声音，连一个简单的“好”字都吝于给予。我看着父母的照片摆在灵堂正中，他们笑得那么温暖，仿佛只是出门去买个菜，下一秒就会推门进来，叫我“深深”。可我知道，不会了。世界在我眼前，就是从那一刻起，彻底失去了饱和度，褪变成一片令人窒息的、深浅不一的灰。每一种声音，每一种颜色，都隔着一层毛玻璃，模糊，失真。

　　从那个秋天开始，我成了一座漂浮的孤岛，被连根拔起，抛掷到这座陌生的、终日弥漫着海风湿咸气息的沿海城市。姑姑家很干净，也很安静。她人很好，会给我准备一日三餐，会按时给我生活费，但我们之间横亘着一条名为“责任”与“客气”的河流，谁也不敢轻易涉足。我的房间朝北，即使在白天，光线也有些昏暗。我常常坐在床沿，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听着窗外陌生的车流声，感觉自己像一件被暂时收纳、等待被遗忘的旧物。

　　转学手续办得很快，快得让我来不及做出任何心理准备。新学校很大，有着崭新的、反着光的教学楼和永远充满喧闹与活力的操场。那些奔跑、笑闹的身影，那些蓬勃得几乎要溢出来的生命力，像灼热的阳光，刺痛了我的眼睛。我本能地蜷缩起来，自动屏蔽了这一切喧嚣。教室最后一排靠窗的角落，成了我唯一的避难所。

　　那个位置真好。一偏头，就能看到窗外。我看天空云卷云舒，看飞鸟孤独地掠过天际，看楼下的香樟树叶子绿了又黄，黄了又落。同学们在课间嬉笑打闹，讨论着最新的游戏和明星八卦，他们的青春是鲜活滚烫的，是五彩斑斓的。而于我，却只是隔岸观火。那火焰再旺，也暖不到我分毫。我像一株被移植到错误土壤的植物，不见阳光，汲不到养分，正在以一种缓慢而确定的速度，从内部开始枯萎、腐烂。

　　成绩单上越来越多的红色数字，变得触目惊心，却又似乎在情理之中。从前的奖状和排名被我塞在箱底，像上辈子的遗物。曾经的优等生，如今在及格线的边缘苦苦挣扎。公式、定理、单词、年代……它们像散落的沙子，从我无法握紧的手指缝中溜走，无法在脑海里凝聚成任何有意义的形状。

　　班主任是个负责任的中年男人，他找过我几次。第一次，在办公室，他给我倒了杯热水，语气温和：“尹浩深，我知道你家里出了事，但生活总要继续，你要振作起来，你父母在天之灵，肯定不希望你这样消沉下去……”

　　我低着头，盯着自己脚上那双洗得发白、边缘已经有些开胶的球鞋鞋尖。这双鞋，还是妈妈带我去买的。她说男孩子脚长得快，买大一点。现在，鞋还在，脚也确实又长了些，顶到了头，可带我来买鞋的人，不在了。

　　“振作”？怎么振作？把碎了的东西粘起来，假装它完好如初吗？我在心里无声地反驳：他们看不到了。我考得好与不好，我开不开心，我是不是还活着……他们都看不到了。那么，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

　　后来老师又找过我两次，语气从关切渐渐变成了无奈，最后几乎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放弃。他大概觉得，我就是一块冥顽不灵的石头，捂不热了。我依旧沉默，用沉默建筑起一座高墙，把所有人都隔绝在外。

　　然后，那个念头来了。像暗夜里滋生的有毒藤蔓，悄无声息地、坚韧地缠绕住我的心脏。

　　死。

　　这个字眼，一开始是恐怖的，带着禁忌的味道。但很快，它变成了一种诱惑，一个清晰可见的出口，一个可以终结这无边无际灰暗与痛苦的承诺。我开始不受控制地、细致地、甚至带着一种近乎残忍的冷静，在脑海里规划着自己的离开。

　　学校教学楼的天台，我去过。那里的风很大，呼啸着吹过耳边，能带走一切声音，也能吹散所有存在的痕迹。站在边缘往下看，下面的人和车都变得很小，像玩具。跳下去，会不会像飞一样？

　　郊外有一条河，据说水流挺急。河水应该很冷吧？刺骨的寒冷，能迅速带走体温，麻痹神经，像陷入一场不会醒来的冰封梦境。

　　或者，药片会不会更安静，更体面一些？像一场漫长的、不会再被打扰的睡眠。我甚至偷偷用零花钱，去不同的药店，试探性地问过几种非处方安眠药，但终究没敢多买，也查过资料，知道剂量不够只会更痛苦。

　　每一种方式，我都像策划一场精密旅行般反复思量、比较。比较它们的痛苦程度，比较它们的成功率，比较它们会给后来收拾残局的人（主要是姑姑）带来多少麻烦。我甚至开始写遗书。铺开白纸，拿起笔，却发现自己无从下笔。

　　写给姑姑？感谢她的收留和照顾？太虚伪。写给同学？我几乎没有朋友。写给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于我，早已漠不相关。最后，我只能写下“对不起”三个字，可又觉得苍白无力。对不起谁呢？对不起父母吗？他们或许正等着我团聚。撕了写，写了又撕，雪白的纸团扔了一地，像祭奠的纸钱。

　　最终，我颓然放弃。我发现，我连离开，都无法留下任何有意义的、非说不可的话。这种彻底的、被连根拔起的虚无感，比单纯的悲伤更令人绝望。它像一种绝对的零度，冻结了所有的情绪，只留下无边无际的空洞。

　　我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坐在我的角落里，看着窗外的光阴流转，感觉自己正一点点沉入灰色的、冰冷的深海，光线在头顶越来越远，声音渐渐消失。我等待着，那最终彻底沉没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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