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替少帅守东北

　　北京，1991年冬。

　　夕阳透过纱窗，将一抹昏黄的光晕洒进室内。

　　壁炉中的火焰在空荡的房间里静静跃动，窗外北风呼啸，而室内的暖气却蒸得人有些发闷。

　　偶尔响起纸张翻动的沙沙声——一只布满皱纹的手轻轻掀起书页，带起一缕几乎难以察觉的微风。

　　公元1927年，盘踞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实施了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其铁道“守备队”自行炸毁了南满铁路沈阳北郊柳条湖段的路轨，并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后，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东北军北大营。时任东北边防军总司令长官的张杞优少帅为避免事态扩大、防止日方制造冲突借口，下达了“不抵抗”命令，致使日军在东北长驱直入。

　　这一事件，成为日本全面侵华的开端，史称“东北事变”。

　　霍瑛深深叹了口气，“呼……”他双眼紧闭，眉头紧锁，连呼吸之间都缠绕着难以消散的愁绪。这本《东北纪事》，他已翻阅无数遍，闲来无事总会再次翻开。可每每读到“东北事变”一节，纸上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凌迟的刀，剜得他心头剧痛。

　　书中所记载的，对旁人而言或许只是一段历史、几句闲谈，可对霍瑛来说，却是切身的经历。他与张杞优自幼一起长大，情同手足。他深知对方的坚持、顾虑与苦衷……他曾数十次冲向与敌人浴血的战场，也曾为百姓大众殚精竭虑数千个日夜。可这一切艰辛，最终却被一句轻飘飘的“少帅失守东北”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他不甘心……

　　“嘶……”一阵尖锐的疼痛猛地窜过霍瑛的脑部神经，他抬手用力揉着太阳穴。每当他思虑过重，头便会剧烈作痛，尤其在想起这件事时，痛楚更是难以忍受。尽管六十多年过去了，东北早已光复，新中国也已成立了三十多年，往事如烟，可霍瑛却始终无法释怀。他忘不了当年东北沦陷的屈辱与悔恨，更放不下记忆中那一道军绿色的身影。

　　一闭上眼，便是满目的鲜血与尸身，狼藉之中，那个人仍穿着深绿色的军服，摇摇晃晃地站着。他一转身——霍瑛猛地一惊——整个前襟已被鲜血浸透，那生机勃勃的绿，早已被染成一片死寂的暗黑。霍瑛急切地想上前扶住他，可还未伸手，那人已轰然倒地。

　　霍瑛猛地睁开双眼，心跳如擂鼓般撞击着胸膛。

　　霍瑛紧紧抓住胸前的衣料，试图以此平息心悸带来的慌乱。他呼吸急促，直觉告诉他——情况有些不对。抬手按下桌上的呼叫按钮，不到十秒，便有人推门快步走了进来，语气急切地问道：“霍先生，您哪里不舒服吗？”

　　来人是一位三十出头、模样敦厚的年轻人，留着利落的板寸发型，戴着黑框眼镜，身穿宽松的白大褂，一眼看去便令人觉得可靠。他细心注意到霍瑛胸前被攥皱的衣料，立刻取出听诊器，俯身仔细检查。片刻后，他直起身，松了口气：“霍先生，我跟您说过很多次了，保持心情愉快对您的健康非常重要。您毕竟是九十多岁的人了，更应该多多注意身体。”说话间，他目光轻轻扫过书桌上摊开的《东北纪事》，低声补充道：“尤其是这本书，对您情绪最是不宜。”

　　霍瑛脑海中仍萦绕着那道倒下的军绿色身影，只得连声应道：“好，好，我尽量少看……台北那边有消息来吗？他身体怎么样？”他语气急切，几乎忘了喘息。

　　医生一怔，随即拍了拍额头：“您瞧我这记性！有的，今天早上那边来电话，说张先生一切安好，今天精神格外不错，一大早就醒了，还说想跟您通话。可那时实在太早，您还没醒。我问要不要叫醒您，那边又说不用了，让您好好睡，晚些再给您回电话。”

　　听闻那人安好，霍瑛紧绷的心终于松弛下来。医生一边走去开窗通风，一边絮絮叮嘱：“您啊，还总惦记别人，也不知道多关心自己。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不舒服，嘱咐您别思虑过度，您偏偏总放不下心。您这呀，叫不遵医嘱。”

　　冬日的风从敞开的窗户吹进屋内，拨开了满室沉滞的热气。霍瑛愉快地享受着这阵难得的清凉，连身体都仿佛随着这阵风轻盈了几分。他抬眼看向仍在絮絮叮嘱的青年，嘴角浮起一丝淡淡的笑意。活到九十多岁，已是黄土埋到头顶的年纪——今晚脱了鞋袜，未审明朝穿不穿。除了未能再见张杞优一面这件事让他心感遗憾，其他的，霍瑛早已看淡。他在心里默默嘀咕：“活着挺好，死了也不怕。”只是这话万万不能对眼前的青年说，否则这孩子听了，定要难过。

　　这位青年也姓张，祖籍东北，家里三代行医。虽未受过正规医学教育，却也有真本事。他父母早逝，只留下他靠着祖传的土方勉强谋生。但随着医疗行业日益规范，没有正规学历的他连行医资格证都无法考取。霍瑛遇见他时，他还不到二十岁，抱着个旧包袱呆呆地站在医药大学门口，浑身上下连五块钱都凑不出来——幸好那天，霍瑛正受邀前往开学典礼致辞。

　　霍瑛让司机停下车，摇下车窗问道：“这位同学，开学典礼马上就要开始了，你怎么不进去？”

　　青年涨红了脸，支支吾吾地回答：“我……我想上学，可是没有钱，他们不让我进。”

　　“怎么会呢？只要是录取的学生，即便家庭困难，国家也会提供补助的。”对面的青年却语塞难言。好在霍瑛耐心十足，几番温和询问，才终于弄清了原委。

　　原来这是一位来自东北的年轻人，自己懂些医术，却因为没有行医资格证，在老家无人敢请他看病。他听说北京有医学院，只要上了学就能拿到证书，到时候就有人愿意找他了。反正孤身一人，他便收拾行囊来到北京。可好不容易找到学校，却被拦在门外——他还愣头愣脑地以为，人家是嫌他交不起学费。

　　霍瑛听了，又是好笑又是不忍，温声解释道：“上大学是要通过入学考试的，也就是高考。”见青年一脸茫然，他又体贴地补充：“高考恢复也才这一两年的事，你不清楚也正常。不过，你得等到明年才能报考了。”

　　青年脸上顿时露出惶恐：“明年？可我……我身上连五块钱都不到了，根本撑不到明年。老人家，您知道这附近哪有招零工的地方吗？我还欠着别人的钱，得还‘饥荒’啊。”他来北京已经十来天，每天吃饭都靠向一位一同等待的同学借钱，那可怜的学生还真以为他是同届新生。

　　他那一口浓重的东北方言让霍瑛忍不住笑了，却也觉得亲切。霍瑛从钱包里取出二十元钱递过去：“二十块够了吗？拿去还给人家，别忘了好好道谢。”他顿了顿，商量着说：“你若是愿意，可以暂时来我家住下，等到明年考试。我家房子大，空房间多，也安静，适合你复习。你觉得怎么样？”

　　青年瞪大了眼睛，惊讶得呆立半晌，才结结巴巴地说：“可、可我没钱……”

　　霍瑛笑了：“不要你钱。你若明年能考上大学，也算我为国家培养人才了。”

　　就这样，这个从东北来的朴实青年跟着霍瑛回了家。霍瑛为他找来许多复习资料，张佗平日里埋头苦读，空闲时便主动帮着霍家的佣人打扫家务、修剪花枝。霍瑛明白这孩子有志气，不愿白吃白住，也就由着他去。果然，第二年高考，小张一举考中了医药大学，随后搬进了学校宿舍，但每逢假期，他仍常常回到霍家小住。他自幼无亲无故，不知不觉间，竟真把霍瑛当作了自己的长辈，将霍家当成了自己的家。

　　张佗在医学上极有天分，后来被保送留学，年纪轻轻就成为医药大学的教授。可他依旧时常跟在霍瑛身边，总怕这个倔强的老头子哪天突然“噶了”。一晃这么多年过去，当年那个满口东北土话的愣头青，如今已是一口京片子的大学教授，可那份憨厚却丝毫未变：“我跟您说啊，您这屋太热了也不成，还是得开窗透透气。您瞧，窗一开，多敞亮！”

　　霍瑛终于被他絮叨得受不了，摆摆手打发他出去：“好了好了，你去帮我问问那边是否方便，我想通个电话。”大陆和台湾之间关系敏感，那个词他能不提就不提，以免被有心人听去。小张医生立刻会意：“好嘞，您稍等，我这就去问。”

　　听着脚步声渐渐远去，霍瑛找了个舒适的姿势向后靠在椅背上。他轻嗅着空气中那一缕清冷的寒意，像极了当年奉天帅府中弥漫的雪松气息。就连窗外纷扬的大雪，也与当年的那场如出一辙——那般盛大壮阔，天地皆白。

　　自从少帅被□□软禁在台湾，除了那一次张夫人借口病重、使他们得以匆匆见上一面之外，霍瑛就再也没能见到张杞优。算起来，至今已有三十多年。好在近来两岸关系渐趋缓和，总理先生前几日亲自来电，告知他将作为大陆代表随团访问台湾，并可借此机会与张先生见面。想到这里，霍瑛久违地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多年来，他一直为自己未能在对方最艰难的时刻坚定地站在他身边而深感愧疚。如今时隔数十载，终于有机会亲口表达歉意，解开这个萦绕心头多年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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