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买活》

今天看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离婚了彩礼还不还？最高法新规来了】
改变
1月18日，最高法发布了关于彩礼的最新《规定》。《规定》明确指出，三种情形反向排除给付财物属于彩礼的范畴，包括一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规定》第五条指出，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是，如果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规定》第六条明确，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在张荆看来，《规定》是顺应当下社会现状、整合了近年来一线法官在具体办案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的集中反馈。多位律师和法官都认为，《规定》更为细化和具体，便于女方找准为自己辩护的方向，可以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有利于引导律师在诉讼中更针对性准备相关证据。对于法官来说，审判规则变得更为清晰。不过，长期进行城乡社会观察的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需要注意的是，不少地方男方需要在婚前赠予女方“三金”，价值不算小，这不属于习俗上的彩礼范畴，但具有彩礼属性，或会给认定带来争议。高冀弘也认为，《规定》虽然区分了彩礼与一般赠予，但彩礼数额的大小如何划分，给付的时间和方式仍有待明确。自由裁量权的问题也被受访者提及。刘胜飞认为，《规定》中第五、六条会使得法官的裁量空间变得更大，不同地区法官会因为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个人的认知差异，出现相互矛盾的判决。他提到有广州的富家子弟先后向女方给付超300万元的财物，关系破裂男方起诉时，法官认为300多万对男方家庭构成不了太大压力，与普通人家倾全家之力去筹措彩礼的性质不同，因此不构成彩礼。另外，无论是2004年的《司法解释》，还是今年的《规定》，都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遏制层出不穷的彩礼纠纷问题。刘胜飞说，随着彩礼金额的飙升，彩礼中“利”的意味更重，仅靠出台或更新司法解释难以解决。事实上，随着高额及天价彩礼引起的彩礼纠纷恶性事件和社会矛盾引发关注，越来越多文件出台遏制高价彩礼。2019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数次提出治理天价彩礼、高额彩礼问题。2020年，民政部印发《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并在次年分两批确定了32个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涉及22个省市。为了遏制高额甚至天价彩礼，部分地方通过设立专项资金大力推行集体“零彩礼”婚礼、党员干部子女结婚带头“零彩礼”、彩礼问题纳入村干部绩效考核范围等方式进行探索。冉克平强调，彩礼作为扎根于民间、已经存在数千年的习惯，是先于国家法而存在的特殊的“生活领域”，立法仅能在尊重现有的习俗基础上对其予以合理的规制。只要产生高额彩礼的社会基础仍然存在，试图通过行政手段来调整高额彩礼的效果必定是有限的。胡敬阳也认为，高价彩礼成为社会以及婚嫁人群的一大痛点，虽然相关法律法规一直在对彩礼进行规制，但彩礼覆盖了传统的婚姻礼俗，包含男女平等、两性婚恋观念，以及民生经济、家庭生活、婚姻幸福各种因素，承担了复杂的社会功能，社会群体难以在彩礼问题上达成共识，彩礼纠纷问题也很难根治。
个人有点疑惑，这项规定不会让人更不想结婚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