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城乡的公共厕所

作者:黄酒

每次看到作者君在文中提到厕所问题,我都觉得作者君写的好,比较实际。只要是人,这方面就无法避免。下面列举一下我看到过的关于厕所的资料。
明初人口6000多万,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人口突破1亿大关,到清乾隆末年,中国人口又突破3亿大关。明清时期,由于长期的和平统一,明代中后期美洲作物(如甘薯、玉米)的传入,明代的“一条鞭法”和清代的“摊丁入亩”制度等原因,使得明清时期的人口激增。人口激增的压力,使得城乡公共厕所引起的卫生问题也比以前的朝代更为严重。
在缺水且人口规模巨大的北京等城市,从达官贵人到贩夫走卒,都习惯了随地便溺,粪便问题逐渐变成灾难。官方虽有□□运动,但事实上城市还是成了一个巨大的露天厕所。
洪武八年北平府城的人口数额约有10余万人。明代北京人口到洪熙元年增至80万人以上,而到了天启元年,北京城市人口已接近120万人。清顺治八年(1651年),北京人口是42万人。明清时期北京大街上公共厕所数量相较于庞大的人口数量显得非常少,以至于有了“京师无厕”的说法。
明代万历年间进士王思任的《坑厕赋》写的正是当时京城无厕之苦,惟妙惟肖地写出了市民如厕不便的窘境。“虽厕亦屋,虽溷亦清,惟越所有。”是这篇赋的副标题。“性喜旷放,不乐楲窬(指便桶)。学禁未成,与洁则宜。嚬武林(指杭州)粪牏之函,至蠕动犹奉客。愁京邸街巷作溷,每昧爽而揽衣。不难随地宴享,极苦无处起居。光访优穆,或内逼而不可待。裨谌谋野,又路远莫致之。惟吾乡党之便便,几于夏屋之渠渠。贮以清泠,甃之文石,区以别矣,各适其适…… ”[ [明]王思任《謔菴文飯小品》卷二,清順治刻本]
明代谢肇淛在《五杂俎》中也有对京师的公共卫生问题的描写:“京师住宅既逼窄无余地,市上又多粪秽,五方之人,繁嚣杂处,又多蝇蚋,每至炎暑,几不聊生,稍霖雨,即有浸灌之患,故疟痢瘟疫,相仍不绝。摄生者,惟静坐简出,足以当之。”[ [明]謝肇淛《五雜組》卷二,明萬曆四十四年潘膺祉如韋館刻本]
还有明代俞彦的诗词《忆长安十首》,也批评了北京糟糕的卫生状况:“长安忆,最忆是灰尘。地有寸肤皆着粪,天无三日不焚轮。并作十分春。……”
这种城市公共问题的产生,与当时城市人口大量增加有密切关系。城市人口的增加,包括了定居于其中的居民,以及出入于其间的商旅和各类流动人口。人口的增加导致粪便和生活垃圾的大量积累,造成了京师的公共卫生问题,不仅影响市容市貌,而且容易引发疾病的流行,威胁居民的健康乃至生命。
清代的北京,在这方面略有改进。定都北京时,政府曾对公厕的布局做出规定皇城四周、南海、中海、北海等皇家园林附近以及积水潭周边地区不准设置公厕。为了解决厕所管理的经费问题.清政府曾尝试公厕收费,并允许私人开办。然而这并不为当时的人们所接受。[ 汪浩,朱文一.公厕与北京城[J].北京规划建设, 2007(05):169-173]
清朝嘉庆三年(1798年),一位读书人“前因居士”(有人考证他的真名叫黄竹堂),写了记录当时京师见闻的诗160首,集名《日下新讴》,里面有一首,就是咏收费厕所的,诗曰:“画帧神仙当户张,朱红高架表毛房;通衢广陌舒人急,市肆中间方便场。”诗下还有一段注文:“大街长亘数里,闾阎栉比,人烟凑集,偶值内逼,无地可遗,于是有开设毛房者。门外高张大幅布画,宽广六七尺。上绘神仙或杂色故事,当街列一朱漆四方高架,状如香梯,顶面立一方牌,标曰:‘洁净毛房’。其铺内一室,则环列小坑,以板界隔,人各一坑。与钱一文,给纸二张,诚方便经营也。” [ [清]前因居士,《日下新讴》,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录]从这位读书人的描述中可以看到清朝时北京的公共厕所建设,门外有布画做广告吸引人们,还需方牌写上名字,但是要收费。虽然这个读书人赞赏北京公厕,但是从整体上看,北京由公厕引发的卫生问题仍然问题严重,仍然是嘉庆时期,《燕京杂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京师溷藩,入者必酬以一钱,故道中人率便溺,妇女辈复倾溺器于当衢……以故重污叠秽,触处皆闻。”“便溺于通衢者,即妇女过之,了无怍容,煞是怪事。”[ [清]阙名,《燕京杂记》]京师的公共厕所数量少而且还收费,再加上当时北京居民生活习惯的影响,很多人不习惯于上公共厕所,导致京师的公共卫生问题依旧严峻。
由公共厕所引发环境卫生问题日益严重,促使明清两代政府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公共卫生管理和环境保护。
明清政府都设置了街道厅专门机构负责治理公共卫生问题,隶属工部,掌道路之修筑平治和沟渎的疏浚,以及居民修造房屋之批照记档等事。清初由工部司官汉满各一人管理,乾隆三十一年(1766)改由都察院满汉御史各一人及工部、步军统领衙门司员各一人联合管理。明代规定京师每年二月淘沟,清代沿袭并在城内大小排污沟渠上加铺盖板,将大量明沟变成暗沟,只留下沟眼,这些措施对改善城市卫生都有所帮助。
明清政府颁布法令,用行政命令来政治城市卫生,如明初制定的《大明律》里就包含有城市市容管理的法律条文,其《工律》“侵占街道”一款规定:“凡侵占街巷道路而起盖房屋,及为园圃者,杖六十,各令复旧。其穿墙而出秽污之物于街巷者,笞四十。出水者勿论。”[ [明]劉惟謙《大明律》卷三十工律二,日本景明洪武刊本]执法人员则“日行巷闾间”,维护城市环境和社会秩序。《大清律例》基本沿袭《大明律》,只是惩罚有所减轻。
另外,明清时期均有“粪夫”,负责粪便的清理。据说明朝中叶时,粪夫的工作地点还不固定。不同街道胡同的住户人数、社会地位不同,自然粪的产量、品质也不一样——官僚富商大户人家不但出产多,而且饱食粱肉,粪质好、肥力足,卖的钱也多。结果粪夫都愿去好地方掏粪,日久自然生出利益之争。到明嘉靖年间,争粪引发的吵闹斗殴已经很多。后来逐渐开始划地自营,将掏粪的区域固定下来。据说到清初康熙年间,粪夫们一致决定,停止争斗,立下字据签名画押,正式划定了各自经营的“疆界”,也就是粪道。后来,粪夫中还传说他们手上有康熙皇帝发给的“龙批龙票”,奉旨特许经营,并以此作为他们垄断粪业的依据。事实上明清政府都没有正式承认过粪道及其“产权”,只是为了方便管理,因循多年,默认粪道的存在。[ 文安.清末杂相[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118-120]清朝时北京的粪夫多为山东人,形成了对该经营领域的独占。“粪道”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亦可买卖、转让、分割。《北京市志稿》第七卷记载:“京市粪夫,由来已久,其初散漫,略无挟制。康熙中,承平既久,户口浸滋,粪夫贪利,始划疆守。粪道之名,由是而起。道、咸字据上记「某街某巷粪便归某人拾取,他人不得擅收」,至今多有存者,尤可案验。相沿既久,据为私产。私不举正,官不查究,把持要挟,市民疾首,盖非无因。”划分了粪道之后,住户无自由选择之权,粪夫有永远占据之利,子孙承继,典质买卖。旧时一粪道约值银二三十两至百余两,如倒让必立字据即契约。此种契约,有人持十数张至数十张者,雇用粪夫,分道淘取,居民畏之,呼为“粪阀”。粪道自数十户至二百户为一道,平均百户一道。民国初年,全市纳捐开粪场约四百余家,由此可证明这在清代已是一个发达的行业。
虽然明清政府设置了专门机构,发布了法令,也有民间社会力量(如粪夫)参与到城市的管理中,但总的来看,明清政府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法令执行不到位,由公共厕所引起的卫生问题仍然严重,即便到了民国也未解决。
明清时期城乡的环境卫生治理中,从宏观角度来看,明清时期南方的公共卫生要强于北方。明朝谢肇淛在他的著作《五杂俎》中写道:“江南无茅屋,江北无溷圊”;“江南作厕,皆以兴农夫交易。江北无水田,故粪无所用,俟其地上乾,然后和土以溉田。京师则停沟中,俟春而后发之,暴日中,其秽气不可近,人暴触之辄病”。
根据《万历野获编》记载,“街道惟金陵最宽洁,其最秽者无如汴梁。雨后则中皆粪壤,泥溅腰腹,久晴则风起尘扬,颠面不识。若京师虽大不如南京,比之开封似稍胜之。”[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十九,清道光七年姚氏刻同治八年補修本]可见当时开封也是又脏又乱,而江南的金陵,还有绍兴、镇江、吴淞等城镇的厕所,则比较干净。这些记载正反映了南北的这种差异。
南方的公共厕所的建设、管理的好,是强于北方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清代的白话短篇小说集《照世杯》卷四《掘新坑悭鬼成财主》,反映了城市工商业和市民文化对封建落后农村的渗透,在这渗透过程中,穆太公较早地收到了启发,发掘出粪便的商业价值。这个故事描写了湖州乌程县义乡村的公共厕所建设、管理:
一是清代城市公共厕所较多。穆太公非常有经济眼光,他注意到“义乡村在山凹底下,那些种山田的,全靠人粪去栽培。又因离城遥远,没有水路通得粪船,只好在远近乡村田埂路上拾地残粪。这粪倒比金子还值钱。”,又联想到自己“在城中走,见道旁都有粪坑,我们村中就没得,可知道把这些宝贝汁都狼藉了。我却如今想个制度出来,倒强似做别样生意。”,如此想出了这个投资小回报大的高招。
二是在乡村建造公共厕所也有规范。穆太公请了瓦匠“把门前三间屋掘成三个大坑,每一个坑,都砌起小墙隔断,墙上又粉起来,忙到城中亲戚人家讨了无数诗画斗方画,贴在这粪屋壁上”,又摆酒请镇上的训蒙先生为厕所题名“齿爵堂”,做成斋匾。
三是厕所生意也要广告。穆太公恐众人不晓得自家新起的三间粪屋,又请训蒙先生写‘穆家喷香新坑,奉求远近君子下顾,本宅愿贴草纸’廿个字于百十张报条上,再将报条四方贴起。广告效果不错,果然乡间老老幼幼尽来使用新坑。
四是厕所要美观、干净、方便。穆太公将“那三间粪屋,粉得像雪洞一般,比乡间人卧室还有不同些”“壁上花花绿绿,最惹人看。登一次新坑,就如看一次景致”。乡间人便后揩屁股“用惯了稻草瓦片”,穆太公免费提供草纸,结果更多的乡间人愿意来占小便宜使用厕所。
五是厕所实行男女分厕。乡间蓬头大脚的婆娘来问可有女粪坑,穆太公又“分外盖起一间屋,掘一个坑,专放妇人进去随喜。谁知妇人来下顾的比男人更多。”
六是厕所文明已经形成。“那些大男小妇,就如点卯一般,鱼贯而入,不住穿梭走动”,乡间人如厕井然有序,穆太公每天“五更便起,给放草纸,连吃饭也没工夫”。这使人感受到明清之际乡村开化习气的吹拂。
七是厕所生意也要小心经营,需要专人看管。一日穆太公开粪屋的时间略迟,那些乡间人“争来抢夺草纸”,穆太公埋怨了几句便被乡间人反驳挤兑,于是他只能赔小心道歉。穆太公每天专门看管坑厕,有事出门时,就提前数好草纸,让人代他坐在坑门前发放草纸,管理乡间人的进出。
八是厕所的粪便可以出售,而且利润可观。明末清初反映浙江嘉湖地区农业生产的《沈氏农书》中就有去杭州买人粪的记录,写农户逐月事宜时,正月要到“苏杭州买粪”,“运田地法”里又说“四月十月农忙之时,粪多价贱,当并工多买。其人粪必往杭州,切不可在坝上……小满边蚕事忙迫之日,只在近镇买坐坑粪,上午去买,下午即浇更好。”这个记录说明人粪的利用不是过剩,而是供不应求,与穆太公卖人粪可互证:“一时种田的庄户,都在他家来趸买。每担是价银一钱,更有挑柴、运米、担油来兑换的。”穆太公“到夜里便将粪屋门锁上,恐怕家人偷粪换钱。”,穆太公原先遭了官司,家计淡薄,靠经营免费公厕发家致富,又省吃俭用,不仅给儿子娶了媳妇,还供养儿子读书进学。
穆太公靠公厕发家致富的故事在清代并不是特例,而是江南农村的普遍现象。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随着农业的发展和桑、棉等经济作物种植业的扩展,对肥料的需求急剧增长,收集粪便成了有利可图的事。于是在清代,苏州等地甚至已经有了一个专门的产业——壅业(俗称粪业)。因此,中国城乡的粪便往往会得到及时的处理,尤其是水稻种植业发达的明清时期,南方城镇的粪便往往成为抢手货,公共卫生在无意中得到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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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网友:大萌兽  发表时间:2016-12-14 10:38:48
我擦 厉害了我的哥
[2楼] 网友:黄酒  发表时间:2016-12-14 10:42:41
穆太公靠经营厕所供儿子读书的故事。平常看一次就笑一次。真是太有趣了。
[3楼] 网友:黄酒  发表时间:2016-12-14 10:43:01
而大清乾隆皇帝如厕虽不求奢侈,但讲究精巧。他要求拥有一个无味无声的厕所,这在没有抽水马桶的年代可是个颇具挑战性的难题。最终,奴仆们集思广益,想出一个办法。他们在乾隆皇帝的恭桶内铺垫一层厚厚的檀香灰,秽物一入则香灰腾起,迅速包裹住,使之没有气味散出,动静也不大。如果说乾隆皇帝讲究精巧,那么魏晋时期的高士们则追求大雅。有书记载,一些高士在厕坑下铺满蝴蝶的翅膀,一旦秽物砸入,满坑蝴蝶翻飞,一派喜庆之象。“这样的事情,在高士们的日常生活中可能偶尔为之,且很可能带有仪式化的表演色彩。”
[4楼] 网友:黄酒  发表时间:2016-12-14 10:44:27
我觉得乡试的厕所可以模仿乾隆皇帝的做法,这样子臭号的压力就小多了。会试也可以这样安排。就看政府想不想干了。
[5楼] 网友:豆豆  发表时间:2016-12-14 10:48:17
厉害啊
[6楼] 网友:其实  发表时间:2016-12-14 10:52:08
古时的檀香应该不便宜,而且用这种方法如厕既然帝王用过就更像是身份的象征吧
[7楼] 网友:黄酒  发表时间:2016-12-14 10:59:20
普通大众应该可以试试草木灰啊一般的灰这些。乾隆皇帝的做法算是现代猫砂的起源。
[8楼] 网友:黄酒  发表时间:2016-12-14 10:59:42
忘记打分了。哎。。。
[9楼] 网友:道法自然  发表时间:2016-12-14 14:13:17
你应该去写小说
[10楼] 网友:地下党一姐  发表时间:2016-12-14 14:29:51
学霸
[11楼] 网友:残影  发表时间:2016-12-14 14:55:42
涨姿势了
[12楼] 网友:残影  发表时间:2016-12-14 14:56:11
好厉害吖,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