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综]破财消灾》

作者:风格惠惠

来科普一下。本文只是转载。本文只是转载。本文只是转载。这篇文章是在原文的基础上重新撰写而成,针对历来各种质疑,增加了大量的新内容,和解答,使其更加翔实,细致,全面,逻辑上更加严密,论证更为完整。(文中加【】的段落为新增的主要内容)
  原文发表于2004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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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2015-12-27
读者可能会问:中国官方宣传的不是“五千年文明”吗?何以实际上只有3500年?
  那么我们需要搞清楚一些考古学和历史学上的基本常识和概念,而中国的某些“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正是靠着混淆这些基本常识和概念来误导愚弄民众。这就是关于“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概念的区别的问题,以及构成“文明”的几个基本特征。
  考古学和历史学上所说的“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概念是有严格区别的,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可以把它们混用。简单说来:“文化(culture)”是一个属于石器时代范畴的概念,用于专指石器时代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包括金石并用时代的原始部落人类遗迹,而“文明(civilization)”是属于青铜时代范畴的概念,专指人类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的国家阶段。
  其实,从“文化(culture)”和“文明(civilization)”这两个英文单词的词源上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的区别。“文化(culture)”这个单词的词根“cult-”的原始意义是“耕作”,这很清楚地表明了“文化”这个概念的本义是属于与“农耕”相联系的原始部落时代的范畴的;而“文明(civilization)”这个单词的词根“civ-”的原始意义是“市民”,这也同样清晰的表明了“文明”这个概念的本义是属于与伴随着“市民”的出现而同时产生的“城市”及工商业相联系的青铜时代的范畴的。城市city这个单词就是从词根“civ-”的变体“cit-”演绎而来的。
  而“文明(civilization)”的几个主要特征,按照雅斯贝尔的定义:文字,金属冶炼术(青铜,铁),城市国家(城邦),宗教礼仪,等等,正是与工商业的出现密切相关的。要判定一个文明是否开始了,什么时候开始的,正是按照上述几个标准来核定的,而且是按照考古发现来核定的,而不是用什么神话传说,民间故事,野史杂书,或者是像什么《史记》之类的晚于考古年代两千年之后的所谓“历史纪录”来判定的。这是一个考古学历史学常识。
  可能有人会问: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用外国人的标准来判定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标准来判定吗?完全可以,但是,“文明”和“文化”这些概念本来就是西方传来的,不仅如此,整个考古学,历史学的方法体系,都是从西方输入的观念,如果要用我们自己的标准,那么我们就不能再用西方的概念来宣扬什么“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历史”,而应该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有五千年神话传说的历史”。
  但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我们倒是有“五千年历史”了,而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地中海周边国家地区及中东地区,他们就不仅是“五千年历史”了,起码都是一万年以上的历史了。这样我们还是占不到什么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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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2015-12-27
而中国的“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正是靠着混淆“文化”和“文明”的标准来误导愚弄民众。比如说把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文化,如什么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等等,偷换冒充成是所谓“文明”时代,这样中国的历史一下子就提前了一两千年,甚至两三千年。而在介绍其他国家其他文明的时候,又用另一种标准,从人家文明开始的正式□(文字,金属冶炼术,城市国家出现)严格算起,这样无形中就缩少了中国与那些最古老文明国家间的距离,甚至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中国比这些实际上比中国文明历史早得多的国家和地区反倒还要早些,而实际上,如果按照中国衡量自己的那种标准,很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地中海周边国家地区以及中东地区,起码都是一万年以上的历史了。就是诸如此类的小伎俩小把戏。
  【例如,中国的某些“学者”根据河姆渡文化,红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已经开始种植水稻,或者发掘的玉石制品,偷换概念将其算作是“文明”时代,并杜撰出诸如“水稻文明”“玉石文明”之类滑稽可笑的术语来进行误导性欺骗性的宣传。而实际上,这只不过是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农业阶段,在这些地方只不过发现了一些石器,骨器,木器,陶器,农作物之类石器时代的遗物,并没有文字,冶炼金属器,城市建筑遗址等等文明时代的标志,而这样的东西,在世界各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到处都有,没什么稀奇的。如水稻,虽然中国地区种植水稻是比较早(7000年前,河姆渡文化),但是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早就开始了农作物种植,如东南亚,也早就开始种植水稻,也是水稻的独立起源地,甚至中国地区的水稻有很大可能是从东南亚传入的;中东地区,一万两千多年前已经开始种植小麦,大麦,驯养牛,羊,猪,中国的小麦都还是从中东传入的(这是个历史常识);中美洲地区,一万年前已经开始种植玉米,南瓜;南美洲安第斯山地区,六千年前已经开始种植玉米,土豆,上述两地的玉米,土豆,南瓜等物在清朝时传入中国,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才使得中国人口成倍增长。连非洲都有自己独立的农作物起源地:尼日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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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2015-12-27
至于玉石制品,再漂亮的玉石还是石头,不需要特殊技术就可以进行加工的天然产物,那仍然是属于石器时代范畴的产物,没什么特殊的。其他国家地区也多得是,也有石器时代就有的用天然铜(自然界有天然铜存在)打造的铜器,用黄金白银打造的饰物,用象牙雕刻的艺术品,玉器,等等。但是别人并没有根据这个炮制出一个“红铜文明”“黄金文明”“白银文明”“象牙文明”。
  之所以要用文字,金属冶炼术(青铜,铁),城市等的出现作为划分文明时代与石器时代的标准,原因就是因为金属冶炼术的出现与石器时代用天然铜,黄金,白银,玉石,象牙,石,木,骨,土,等天然物制造器具有本质的区别,标志着生产力的本质性飞跃;而文字的出现标志着精神文化的本质性飞跃;城市的出现标志着工商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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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2015-12-27
下面就让我们来详细地从头审视一下中国及世界的历史。
  首先从中国文明的历史开始说起。先开门见山地阐明这个基本事实:中国最早的文明──商文明,开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距今3500年左右,地点在今河南安阳一带。考古依据:中国地区最早的文字──甲骨文;较为成熟的青铜冶炼术,及出土的冶炼的青铜器;国家形态已出现。
  要说明的是:这可不是我的发明,随便找一本国际学术界的世界史著作或者教科书,上面讲述中国文明都是从商王朝为□开始的。
  【如,斯塔夫理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中,就按时间为序,将世界上主要几个文明发源地排列如下: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希腊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明,黄河流域的商文明。可以看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商文明仅仅被排在第五位。】
  这还只是按几个主要文明起源地为序排列,如果将其他几个与商文明同时期甚至还更早的次要文明如波斯文明,犹太文明,赫梯文明,亚述文明,腓尼基文明也算上,甚至按照历史学泰斗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中所列出的世界上二十多个大小文明的标准,并且按照“文明古国”这种定义,将各个文明地区所包含的众多国家,逐一排列,那中国连第十位都很难排得上。
  当然,中国自己的历史教科书是从所谓的公元前2000年的“夏王朝”开始算起的。但是国际学术界是不承认这个子虚无有的“夏王朝”的,因为没有任何考古依据:既没有文字出现,也没有冶炼的青铜器发现,更没有表明国家形态存在的任何依据,如城市遗迹,等等。
  而中国的这些江湖骗子一样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虽然把整个中国地区都翻遍了也没找出什么能证明所谓的“夏王朝”存在过的证据,但还是要厚着脸皮硬把这个幻想中的“夏王朝”塞到教科书和宣传资料中去贩卖给世人,又硬着头皮把在二里头等地发现的一些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包装一番冒充成是“夏王朝”的所谓“都城”遗迹拿出来蒙骗外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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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2015-12-27
我们来看看中国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找到了些什么?有一次我听一个《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演讲,主讲的“考古学者”给我们展示了他们宣称是所谓的“夏王朝”的二里头“都城遗迹”复原图,我仔细一看,原来就是几个烂草棚子,一个标准的原始村落,他们把这个叫做“伟大的”“夏王朝”的“都城”?还有什么呢,他们自己在考古现场刨出来的几个坑,他们宣称那是“宫殿地基”,而实际上他们没有在现场发现一砖一瓦。还有就是考古现场的几个烂泥堆,那是什么──夯土遗迹,夯土是什么,就是把泥巴堆在一起压紧做墙基,原始部落用来建造窝棚的最原始技术,俗称“干打垒”,现在你在中国的一些边远农村地区都还能看到没有能力盖砖瓦房子的贫困农民用这种方式搭建窝棚。他们把这个叫做“伟大的”“夏王朝”的“都城”?还有就是一些铜渣子,大量的石器,骨器!这问题不是很清楚了吗?这只不过是新石器时代的氏族部落遗迹。所谓的“夏王朝都城”纯属胡扯!
  要是这算是“都城遗迹”,那世界各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都城遗迹”就太多了,如,瑞士汪金的湖居文化遗址(早于公元前5000年),人们用五万根木桩作地基建在湖上的大型村寨,那就比“伟大的”“夏王朝”的“都城遗迹”大到不知那里去了。看来西方人脸皮还是太薄了。而世界上已发掘出来的最早的城市遗址在现在以色列境内,时间是一万年前。
  还有一些考古学家声称在中国其他地方发现了一些铜器,完全是欺骗性的宣传,那是金石并用时代的用天然铜打造而成的铜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出现的产物,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中多的是,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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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网友:风格惠惠  发表时间:2016-03-16 10:39:45
还有一些考古学家声称在中国其他地方发现了一些铜器,完全是欺骗性的宣传,那是金石并用时代的用天然铜打造而成的铜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出现的产物,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中多的是,以此为标准的话,那我前面所提到的那几个古文明地区的历史更要往前提前一两千年。
  【而中国考古学家在二里头发现了一个铜爵(饮酒的器皿),其实那个铜爵的年代经碳14测定也是跟商文明同时期的,但是,中国学者先认定二里头是所谓的“夏王朝”遗址,然后根据古书上的记叙,将其年代定在公元前2000年,然后顺理成章地将这个铜爵也认定为“夏王朝文物”,然后再用它反过来证明二里头是“夏王朝”遗址。中国的考古学者就是用这种虚设前提,然后循环论证的虚假手段炮制出了所谓的“夏王朝文物”,继而用它来证明那个子虚乌有的“夏王朝”存在。这就是他们惯用的手段。】
  而其他那些古文明地区都发现有标志文明□的文字,青铜器,以及大量完整的城市遗迹,而且都是砖石结构,埃及,希腊,西亚,印度河,特别是希腊米诺斯文明遗迹的克诺索斯王宫(公元前2000年),其宏伟华丽,在各早期文明中是首屈一指的,我们中国直到四千年之后的现存很多近代宫殿建筑都无法相比。这一点无须多说,实地参观一下就知道了。
  还有印度河流域的早期文明哈拉巴文明(公元前2500年),在摩亨佐与哈拉巴等地发现了许多完整的城市遗迹,砖石结构,构造复杂,设施很先进,甚至已经有了公共浴池。据考证当时城市人口已达到三四万人。
  还有埃及的南城遗迹(公元前3500年,涅伽达文明时期)。某些书上错误地说埃及没有城市,玛雅文明没有文字,实际上都有。比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早就说过他这本书在细节上是错误百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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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楼2015-12-27
说老实话,所谓“商王朝”的殷墟遗迹其实也不过就是一些夯土遗迹而已,只不过规模稍大一点,根本还不是城市遗迹。要不是发现了甲骨文,冶炼青铜器,国际上也是根本不会承认商文明的。毕竟跟其他国家地区比起来,证据太少了。
  中国有些人为此找了一种借口:说中国的早期建筑都是砖木结构的,所以不容易保存下来,而其他国家地区特别是西方主要用石材建筑,所以保存下来多一些,甚至还厚着脸皮反吹一把:中国的砖木建筑比其他文明的石材建筑技术程度更高。其实恰恰相反,我上面提到的几大文明地区,其发掘出来的早期文明遗迹实际上都是大量使用烧制的砖块建筑的,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明遗迹,以及两河流域最早的的乌尔,巴比伦,苏萨等城市遗迹,埃及的南城遗迹,希腊的米诺斯文明遗迹,等等,实际上西方建筑的典型代表──古罗马的建筑,也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都是用石材建筑的,也大量采用砖块,混凝土等建筑,如庞贝古城,以及用石料建筑的公路(有些两千多年后的今天都还在使用,比同时期中国的土路坚固得多),和现今在法国西班牙等地都还保存着的高架水渠等,这些都很好地保存着。(注:古罗马时代已经有混凝土,用火山灰制成)
  而中国早期文明遗迹恰恰不是用砖建筑,而是夯土加木材建造,当然不容易保存,但那正是因为其技术水平低下的原因。秦朝时的长城就是用夯土建筑,到现在基本已经荡然无存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长城只不过是明代时重建的,而且用来作为旅游观光之用的八达岭等处的长城还是现代重修的。
  中东,西方等地用砖石建筑比中国用泥土木材建筑所需要的生产力水平和技术水平要高得多,造价也要昂贵得多,也更坚固,当然便于保存。如希腊迈锡尼文明时期(公元前1600年)的城市遗迹,其巨石建造的城墙,厚达八米。现在仍完好保存着。
  【而且中国早期不用砖石建筑而用木材建筑,并不是象某些人解释的是因为缺乏石料的原因,而是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因,因为中国地区比起其他几个文明地区来说并不缺乏石料,汉代时生产力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以后也同样开始使用石材建筑,相反,两河地区才是最缺乏石料的地区,印度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也并不比中国石料来源更丰富,但是他们能够很早就发展出用烧制的砖块以及石材进行建筑的技术。但是中国就做不到。】
  所以找不到所谓“夏王朝”的遗迹是毫不奇怪的,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过,只有一些石器时代原始村落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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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楼2015-12-27
而找不到更关键的两个证据──文字的出现,和金属冶炼术的出现,就更加不值一提了。
  现在更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问题不仅仅只是没有所谓“夏王朝”存在的任何证据那么简单,而是反倒有大量证据证明其根本不存在。典型的证据就是:在时间上紧随所谓“夏王朝”其后的商王朝,其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中竟然找不出有关这个前一代“王朝”的任何记载。这不是很荒谬吗?不是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事情的真相了吗?你能想象周王朝,秦王朝,汉王朝等在他们的政府文件和档案中不记载他们的前一代“王朝”的任何情况吗?只有商王朝这样的初始文明才会是这种情况,因为在前面什么都没有,一片空白。
  【这个道理就类似于法律上的无罪推定问题:要证明一件事情存在,只需要举一个例证就可以证明,而要证明一件事情不存在,则需要用穷举法,而这是不合理不现实的。所以如果没有证据证明某事存在,那就不能说其存在,只能作为猜想,不能作为事实。
  不过我们没有直接的办法(穷举法)来证明某事不存在,却有间接的办法来证明某事不存在,比如,要证明某人没有做过某事,可以通过证明他在该事件发生时不在现场的办法来证明。而通过商王朝的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中找不出夏王朝的任何记载这一证据,既可以间接证明“夏王朝”不存在,就是这个道理。
  而假使商王朝的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中有“夏王朝”的记载也只不过证明了其作为传说是存在的,仍然需要其本身的文字,青铜器,城市等直接证据,但是现在不仅直接证据没有,而间接证据也证明了其不存在。这已经完全足够说明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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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楼2015-12-27
而有些无聊文人绝望之余,干脆对外撒谎说商代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上已发现有关于“夏王朝”的记载了。可笑的是,考古部门的负责人马上就出来予以否认。显然他们也还不敢于拿自己的职业声誉来开国际玩笑。
  中国的这些“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对此也是无计可施,绝望之余,只有祭出“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为真理”的法宝,在中小学教科书和宣传资料中反复宣传“夏王朝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但是在大学历史教科书中还是遮遮掩掩吞吞吐吐地告诉大家,这还只是一个纸上的“王朝”,连他们自己也觉得心虚。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毕竟这些历史系学生将来是要加入“历史造假工作队伍”“考古造假工作队伍”的,在教会他们如何造假之前,还是必须要让他们先了解真相,不然岂不是把他们都“培养”成白痴了?
  最可笑的是,中国官方在对国内的宣传中就用“五千年文明”来愚弄大家,但是在国际上,为了不闹笑话,还是老老实实地承认中国历史是从商文明开始的,如外研社出版的英文版《中国通史》,就将所谓的“夏王朝”与黄帝的传说等乖乖地归入“神话传说时代”目录下。我真是替我们中国人感到悲哀啊,原来我们本国人在官方眼中是比外国人要低贱一等的,连了解本国的历史,都没有与外国人同等的知情权。
  而且我们退一万步来说,就从所谓“夏王朝”算起,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2000年,也才4000年。那来的“5000年文明历史”?难道2000+2000=5000?所以说“5000年文明历史”只是个笑话。这个笑话荒谬得甚至连谎言都算不上,因为基本的事实都摆在那里,一目了然,他们要撒谎造假的余地都没有,唯一的办法就是凭着垄断了宣传机器拼命宣扬,让大家习惯成自然。如果有人说1+1=3,或者是1+1=4,大家确实也不会认为他是在撒谎,而只会当作笑话看。事情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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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楼2015-12-27
还有一些“历史学家”恼羞成怒地用一种泼皮口吻断言道:“夏王朝是《史记》中记载了的,不容置疑!”。原来隔了两千年之后的司马迁通过道听途说记述了一件从未见过的事情,这就成了“不容置疑”了?那古希腊的柏拉图还记载过一万多年前有一个大西洲国呢,人们在海底还发现了一些疑似城市的遗迹,那也是“不容置疑”的了。
  而且司马迁的话并没有多少可信度,他写的《史记》与其说是历史纪录还不如说是历史小说。很多情节,对话,根本就是虚构出来的,一个人单独干的事情,或者是两个人秘密的谈话,而且都是不可告人的勾当,又没有外人在场,当事人据他自己的记载在事发后就消失了,那么这些事情他是从何而知的呢?难道古时候的人还每天记日记,死后将日记出版,让你几百年后的人知道这些细节?你们将他的《史记》细读一遍就能发现很多这种漏洞。
  自从他被皇帝阉割了以后,应该说心理就变得极为扭曲了,沉浸在虚构的远古“贤君”“盛世”的幻想中就成为了支撑他活下去的重要精神支柱了,这种心态下导致了他把“三皇五帝”这种荒诞无稽的神话传说(连中国官方都不敢承认)都当作历史来记述了,难道这也是“不容置疑的”吗?
  至于所谓的黄帝,炎帝,尧,舜,禹,这些到了春秋战国及秦汉时代才陆陆续续由方士文人根据神话传说虚构出来的人物,连中国官方都不敢承认,而是乖乖地称之为“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这里也没必要多说了。这已经不是一个需要辩伪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历史学上的常识,这方面的文章资料多得很,这些问题也不过是五四时代就已经解决了的,中国史学界的泰山北斗顾颉刚所著《古史辩》中已经把这些问题阐述得很清楚了。
  可笑的是,中国官方虽然在正式的教科书中乖乖地将所谓的“黄帝”称之为“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但是在出版的《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辞典》中又堂而皇之把所谓的“五帝时代”列在“历代纪元表”里面,于是可笑的一幕发生了:从“黄帝”开始的“五
[2楼] 网友:风格惠惠  发表时间:2016-03-16 10:41:41
从“黄帝”开始的“五帝”竟然延续时间为500年!平均每个“帝王”在位时间为100年!再加上他们“继位”之前要达到成年的年龄,以及“退位”之后的晚年,平均每个人的寿命为一百多岁!原来石器时代原始部落的人平均寿命已达到一百多岁,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而这些不学无术的愚蠢的“民族主义者”竟然厚颜无耻地解释说“五帝”不是指的五个人,而是指五个时代中的很多人。但是“五帝”的姓名履历,彼此之间的继承关系,都在《五帝本纪》中白纸黑字地写着,就是明白明白六代人的关系(颛顼是黄帝的孙子,但是是直接继承的黄帝的帝位,所以实际上是跟五代人一样的关系),从哪里来的什么“五个时代中的很多人”?而现在他们发现自己以前一直信奉的东西漏洞百出就想矢口否认篡改曲解了。真是无耻。】
[3楼] 作者回复 发表时间:2016-03-16 13:26:25
。。。张见识了。。。
[4楼] 网友:何弃疗,还不是为了把床位让给你  发表时间:2016-06-30 16:34:08
笑笑就可以了。
你相信没有5千年,我相信不止5千年。
反正中国历史绝对是比能把《荷马史诗》当作信史的西方历史要来得长和准确罢了。
PS:
这个转载来的文,感觉就像瞎编乱造的和断章取义,论据完全没有具体出处。
不说别的,就说LZ的【】里的【中国考古学家在二里头发现了一个铜爵……】这一段,你估计就把中国考古学家发现和开发出来的一整个遗迹里的建筑和其他生活用具一类的证明都舍弃掉了,专门就说考古学家就只发现了一个铜爵,然后就认定了考古学家们非常简单地制造出这里曾经有遗迹了。
[5楼] 网友:何弃疗,还不是为了把床位让给你  发表时间:2016-06-30 16:34:16
北京讯“由于长江流域河姆渡等地的考古发现,世界历史应当改写,各大古文明的位次也有必要重新排列。”日前,中华民族史研究会会长史式教授向外界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
史教授认为,“中华文明五千年是我们说的,西方学者从来没有承认过。他们只肯承认有甲骨文记载以后的历史,也就是黄河文明只有3000余年之说。”过去,世界史对四大古文明的排列是:第一,尼罗河文明,距今6000余年;第二,两河文明,距今5000余年;第三,印度河文明,距今4000余年;第四,黄河文明,距今3000余年。
从70年代起,国内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中,首屈一指的是1973年发现的浙江河姆渡遗址,这里出土了7000年前的人工栽培水稻。1979年,又发现了湖南城头山遗址,这里出现了6000年前的古城、6000年前的祭坛、6500年前的水稻田。在洞庭湖区域,还发现了距今8000年至9000年前的人工水稻。新的发现,说明长江流域的一些文明因素比黄河流域要早。
史式说:“过去由西方学者写出来的世界史必须改写,一切只有利于西方殖民者的史学理论必须推翻,文明的标准必须重定。”“这项工作必须让全世界各民族的学者共同参加,不能让少数学者包办,应该让全人类的史书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6楼] 网友:何弃疗,还不是为了把床位让给你  发表时间:2016-06-30 16:44:30
转载的这篇文,感觉就跟写小说似的,说有理有据,可惜都是主观推论;说是凭空捏造吧,但是里面又掺着点真的。反正就是真假混合,可信度并不大的,一些数据可以看着,但是推论只能呵呵了。
我这边也跟着转载下一篇文,就论据上来说,跟你转载的这篇还真不是一个层次的。
为什么有人怀疑夏?为什么要用考古学研究夏?这个问题是极其重要的。
那么,答案来了(高中历史教科书式文风)。。。:
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初,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清王朝的侵略,新的思想,诸如科学、民主的思潮开始传入中国(嘿嘿,没错这是我脑补的)。随着这些新思想的涌入,我国传统历史学开始全面向现代科学体系转向,其结果是诞生了以顾颉刚等学者为代表的“疑古学派”。“疑古学派”认为,中国的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因此有必要怀疑《史记》中《五帝本纪》、《夏本纪》、【1】《殷本纪》等篇的记载。这动摇了自汉代以来的中国史学体系,在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从以司马迁《史记》为中心的古史体系中看,夏史作为信史似乎是不容置疑的,疑古学派对《史记》的怀疑使夏史的面貌扑朔迷离。除此之外,“疑古学派”通过对《古文尚书》的辨伪研究,发现其乃是晋人伪作,而《今文尚书》亦有真伪之别,其中与夏史相关较大的《禹贡》篇,实际上只是战国时候的作品,这无疑又给本来就模糊不清的夏史抹上了一层迷雾(知道为啥要解决夏史问题了吧)。争论中,有学者指出,古史辨学派最大的问题乃是“破而不立”。对此,“疑古派”代表人物顾颉刚说:“近来曾有人对我说,‘你们不要考古史了,给你们一考什么都没有了!’……我们除了抱歉之外,还有什么话说!好在夏代都邑在传说中不在少数,奉劝诸君,还是到这些遗址中做发掘的工作,检出真实的证据给我们瞧吧!【2】”可见,“疑古派”也对解决“破而不立”的问题有一些思考:顾颉刚先生就主张要用“对遗址的发掘工作”来检验古史的准确性(用考古学方法解决夏史问题不是我说的,是顾颉刚说的。你要觉得你比顾颉刚还厉害,当我没说)。可见,从理论上讲,夏史建构不应只着眼于以往的文献史学研究,同时需要更多地转向科学的考古学发掘中。可喜的是,在疑古思潮影响甚巨,古史即将面目全非的同时,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先生和其食客刘铁云发现了“龙骨”。所谓“龙骨”,后来被证实为是中国迄今为止最早的成体系文字——甲骨文,并由此牵连出了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发轫——对殷墟的发掘,而正是殷墟的发掘为夏文化探索奠定了基础。但不得不提出的是,在发掘之前,王国维先生已对甲骨文进行过释读,他证明了甲骨文中确实存在“殷”字,并且将甲骨文中的先公先王与《史记》中对商王朝世系的记载相比较,得出司马迁的记载基本一致的结论。这一发现大大鼓舞了学者们探索古史的勇气,王国维先生的一句“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3】”,也成为此后学者们探索夏文化的力量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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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上面一段话,相信大家对“为什么有人怀疑夏?为什么要用考古学研究夏?”这两个问题算是有比较浅层次的认识了。
然后,我们不妨梳理一下前人的研究成果(这个东西直接关系到为什么“外国学者”依然质疑夏朝的存在)。
在这里,我姑且将前人的夏文化探索研究分为三个阶段:曙光、黎明和高潮(高潮时候戛然而止,你懂得)。
一、曙光。
严格地说,直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夏文化探索才真正开始起步,这主要是指对结合文献史学的考古学研究开始展开。当时探索夏文化主要的研究方法是从文献史学的“地望考”出发,通过确定一定的地理范围,寻找早于殷墟商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在条件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当时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仰韶文化是夏文化【4】。例如,徐中舒先生认为,仰韶文化中的某些遗物与夏史内容有关,以及这一文化分布出于夏文化范围之内,因此怀疑仰韶文化是夏文化【5】。翦伯赞先生也持相似观点,他依据渑池县有夏后皋墓等传说,认为“足证仰韶存所发现之史前遗物,属于夏族【6】”。到了五十年代,对夏文化的认识又发生了变化。当时有些学者开始提出,龙山文化是夏文化。如范文澜先生根据龙山文化存在大量黑陶,并且发现有城址,结合文献“夏后氏尚黑”,“禹作祭器,黑染其外,而朱画其内”的记载,推断龙山文化是夏文化【7】。这些发现都鼓舞了学者进一步探索夏文化的信念。在此情况下,李学勤先生(泰斗啊)指出,“根据周代文献和铜鼎题铭,商代以前肯定有夏代存在,殷代祀商先王或自上甲,或自大乙,也暗示着大乙(汤)代夏之事【8】”。有意思的是,在这一时期,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先后两次出版了《殷周考古》油印讲义【9】,在这两本讲义中,编著者认为“有比较可靠的文字记载,从商殷开始”;而“史记夏本纪所提到的夏代,也应该存在的,将来要靠发掘来证实【10】”,其中对夏文化是一种存而不证的态度。从当时的情况来讲,以上猜测都是颇有道理的,而对夏文化“存而不证”的态度,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众所周知,上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是中国考古学刚起步的年代,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由于当时学术界所确定的殷墟文化属于晚商文化,而比商文化更早的则是仰韶和龙山文化,至于五十年代早期发现的郑州二里冈则缺少科学研究,并不能构建出一个完整的商文化年代序列。而值得一提的是,到了五十年代中期,邹衡先生的《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遗址》(夏商周考古的里程碑,没看过的自觉面壁)一文刊发,其中确认了二里冈与殷墟的相对年代早晚关系,使得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商文化之间的空缺越缩越近。然而因为当时对商文化的看法还不甚清楚,例如认识到“(洛达庙一类遗存)与龙山文化遗物接近,但仍属于商代文化范畴【11】”、“1956年在洛达庙又发掘到殷带文化遗存,它的陶器具有一些特点,时代可能比二里冈早期的还要早一些【12】”。可以看出在这一阶段内,寻找夏文化的根基并不稳固,合理的假设亦只能向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方面设想,但在三十至五十年代进行的夏文化探索,亦可以算是“黑暗当中的一抹曙光”。
二、黎明。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初,夏文化探索进入了黎明时期。首先是中原地区关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研究出现了重要进展,而促成这一进展的则是洛阳王湾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它使得洛阳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划分为仰韶期、过渡期和龙山期,“在相对最重要的中原地区初步树立了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期标准,由此便可以把黄河中下游时期石器时代文化和青铜文化串联起来,排列成彼此衔接的文化发展序列【13】”。在这种情况下,徐旭生先生曾在1959年首创性地赴豫西地区调查“夏墟”,因而他的话或许更具代表性:“据古代传说,商代之前有一个夏代。近十年虽说一部分疑古派学者对于夏禹个人的人格问题发出若干疑问,可是对于夏代的存在问题并没有人怀疑过【14】”。然而当时徐先生不曾料想,他根据“伊洛竭而夏亡”发现的偃师二里头遗址会在今后的夏文化探索中扮演重要角色。徐先生在此次调查中颇具价值地提出,“用文化间的同异来做比较,就渐渐地可以找出来夏氏族或部落的文化特点【15】”(不要再问我为什么提到探索夏文化必然说徐先生是□,动脑子想想这句话)。事实证明,徐旭生先生的这一方法在以后的夏文化探索中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时期得出的认识认为,龙山文化至洛达庙类型可能是夏文化。如“河南龙山文化”,与“有关夏代社会的传说颇为接近。至于洛达庙类型的文化遗存……在年代上可能与夏代晚期相当。因此,上述的两种文化在探索夏文化中是值得注意的【16】”,和“根据文献上记下来的传说,二里头可能为商灭夏后第一个帝王成汤的都城西亳。如果晚期是商汤时代的遗存,那么较早的中期(或包括早期)的遗存便应属于商代先公先王时代的商文化,因为三者文化性质是连续发展、前后相承的。如果事实上夏、商二文化并不像文献上所表示的那样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那么这里中期和早期便有属于夏文化的可能了【17】”均如此认为。而在此之后,“由于整个60年代考古发掘并不多,且已经获得的考古资料还来不及消化,因此研究仍不够深入,而这种情况到了70年代则有所改观【18】”。就发掘出的新材料而言,值得指出的是郑州商城、二里头遗址一号宫殿和晋南地区的东下冯和陶寺遗址。对此,邹衡先生指出,“(由于)现在讨论夏文化的条件已经基本上具备,主要依据是:一方面,从仰韶文化到殷墟文化的年代序列和发展线索已经比较清楚,基本上没有什么缺环;另一方面,在这个年代范围内的诸文化分布以及其文化性质已经大致有了眉目(因此讨论夏文化的时机已经成熟)【19】”。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界逐渐提出“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早期是夏文化”的观点。如“商代早期的宫殿建筑,为汤都西亳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从而二里头遗址的性质问题也就清楚了【20】”、“王湾三期、二里头一期均相当于夏代【21】”。据此可以说,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是夏文化探索的黎明时期。
三、高潮。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至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有关夏文化的讨论进入高潮。有趣的是,在邹衡先生认为探索夏文化的时机已经成熟后不久,由于登封八方遗址的发现,著名考古学家安金槐先生也在探索夏文化上跃跃欲试。在此之前,不得不提安金槐先生关于“二里头文化一部分是夏文化,一部分为商文化”的经典论述。他综合郑州洛达庙和偃师二里头的资料,认为夏文化下限应该位于二里头文化二期,而其上限则要到龙山文化中去寻找【22】。1977年,安金槐先生主持了“登封告成镇八方遗址【23】发掘现场会”,试图在本次会议上提出酝酿已久的“王城冈遗址即禹都阳城”并属于夏文化的观点;而邹衡先生却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二里头文化一到四期都是夏文化,且夏文化上限便是二里头文化一期”的论断,对夏文化探索的讨论就这样突然进入了白热化。在此次会议的闭幕式上,夏鼐先生说“我们讨论的夏王朝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不像有些疑古派认为可能没有夏王朝,这个夏文化一定有它自己的特点【24】”。这次会议大大推进了夏文化探索的进程,以往不见的对“夏文化”本身的讨论也开始增多。如“‘夏文化’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25】”、“夏文化,也就是夏王朝所属的考古学文化【26】”、“夏文化问题,是中国考古学以探索夏王朝时期在夏人活动范围内一列的物质文化遗存为目标的学术议题【27】”。在这次学术讨论之后,随着邹衡先生的定鼎之作《试论夏文化》的出版,对夏文化的观点可以总结为四种:其一,主张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文化四期都是夏文化;其二,主张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一、二期都是夏文化;其三,主张二里头一、二期文化是夏文化,三、四期是商文化;其四,主张二里头一到四期是夏文化。实际上,上述四种观点又可以概述为两派:一派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不能把二里头文化一分为二,分割成夏、商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另一派则将二里头文化从中断开,分成夏、商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正如陈旭先生所言,“上述两派对立的观点,在认识和确定夏文化时,都有相同的立足点,即对商汤国都亳的确定。很明显,前者将亳都定为郑州商城,而后者将其定为二里头遗址。虽然这几派仍然争论不休,但寻找夏文化的信念却越来越坚定:“目前在考古学上还不能确切判定哪些是夏代的遗迹和遗物,这个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问题,随着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总是可以解决的【28】”、“由于近代在殷墟发现了商朝后期的甲骨卜辞,其中的有关记录已经基本上证实了《殷本纪》所列商王世系,可见《夏本纪》中的夏王世系,也绝不会出自司马迁的杜撰。总之,夏朝的存在是完全可以肯定的【29】”(嘿嘿)。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此时进行夏文化探索的基点落在了商汤亳都上,即是遵循“上下左右法”的逻辑顺序,认为探讨夏文化必须建立在确定商代最早都城亳都的基础上,这一方法明显有别于此前的“地望调查法”和“文化比较法”。在1979年出版的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教材《商周考古》中,对商周考古的定义为“指夏、商、西周、春秋这一历史阶段的考古”,且在“商代”以前专辟一章讲“二里头文化”,并且声明,“二里头文化大体相当于历史上的夏代【30】”。对此,有人评论说:“显然,邹衡在执笔《商周考古》时,已为其学术观点打下了伏笔。在集体编写的公共教材《商周考古》中,具有极强的个人风格的“夏”学说已经呼之欲出【31】”。以上几派在学术上激战正酣之际,1983年,偃师商城的发现震惊了学界。由于文献中所载“尸乡,殷汤所都”,不少人由原来的“西亳”说转到“偃师商城汤都亳说”,二里头文化作为夏文化一部分的文化性质似乎越来越明朗。同时,夏鼐先生负责编纂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仍在“商周时代”中的“商殷时期”一节下设“关于夏文化的探索”专题,紧接其后的“偃师二里头的早商遗址”,显然仍然坚持二里头文化晚期属于商文化的观点。而“一九八三年新发现的偃师商城遗址……肯定其为汤都西亳似无可疑。早商都城遗址的确定,必将极大地促进夏文化问题的进一步解决,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取得大家公认的正确结论【32】”,则肯定了偃师商城的价值,并且进一步加深了寻找夏文化的信心。不仅如此,“商代的世系已被安阳出土的甲骨文所证实,商代的历史被确认为信史,那么有理由认为《史记·夏本纪》所记的夏代世系也非虚指了。因此,夏代的存在为人们所公认,并且都希望用考古手段去证实和补充夏代的历史”,似乎跟王国维先生“料想……确实也【33】”有异曲同工之妙。凑巧的是,正当“偃亳说”和“郑亳说”争得焦头烂额之际,1985年,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发现又为嚣都所在提供了新的证据【34】。至此,大多数学者接受了“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的观点,但是对夏文化的上限,仍然有诸多疑问。在此情况下,“夏商周考古”的称呼也开始出现【35】。在八十到九十年代,虽然有学者零星提出“陶寺遗存是夏文化【36】”等类似观点,但影响不大,主流依然认为夏文化上限即为二里头文化一期。到了1996年,举世瞩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本次工程对夏文化探索做了许多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得出“一部分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是夏”的观点。工程结果认为,“目前学术界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对象是二里头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二里头文化可能只是夏代中晚期的夏文化,而早期夏文化则要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寻找【37】”,这一结论颠覆了以往的认识,在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以李维明老师为代表的学者相继发文【38】,怀疑这一整体认识。而同时,“夏文化”的概念也有了更清晰的认定:“‘夏文化’是指夏代在其王朝统辖地内夏族(或以夏族为主体的人群)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核心内容是关于夏王朝(国家)的史迹。需要说明的是,夏文化、商文化与后来的宗周文化、秦文化、楚文化一样,是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名称。它们同以典型遗址或最初发现的遗址地名命名的诸史前文化或二里头文化、二里冈文化、小屯文化的命名原则不同,属于考古学与历史学整合层面上提出的命名【39】。”(这段话非常重要,可以一窥中国这一阶段原史时期考古学研究的特点)此后,由于对新砦期和王城岗遗址的看法不同(比如,王城岗是大禹所都阳城还是羊圈之类),夏文化探索走出高潮,开始在上限年代的确定上陷入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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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了这么多淡,现在开始正面回答楼主的问题:夏朝存在吗?
嘿嘿,你要问我,我还真的不知道(别骂我,且往下看)
我先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花费巨大篇幅讲述前人在考古学上对夏文化探索的研究,这个问题和题主的提问是极其极其密切相关的。
因为,我所列举的所有研究具有一个共性:
即使对所谓“夏文化”的定义有所思考,但他们的研究范式就是将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狭义族属和国家与广义的考古学文化相对应,所谓对“夏文化”定义的思考也只不过是想弄清“怎样对应”的问题(说得通俗点,就是把一个或几个遗址群和一群相同民族或者相同国家的人相对应)。
那么为什么,“夏朝”的存在会受到质疑呢?
排除考古发掘和编写报告中存在的问题,是因为研究方法一直被质疑。
好的,下面是一点私人的理解,也是重中之重:
私以为,若想用考古学方法找到夏文化,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是:
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狭义族属和国家能否与广义的考古学文化相对应?如果能,怎么对应?(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考古学的“夏文化”和历史学概念中的“夏朝”,能不能是一回事?怎么就是一回事了?)
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答案,直接影响到对夏商周断代工程夏文化探索部分的认识。
我在此举两个国内年轻学者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答案一:可以对应。
认同这个答案的,聪明的朋友应该已经知道是谁了.
但是私以为,结合科技测年、文献史学和考古学田野发掘甚至天文学方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这一方法论指导下的研究所能达到的实践顶峰,翻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报告,里面学者的名字也能算上是如雷贯耳了,你要强行觉得你比他们都厉害,我也没办法。
不妨以国博的戴向明为例:他们并不认为”在没有发现文字的情况下就绝对不能证实某些历史事件或史迹。比如二里头作为夏王朝的都邑、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就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同,但这样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首先是殷墟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殷都和晚商文化的存在,后来郑州和偃师商城又陆续揭示了早期商都和早商文化。尽管考古学尚没有发现或识别出相当于夏朝的文字,但人们根据商史的确认也都认为史书关于夏史的记载也非虚言。那么在史籍所述夏民族的活动范围内,早于早商文化的便是二里头文化,而二里头文化又是占据中原的唯一强势文化共同体;同时,二里头作为该文化唯一特大型都邑聚落,也是中原同时期的聚落无法比拟的。这样史书所载就与考古发现相吻合,完全可以证实二里头作为夏都和二里头文化作为夏文化的问题。但二里头文化是全部的夏文化,抑或只是晚期的夏文化;二里头是唯一的夏都,抑或只是晚期的夏都,则是目前考古发现所难以给予肯定回答的“(从某个层面上来说,还是断代工程与邹衡的论战)【39】。
答案二:不可对应,或还没有找到方法对应。
嘿嘿,这一派就是没有公开承认夏朝与二里头等诸遗址存在对应关系的…在国内,社科院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许宏老师是出了名的,外国的学者一般持此态度。外国学者不承认这种研究范式的原因,这里以国内的许宏老师这种”理性疑古派“为代表,他们主张改变将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狭义族属和国家与广义的考古学文化相对应的研究范式,走考古学自己的道路,突出原史时期考古的特点(实际上是由历史时期向史前时期考古靠拢)。这一方法的要求大概是:从聚落考古、环境考古等视角出发,研究二里头、王城岗、新寨、陶寺等遗址。严格地说,这些遗址不会因为不是夏都而逊色的,因为考古遗址就是客观存在。以二里头为例,无论其是否为夏都,大型宫殿、道路、发达的手工业、覆盖极广的贸易体系,都说明这一遗址是中国历史的一次质的飞跃。私以为,这种研究不是逃避“夏”的认定,而是在为认定“夏”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自汉代以来几千年的史学传统,因顾颉刚的几篇文章就支离破碎,从某种层面讲,考古学者的任务并不是“走出疑古”,而是“迫近历史的真实”。用许老师自己的话说,就是:“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无论考古学文化谱系和编年,还是碳素测年、传世文献记载,以及整合各种手段的综合研究,都无法作为检核这一历史时段研究结论可靠性的绝对指标,无法彻底解决都邑的族属与王朝归属等狭义‘信史’范畴的问题。就考古学而言,除了可以依凭的材料仍显不足以外,我们一直也没有建立起有效地说明考古学文化和族属、考古学文化的变迁与社会政治变革之间相互关系的解释理论。这种学术背景,决定了这一课题的研究结论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推断和假说的性质,某些具体结论,尚有待于更多证据的支持和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40】
参考文献:
【1】 为方便读者查阅,关键部分编者予以加粗处理。
【2】 顾颉刚、童书业:《夏史三论》,第135页。《古史辨》第七册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3】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
【4】 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一分期。
【5】 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1年。
【6】 翦伯赞:《诸夏的分布与鼎鬲文化》,《中国史论集》,文凤书局,1947年。
【7】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47年。
【8】 李学勤:《今年考古发现与中国早期奴隶制社会》,《新建设》,1958年第8期。
【9】 分别为1954年和1956年。
【1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的基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业务学习教材》第60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
【11】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第一队:《郑州洛达庙商代遗址试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
【12】 夏鼐:《建国十年来的中国考古新发现》,《考古》1959年第10期。
【13】 邹衡:《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物》,1979年第3期。
【14】 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15】 同上。
【1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年。
【17】 夏鼐:《我国近五年来考古的新收获》,《考古》,1964年第10期。
【18】 邹衡:《夏文化研讨的回顾与展望》,《中原文物》,1990年第2期。
【19】 邹衡:《对当前夏文化讨论的一些看法》,《夏史论丛》,1985年,齐鲁书社。
【2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4期。
【21】 佟柱臣:《从二里头类型文化试谈中国的国家起源问题》,《文物》,1975年第6期。
【22】 安金槐:《豫西颖河上游在探索夏文化遗存中的重要地位》,《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3期。
【23】 后来改称为“王城岗遗址”。
【24】 夏鼐:《谈谈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在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
【25】 同上。
【26】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27】 殷玮璋:《夏文化问题》,《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28】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第3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
【29】 同【26】。
【30】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第6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
【31】 许宏:《在“夏商周方国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暨“三代文明”专栏开栏语》,《南方文物》,2014年第1期。
【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考古》1984年第10期。
【33】 见【3】。
【34】 陈旭:《商代嚣都探寻》,《郑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
【35】 《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1988年。
【36】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教研室商周组等:《晋鄂豫三省考古调查简报》,《文物》,1982年第7期。
【37】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38】 李维明:《郑州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3年10月。
【39】戴向明:《中原龙山到二里头时期文化与社会发展阶段的两个问题》,《庆祝张忠培先生八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
【4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