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外话：说皇商【转载】皇商何以命多舛

晋商中八位皇商当初发家的故事，我们已经很难找到什么史料来进行佐证了。明末清初是朝代更叠的历史阶段，清王朝能在北京刚刚坐了天下，就如此抬举八位晋商，足见这八位晋商对清王朝在关外的发展是有过贡献的。国家大事原本不该由商人考虑，更不能靠商人决定，在明王朝和清王朝对立时，张家口的八位晋商要搞边境贸易和关外的商人互通有无，这种贸易为关外的清廷繁荣经济壮大实力，肯定提供了帮助，他们继续被清王朝重视并利用，这大约就是历史的真实。有学者研究，名列八大皇商之首的范永斗是山西平阳人氏，传到他的第三代范毓囗三兄弟时，范家的商号遍布全国，范氏一族也迁入太原定居，成了名冠三晋的旺族。康熙和雍正时期朝廷曾多次在西北用兵，范氏三兄弟协助朝廷调运粮草马匹，范家几乎就是朝廷十分依赖的一个后勤部。范氏家族当时在太原城内的府宅，一定十分豪华和气派，但由于乾隆朝时范氏家族遭到朝廷致命的打击，其太原城内的府宅，恐怕很快也就易主了。范家当年太原的府宅在城内的什么位置？在不断的旧城改造中有没有发现在遗址或遗存？我曾请教过对太原地方志有研究的专家学者，因年代久远史料无载，他们也就不能妄加猜测了。
翻遍二十五史，只有帝王官宦可以入史，商人是不会在史官笔下留名的。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一直是农耕文明的递进，仕为首，商为末，种地可称之为本务，而经商则是末务了。但在《清史稿》中，却有一篇《范毓囗传》。此人官居康熙和雍正时期的太仆寺卿，是从三品的文职官员，但他真正的身份，却是一位皇商。太仆寺负责马政，那时马是主要的交通工具，能主管马政的衙门不可小瞧，其地位不亚于当今的交通部，是当时构通内廷皇上和外廷兵部、礼部等关系的一个常设官署。皇帝一旦有大的活动，无论是祭天和谒陵、还是行围或打仗，都要动用马匹，范毓囗能主管朝廷马政，足可看出皇上对他的器重了。范毓囗兄弟三人，全有官职在身，但他们的本行，主要还是替朝廷经营粮食、食盐和制钱币所用铜料。范氏三兄弟的爷爷范永斗，就是与明末清初在张家口的其他七名山西商人一道，被入关后的多尔衮摄政王以顺治皇上的名义册封的八大皇商之一，范氏家族在康熙和雍正两朝，其商业也进入了鼎盛时期。
他们依赖皇权使自己具备了垄断的背景，当他们成为晋商中的一个特殊阶层之后，他们的命运也就被皇权所系，再难以有原先自己自主自立的那份自由了。皇权是中国历史上一种最可怕的魔力，它没有对错之分，没有民主可言，更没有法制可循。皇权是最极端的个人崇拜，是最腐朽的政治体现，也是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几千年的落后文化。更可怕的是，这种文化还在无形中延续着。你看看当今的电视莹屏上，与小燕子一道那般可爱的格格们，在皇帝的身边生活的何等快活；你再看不断地深入民间的封建帝王们，为了民间疾苦又是何等的痛心疾首；还有那个大兴文字狱的雍正皇帝，其励精图治的精神，真应该让我们的焦裕禄和当代的公仆们引为榜样好好学习才是。其实，皇权是最没有人民性的东西。它没有真理对错之分，皇帝的话就是最高指示，就是用来判断真理和对错的唯一标准。当商人的命运一旦与皇权紧密地维系在一起，商人也就再无法按照客观的商业规律来经商行事了。
我们还以晋商中顶着皇商红顶子的范氏家族为例，便很能说明问题。
范家何以挣钱？靠着朝廷经营盐业是其一。盐是专卖品，能得到承办盐业的特权，自然获利非同一般。山西运城盐池是产盐之地，自古为盐商所青睐，以范家皇商的地位，其他盐商自然无法与之竞争。经营铜料，则是范家更大的专营买卖。朝廷要铸铜钱，铸铜钱就需要大批铜料。做为经营铜料的中间商，当朝廷户部的进价高于范家的进价时，范家的这种专营特权，便给范家带来了滚滚财源。在乾隆初年以前，国内的铜价不贵，日本的黄铜出口价也很便宜，范家以皇商身份，有自己的船队往来于中国与日本之间，那种插着龙旗的运铜船队，其主人竟是山西的范家。晋商的风头，算是让范家夺尽了。但天有不测风云，乾隆中期，国内的铜价一路上涨，日本的铜价也一路上涨，而清廷户部向范家收购铜料的价码，却坚持与以前一样一成不变。虽然违背了商业规律，但皇商办的自然是皇差，办皇差自然不能讲条件，替皇上专营铜料的皇商范家，也就只好贴上自个的钱给户部营运铜料了。官员和商人间的经济交往，古今相同，商人的贿赂永远填不满官员的欲壑，官员和商人在互相利用之后，矛盾也就必然产生了。在乾隆四十八年，即公元１７８３年，这种矛盾终于最后爆发，起因便是范家拖欠了朝廷的官银。做生意有赚有赔原本是正常之事，范家做的原本就是皇商垄断的买卖，这笔赔了还可以等另一笔赚下再往里补。商业往来，一时欠债，只要不赖债，只要算上利息，日后伺机归还也是很正常的事儿。但做了皇商，就不能讲这个理了。于是，未及时归还欠银就成了对朝廷的大逆不道，就得问罪于刑部，就得查封家产，就得锒铛入狱。当年为自家的后代儿孙们挣下了一顶世袭皇商桂冠的范永斗，一定想不到他的第四代香火继承者范清济，在皇权之下惨死人间，为范家的破败画上了句号。
那么，其他皇商们的命运呢？我想大约也和范家差不了多少。
我们不敢说其他晋商就比范清济聪明，也不能说其他晋商在范氏家族顶着皇商的顶戴花翎，依赖皇权财源滚滚来之时，没有过心仪和羡慕。正象我们今天的一些商人们，说起官商勾结以权谋私发财快的话题时，由不得要怨恨自己没有这种机遇一样感叹几声一样。当年那些以平民身份走上经商之路的晋商们，也一定有人带着憧憬的神态，发一声感叹说：我要早生几年去走边关，闯关外，保不定也能混个皇商，还用得着现在靠小本经营慢慢发财吗？
这只是一种假设。可以肯定的是，创业于明末，兴盛于清初的范氏家族，在乾隆年间遭遇灭顶之灾的现实，一定成为一种教训，让晋商的后来者们看出了什么或悟出了什么。没有一颗聪明的脑袋，是不可能在商海里有所作为的。以后崛起的晋商们，可能根本没有我们今天的觉悟和认识，但以他们的聪明，却明白了做为一个商人只可依靠利用官场，绝不可进入官场去趟泥水的。他们可以买官，借以抬高身己的身份，可以与官员们交朋友，甚至不惜出钱为官员们办事，但自个却绝不以商人身份再谋个什么实缺去官场上掌权混事。晋商们的票号盛起于道光年间，与之相对应的，却是大清国的日益腐败和衰落。随着各种民间史料的逐渐挖掘和发现，关于晋商票号的研究也多有成果问世，比如票号股份的合成，有投资者，即大财东，有各种人力股，股东即掌柜们和多年的伙计们，但还没有一份史料证明，在晋商票号的股东中，还存在一种来自官场的权力股。清代的大小官员们，难道比我们今天握有权力的的公仆们还要廉洁？难道他们不懂得以权力入股可以提高自己俸银的含金量吗？提出这种疑问肯定是一种笑话。那只有一种说明，就是当票号为朝廷和大小官员们进行各种款项的汇兑时，他们可能会给经办的官员们好处，却绝不让这些官员们成为权力股的股东。官则官，商则商。晋商也是商人，并不是不懂的与官员接交，就可以利用他们的权力。他们可以资助官员，甚至资助那些暂时还没有步入官场的知识分子，这样做，只是为了日后能获得这些人的帮助。如此行事，比起遇到事情再现兑现地进行贿赂，便更有了一点人情味儿。再说的具体点，比方官银的汇兑，原本是交付哪一家票号都能办的公事，但如果考虑到交情，官员自然要堂而皇之地以办理公事之名，来偿还自个私下的人情债了。
正因如此，在晋商这个群体中，除了清初八大皇商那个特殊阶层外，有经营不善倒闭者，有因时局变乱受损者，但直至大清国最后灭亡，还没有那一家晋商变成官商或者半官商，让自家的商业股份中掺和进朝廷与官员们的权力股，使商场与官场弄成了一滩搅不清的混水。晋商们明白，一旦如此，他们就和官员们成了一种经济上的实体，官员们的宦海沉浮，也就要连累他们溺水和翻船了。
与晋商曾比肩发展的徽商中，有一位杰出人物胡雪岩，在清末继续步晋商中一代皇商范家的老路，也演出了一出曾经大红大紫的人生悲剧。此人追随左宗棠官授二品，当时人称红顶商人，成为一时红得发紫的皇商。他不甘于外国商人垄断中国的生丝出口，放着能大把挣钱的票号和药号不顾，要集中自家的财产和外国商人一争高下，夺回生丝出口的生意。这番举动，不能不说体现出了这位红顶商人的爱国之心。岂料正当他大量购进生丝时，国际上的生丝行情发生突然变化，在华的外国商行趁机杀价，与胡雪岩展开一场商战。败北的胡雪岩几乎输光了全部家产，更可恨的，是他曾经多次以巨资支持过的清政府，此时反而落井下石，非旦不帮其重振旗鼓，还要对这位红顶商人进行革职查办，帮着外国商人对他抄家治罪。一位商海中敢于博击的智者，就这样在惊恐和悲愤中吐血而死，时为光绪十一年，即公元１８８５年。
徽商中这位皇商惨死的挽歌，与一百多年前晋商中那位皇商范清济惨死的挽歌呼应着，一道向后人控诉着皇权的无耻。当代人如果还有谁要歌颂皇权，甚至希望康熙皇帝“再活五百年”将皇权延续至今，那可真是一出当代人的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