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李世民为弟弟心声头疼中》

论安史之乱的必然性（搬运大神的）
一楼经济角度，二楼节度使制，三楼省流总结。
从经济方面，解释了为什么唐廷无法控制节度使的后勤。
中国政府的货币收入和商业税，大约最早是始自齐国，缘于其特殊的海运和盐产的优势。作为一个大一统的中央政府，大规模的出现货币收入与商业税，是大名鼎鼎的汉武帝时期，当然最终还是遭到了惨痛的失败。之后的北中国就逐渐恢复了实物地租辅以力役地租为主的收入模式，货币收入和商业税占比越来越少，到了三国以后，直到玄宗时期，北中国都是基本上没有商业税，货币收入也很少，南朝货币收入和商业税还存在一定比例，这也是缘于南朝相对发达的水运和海运。
那么为什么汉武帝时期，会出现一个货币收入与商业税的高峰呢，这就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模式——庄园式经济，西汉末年开始的豪门贵族政治，本质上就是由于庄园式经济在社会经济中逐渐占据了主流。所谓庄园式经济，就是土地高度集中，集中到失去流动性，大片大片的土地属于同一个家族，附属在土地上的人口往往和土地所有者形成深度的人身依附关系。成片的土地和大量聚集的人口被统一管理起来，足以完成各种水利土建工程，生产大量的粮食，养活成千上万的人口，还可以生产各种必要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奢侈品，满足贵族和部曲奴婢的需要，甚至还足以生产足够的军需物资，满足军事的需要。由于大庄园往往具备强大的自给自足能力，普遍人群的需要往往可以通过内部交换来解决，因此，就会很大的抑制外部交换的需求，从而抑制商品的流通。
直到西汉中期，中国的农业技术还不发达，土地种植还普遍处于轮耕之中，好的土地可以耕一年，养一年，耕两年，养一年，但是很多土地还需要耕一年，养两年，三年一耕的土地在大部分区域还是主流，土地自身的流动性都很大，无法开垦的土地也很多，还不具备大庄园式生产的条件，随着西汉后期，土地已逐渐可以每年耕种，庄园式经济迅速发展，豪门贵族政治也就迅速成型。
所以，几百年来，直到玄宗时期，由于中国始终处在贵族政治阶段，中央政府的收入始终以实物为主。
唐帝国初期和中期的收入来源主要是两大块，一块是人头税，也就是著名的租庸调，另一块是财产税，用比较现代的词汇来解释就是所得税，这块的收入比重也非常大。接下来还有一些零碎收入，比如屯田、营田，各类官营百工的收入，比如各色资课，比如类似公廨钱这样的公共机构运营收入，还有进入皇帝私库的各地常贡和进奉，这些量级相对较小，就不多说了。
租庸调，租指的是地租，所有的课丁都需要交地租，基准是每丁每年交小米2石，岭南那边交大米，上等户1石2斗，中等下等只要交8斗和6斗。然后是调，指的是织品，根据各地特产不同，区别对待，产麻的地方就交布二丈半，麻三斤，产绵的地方就交绵三两，绢绫一类的织品总共二丈。以上租掉少数民族减半，游牧民族内附的用羊代替，上户每年2只，下户1只，再下的三户一只。最后还有所谓的庸，也就是徭役，唐帝国制度上规定每丁每年服役二十天，如果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服满，那么每天要折绢三尺上交。
除了租庸调的人头税外，唐帝国的农民还需要缴纳财产税也就是所得税，所得税分为两种，一种是户税，也是唐帝国唯一的有规制的货币税，缴纳的是钱。当然，户税虽然是所得税，以唐帝国的统计能力，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按照你的收入按比例课税，只能是定期根据你家的财产多少，判定你家的等级，天下户口共分9等，每个等级纳的税都不一样。户税作为货币收入，主要是一种地方税，只要用于给地方官员开工资、邮政系统（驿站）运营以及有军队驻扎的军州的和籴军粮费用。
第二种所得税是地税，不同于租庸调的地租按照人头来收取，这部分完全是按照财产，也就是地产的多少收取的。这个地税是从贞观年间的义仓开始的，最后实际上演变成了一种地方税，贞观年间是每亩2升，之后由于统计实在跟不上，也和户税一样，按照不同的户口等级，收取不同的份额。根据玄宗年间的统计，地税收到的粮食和人头税租庸调收到的粮食几乎相同！可见其额度之大，地位之重要。
官方口径，帝国给每个丁都分配了100亩的田，每丁只收2石小米，一亩才2升，实在是五十税一的大善人。但是实际上，每个人分的永业田口分田加起来达到三十亩的就已经算很不错了，在南方中原一些人稠地窄的丘陵地带，往往一丁只有十亩、五亩，而租税仍然是按照每丁2石算的。再加上征收力度一点不比地租低的调、地税、庸和户税，一般民众的明面上的实际税负就在20%以上了。而实际税负往往不止明面上的，比如说徭役，法定每人20天，超出部分的工种要按照工时算钱，但是实际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各色杂役，使用远远超期，给你打个白条，你能有什么办法要到钱吗？估计是很难的。一旦碰上突发战事，相关州郡支援战争所派发的徭役，更是负担极重。
除了徭役，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负担，那就是，缴纳实物地租不是交了租就完事的。你交的粮食和织品，都需要先集中等县的库藏，然后运到州的库存，最后集中到中央指定的几个大库里面保存起来，那好了，这运送过程中的人力、花销和损耗谁来负担呢？嘿嘿，当然老百姓来负担了。民间说法是“用斗钱送斗米”，官方唐玄宗的敕令的说法就是“每计其运脚，数倍其钱”，按照敦煌出土文物的实例，浙江一户农家，每年交租还需要同时缴纳运输费用是“脚布”五丈，换算一下就是每送一斤米，还要交2斤米的运输费！
……《通典.食货.赋税》一节曾经做过非常精确的统计与估算：首先是货币收入，收入在200万贯稍多一点，地税收入则高达1240万石！租庸调里，交纳的地租大约也是1260万石，纳绵180余万屯（6两一屯），纳绢约740余万匹（一匹四丈），输布约1035万余端（一端5丈），估算起来，总收入应该是五千二百三十余万石贯匹端。玄宗天宝年间，纯货币收入只占了不到5%，占比极低。
实物收入和货币收入相比，有哪些劣势呢？首先就是实物的运送远远比货币困难，金属货币作为等价交换物，拥有轻便，可以长期储存，产量稳定等等很多优势，在运输上也简单很多。实物地租的巨大运输成本，实际上大大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前面就已经说过了。……
第二个是实物地租的库存损耗，和最终输送到终端的成本实在太高了。征集入库的成本都转嫁给了纳税人，但是这只是实物收入巨大损耗的一半，接下来还有另一半，就是实物在征集入库后，到输送到终端使用，还需要有保管、实物腐化导致的耗损，以及库存向终端运输带来的巨大成本，这里面的损失是很惊人的。我们做一个比较，几百年后的明帝国，当时的社会商品经济已经足够发达，货币流通远非唐帝国可比了，所以明太祖朱元璋对于军需物资的终端输送，采用了开中法做补充，以盐引换粮食输送，运输成本相对于输送物资，大约在1:1多一点，也就是说，送一斤米，大约只要1斤多一点的运输消耗，这个效率相当高了。因为后来开中法崩溃，明后期宁夏之役，送了90万两银子的粮食和36万两银子的豆类（马匹食用），运输成本是750万两银子！
实物收入还有第三个缺陷，就是收取的实物不能够完全满足需要，比如唐帝国公库里，实物的主要收入是小米，麻、布、绵和绢等织造品；当然，皇帝的私库还会有很多各地供奉的土特产，但是仅仅靠这些实物显然是满足不了需求的。比如说，军需物资，除了粮草布匹，军队还需要大量的军用器械，如弓矢、刀具、铠甲，战袍、车船，攻城器械，日常消耗品等等等等。
唐帝国中前期，直到玄宗时期，之所以仍然以实物收入占压倒性地位，货币收入和商业税几乎可以忽略，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当时的庄园经济残余还存在，社会的商品流通还不发达。
但是很显然，随着社会流通的加速和现实的战争与消耗需求，帝国越来越需要货币的存在。比如说，唐玄宗时期，开始了大规模的“和籴”和“和雇”，也就是帝国通过货币的方式，来向民间取军粮米，通过货币的方式，把一部分政府工程和项目，外包给民间的机构和个人。可见，随着帝国的发展，货币化的需求越来越大，玄宗时代之所以成为一个转折点，之所以出现藩镇割据局面，和这层背景是密不可分的。
唐帝国后期开始进行了很大的赋税改革，货币地租和商业税收大幅增加，货币收入占比逐渐达到了一半，在随后的宋明朝代，商业税开始大规模恢复，货币地租和货币收入占比越来越大。
政府越来越通过货币，来调节经济运行，本身就说明了豪强贵族的没落，最简单的理解就是，货币作为等价交换物，其核心在于信用，货币本身代表的就是国家信用，豪强贵族赖以与国家抗衡的根本，在于利用自身积累和公权力，扩展私人和家族的信用，再利用私人和家族的信用，掌握大量的物资和人力。一旦国家信用在整个社会经济层面得到认可，支配了普遍民众的经济生活，那么任何豪门贵族，再强大，再有威望，但要想做到以个人信誉，去抗衡国家信誉，也是千难万难的。所以我们回过头去观察，门阀贵族横行的年代，往往是商业不发达的年代，庄园式经济，遏制了流通，而流通被遏制，也就遏制了国家信用。所以，在这样的年代，货币往往不是唯一的等价交换物。
唐代特别明显，尤其是前期，十贯以下的物品，一般用钱来交换，十贯以上，往往用绢来交换，比如前面提到的玄宗时期，西部的军队的粮食政府无力供应，只能向民间“和籴”来征集，数额很巨大，达到了三百多万石，可是征集的等价交换物是什么呢？大部分是绢，而不是钱。政府向北边的几大军区奖励补贴物资，奖励和补贴的是什么呢，也是绢，而不是钱！就是典型的政府信用不足，而政府信用不足，自然就会让割据势力的私人信用有用武之地。我们可以很简单的思考，比如一个河北的军阀，他的子民们要向福建换茶，向湖南换大米，向山西换盐，向江西换铜，向山东换铁，等等等等，当社会的商品流通大到一定地步的时候，你军阀再牛逼也无法阻挡，可是这么大规模的物资交换，谁来保证信用呢？你一个河北的小军阀，拍着胸脯说我来担保，问题是你算哪根葱，谁能信任你的担保的信誉呢？如果没有国家的信用，大家都用实物（如绢）而不是货币作为等价交换物，那么军阀自然还有扑腾的空间，可是一旦有国家级的信用出现，自然就会很轻易的淘汰掉割据势力，因为一旦有了国家货币得到普遍的信任，那么只要切断你的货币获取渠道和发行权利，你只有不战自溃的下场。
当然，无论是实物收入还是货币收入，无论是贵族政治还是官僚政治，都是表象，其背后的核心原因都是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比如说，晚唐的货币收入占据半壁江山，粗算的话，比宋帝国和明帝国前期都要高，但是显然晚唐的商品经济要比宋明差远了。这里面的原因说起来很复杂，但用我们中学时都学过的经济学原理来解释，也很简单，那就是社会财富总额等于货币总额除以流通速度，所以当社会的商品流通低的时候，最容易出现的情况就是货币不足，钱重物轻，从而增加民众负担，最终也抑制国家的经济和收入，因此国家虽然有货币，却没有得到普遍认同的信用。这也便于我们去理解为什么当时的社会会出现军阀政治。
上面主要是通过政府收入这一块尤其是实物收入和货币收入这一个侧面做一个简单展开，让更多朋友理解，晚唐和五代，作为豪门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过渡的时期，形成了独特的军阀政治，绝不是因为唐玄宗脑残搞出了一个节度使制度，然后就祸乱两百年，其背后是有着深厚的经济背景的，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规律的。官僚政治还是军阀政治还是贵族政治，其背后都是在特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环境下，无数人流血流汗的奋力博弈，所共同构造的。
全文太长，砍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