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网友的一段评论——体弱的清文宗

若以传统文教中古帝王的标准来看，清文宗具有上乘的个人文化修养，有除弊起衰的决心，乐于克己纳谏，遇事明理，任人以能，治军以慎，查察吏治，面临岌岌危局尚可多方支应，固然操作手段有欠圆熟，实效不尽如人意，所以离英主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却不妨可以视作贤君。但是时势不同，他处于“千年不变”与“十年一变”的非常历史交锋期，传统文教在对外事务上不但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而且造成了极大的束缚；一切不能以传统的眼光来衡量，他的“执两用中”就成了首鼠两端，时战时和，自食恶果，使他的执政能力大打折扣，这也就是虽然他本有望侪身“大有为”的君主之列，而最后我只能把他划入中才之主的缘故。
只是，这些都不足以让众多史家把他批判的抬不起头，因为仅以此论，他仅仅是不适合成为特定时期的君主，如果遇到治平熙世，还是可以胜任的。而造成他根本就不应当做皇帝的，不是他“才具微短”，“智商平平”（若是以康雍乾为英主，嘉道两朝为平庸，文宗居于二者之间，较优于中，考虑到他年纪尚轻而且国运危急，大致是“上智”这个水平），而是他极其低下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前者使其早逝而有辛酉之变，后者使其弃城而逃永为后世之羞。
文宗甫及三十而亡，在有清一代不算最短命的，但却绝对被视作体质最孱弱的，乃至有传闻说文宗系早产儿先天不足所以早亡。究其缘故，世宗23岁，穆宗19岁死亡，是由于天花急症，平日没有过多身体不好的记载，而且他们的短命都由于有女主执政而把恶果抹销。至于德宗，虽然常听说体弱多病，在慈禧的折磨下屡受打击尚且活到37岁（如果不被害显然还可以继续活着），似乎比他还是要好一些。
从史料中看，“上素羸怯”，1856年的记录显示文宗已经开始有常常生病的迹象，虽然仍然保持着祖宗“勤政”的作风，但常见其召见外臣的预先安排因为生病而推迟，从传闻中看，此时这位25岁的青年居然需要使用鹿血这样的大补之物；至1860年更是屡见“患咯血之症”“病咯血”“泄且呕血”的纪录，1861年“虚羸已极”，基本上处于养病（等死？）状态。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的列举文宗生病的状况，是因为这一点对他影响其实很大。中国的皇帝，暴崩的很多，或者由起病到病危时间很短，这是因为皇帝营养较好，医药周到，所以高血压、心脏病等常见，夺命皆速，而诸如肺结核等慢性病，极少发生。由于清代的制度，导致君主的工作量极大，而且政务必须要通过君主来裁决。如果君主生前精力充沛，而死亡又快，抛开人道说一句，于国家于个人，都有好处。而像文宗这样，恰恰患有慢性消耗性疾病，常年呈现病态，意志必会消磨，精力也必不足，心神脆弱，魄力判断力相应下降，何以应付那时天灾人祸加以史无前例的内忧外患？结果不仅自身不堪其苦，而且频出昏招，皇帝的昏招必会有害国家。文宗早年颇明决而晚年甚脆弱，太平天国北伐军至时坐镇京师场面悲壮而英法联军至时惶惶然如惊弓之鸟，一方面是他历经忧患意志消沉，另一方面也与身体有关。身体的状态干扰了精神的状态。而体质强弱，出于天生，不像缺乏才识可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