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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3月中旬以来，由西藏问题引发的国际对中共的抗议和阻扰奥运火炬接力传送已经成为全世界新闻的焦点。在中国国内，主要以大学生网路言论为代表的所谓“愤青”民族主义思潮正朝更极端和非理性的方向发展。虽然这股思潮一定意义上是对国际社会在“中国崛起”背景下对中国产生更多怀疑和批评的反应，但从根本上说，它和自90年代初以来官方为扭转镇压“6．4”在政权合法性上造成的被动局面而大肆开展的以所谓“爱国主义教育”有密切的关系。
在这种教育下成长的一代人，把中国和国际社会──主要是西方国家──之间复杂的关系片面理解为侵略、颠覆和反抗的历史，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所有问题都是西方“亡我之心不死”所造成的，而对大量真正需要了解的历史真相，例如反右、□□、三年灾难、□□和“6．4”基本上毫无认识。不但如此，他们对近在眼前的“农民工”问题、上访群体问题、腐败问题、维权问题和政府的滥用权力问题等等或是视若无睹，或是认为这些是发展的代价，总有人要为民族强大作出牺牲。
在中国迈入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无论从中国国内还是从国际意义来看，正在发展的这场政治危机都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民族主义和国家统一问题是最敏感的政治话题，发出异议者常常会自动成为众矢之的，而并不需要由官方出面，但很多在体制内生活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并不畏惧。在这场危机中，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公开发出自己的声音，挑战国内一边倒的舆论环境，为公众提供了另一种评判标准。
《南方都市报》的评论家长平一直以坚持法治、自由和平等这些基本价值，并以言论尖锐而受到读者欢迎。这次在西藏问题上他发表文章，一方面明确表示反对分裂，反对暴力，但另一方面他以媒体工作者的身分指出大陆媒体在宣传报道上大有改进的余地，所谓西方报刊的招摇和歪曲事实正是新闻自由受到限制的结果。因此，要让谣言不攻自破，最好的办法是实行新闻自由。
上海同济大学哲学系主任张闳在接受《南方都市报》的采访时指出，中国愤青的狂暴已接近病态。他说：“互联网话语暴力，并非仅限于民族主义愤青。这是中国大陆一个普遍化的暴力倾向。话语暴力与民族主义的结合，无非是借助‘爱国’的道义力量，为话语暴力确定合法性保护和爆炸性力量，与‘爱国’与否本身关系不大。”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在德国接受采访时就奥运火炬风波说，任何重大的活动受到某种程度的抗议都是很正常的。西方国家有很多事情也是抗议不断。他进一步指出“中国有义务妥善地解决西藏问题。我们需要面对几个问题，比如如何与□□喇嘛进行更加友善的、更加积极的沟通；第二如何对待真正的自治；第三如何真正保护藏人的文化和宗教传统；第四如何解决汉人和藏人之间的关系……在目前这个时刻，我认为中国应当更加开放，我们本来承诺了给外国记者更多的自由，在西藏事件发生后出现了不应有的限制，这会带来外界更大的怀疑。”
在铺天盖地的极端民族主义言论下，这些声音不但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局势清醒的判断，而且它们在媒体上的出现也表现了中国公共舆论有限的多样性。但正因为如此，《北京晚报》刊登署名文章，指责《南都》长平为西方舆论张目，主张“造谣的自由”；上海则有学生发表网络文章，指责张闳对“愤青”的批判是“诽谤公众”，扬言要把他告上法庭。而一向比较开明的《中国青年报》和《南方都市报》则受到网络围攻，被说成是已经被西方媒体和平演变。这种尖锐激烈的政治攻击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内部日益加深的分歧和冲突，将给未来中国意识形态的格局带来新的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