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雀恋歌

　　1957年和1958年，那是打麻雀和打□□悲壮的两年。

　　2000年，我读了一篇经典妙文，题曰《赦免麻雀的“说法”》：“以前整你，是你有问题，没有整错。现在不整了，并不是说你没有问题，而是因为人民民主专政更加强大，有可能实行更加宽大的政策了。”

　　不久，《昨夜西风凋碧树》的作家徐光耀和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刘白羽两人的通讯问世。刘说：“我向你请罪！”徐说“这是那个年代和历史造成的，不能怪你。”确有“一笑泯恩怨”的味道和气概。

　　我动笔写这篇东西的今天是2002年冬至。

　　前几天中央电视台和有些地方台广播了关于麻雀的信息，说：“湖南省已将麻雀列为重点保护对象。”善哉，善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于是我欣然命笔，写一篇《麻雀恋歌》，自已读读乐乐，也让读者读读乐乐！

　　1958年早春二月，乍暖还寒，我中了头彩，和单位里的几个（一小撮）同事一起被加冕，戴上那顶“桂冠”。

　　同年梧桐叶落秋深的一天夜里，上海戏剧学院演出沙翁喜剧《无事生非》（又译《捕风捉影》）散场。那时我是该院苏联专家表演培训班的旁听生。文化界清理阶级队伍还没有划上句号，班里还是按例发给我两张戏票。我和中学时要好的女同学朱和庆漫步在延安西路的林荫道上。

　　“和庆，组织上决定调我去宁夏。”

　　停顿，两人闷走。从一家窗口飘出幽幽的“小夜曲”，是小提琴拉的，蛮动听，蛮吻合当时的氛围和我俩的心情。两人继续静静地走着，转弯，往静安寺方向走去。

　　“我也要离开上海了……”

　　“去哪里？”

　　“邯郸国棉二厂。”和庆是华东纺织工学院应届毕业生。

　　不用说，两人的心灵感应到位了：你是右，我也是右。一个是国民党高官的女儿，一个是红色家庭的“叛逆”。中学时的政治辅导老师杨鼎曾在学生党员中说过：“张福宽是自由主义加自由乱爱，我真替他惋惜！”（和庆的爷爷叫朱季鹰，教过我英语；父亲叫朱次生，曾担任过我们的语文老师，“肃反”期间他被押到东台劳改；后来我才知道她父亲曾是国民党重庆中央政府的文职高官，参加过“国共谈判”。）没有想到，我俩竟同在学校话剧团演过革命话剧《思想问题》、歌剧《白毛女》和诗人李季写的《王贵和李香香》。至今我还记得王贵和李香香唱的那些爱情语丝：

　　李香香：柿子树，软枣根，今后咱就是一家人，一家人！

　　王 贵：一个哥哥，一个妹妹，没家的人儿找到了家，找到了家！

　　李香香：一幅蓝布两下里裁，一家人儿二两分开，隔墙好比隔大海，什么人啊捎信来，捎信来！

　　王贵哥哥终日忙，倒叫俺香香挂心肠，黑夜开会闹革命，白天滩里去放羊！

　　…………

　　我俩还同去泰州参加过“反对美帝武装日本”的演讲比赛。整个泰州专区的中学选拔出二十多位代表，她获冠军，我得季军。嗨，好风光！

　　渐渐地，我俩萌生了爱意，没有想到两人竟悄悄相爱了！眼睛是最好的证明，那谁也骗不了的。一次，我主动约他到泰兴大戏院看夜场电影《我俩夫妻之间》，记得是凌之浩和蒋天流主演的。我的用意再明显不过了。放映的时候场子里黑洞洞的，我好不容易壮着胆子握住她的手，她竟没有拒绝。当然已经抓到手，她缩也缩不回去，我的心啊差点跳出口！散场时，突然下起了大雨，我俩靠在一家商店的屋檐下躲雨，我拉她靠在一起，她若即若离，即即离离，羞涩，垂下了头；很快，雨小了，我脱下上衣，披在她身上，送她回去……

　　1958年冬——1959年冬，这整整一年间，我修过水库筑过路，牧过骡马养过猪，背过粮包不叫苦。可是再苦再累，我常常在夜里伏着马厩里的炕桌上，点起自制的油灯写情书：两地相思，化苦为乐，享用这种柏拉图式的精神大餐。

　　一天晨起，冬日的阳光晒在纸糊的窗户上，那位满脸“地图”的大爷（老马倌，睡过女人，就是没有钱讨她回来成个家。）指着树上那对追逐着鸣叫的麻雀说：“小张，瞧这一对儿耍得多欢！敢情昨儿夜里孵过窝，痛快过！唉，人啊不也和麻雀一样嘛！‘人穷色不穷，麻雀也要打个雄’”。说罢，老大爷翘起胡须大笑起来，我也跟着哈哈大笑起来。

　　这以后，我和和庆继续书信不断，谈“波兰马佐夫舍歌舞团的民歌”（当时我从报纸上看到他们来华演出的报道）和“宁夏村寨里的山歌”的异同比较，还告诉她我沉浸在多梦的情歌海洋里。我新写的歌词填上“花儿”“王哥放羊”的调儿，唱起来很上口很好听，老乡们特别那些大嫂小姑们更喜欢唱，歌声响彻田头、水库，歌声弥漫了黄河的里河！和庆跟我诉说她的寂寞，她的胃痛，她在纺织机声中幽灵般似的浮动。工人们说她不是接受监督劳动的，像是电影明星下车间体验生活。她还说：“当干部的北方汉子对她用野性粗鄙的语言撩拨……”她总是在信尾捎上几句柔和而灼热的类似莎士比亚俏皮搞笑的台词。

　　后来，寨子里的支部书记常常跟我睡一个炕，同吃一笼馍，水库上的民兵队长还委任我做“牛鬼蛇神”的头儿！这是我一生中做过的唯一最快乐的“官”，从这些“牛爷、牛叔、牛哥、牛妹”身上我无偿地学到很多做人的道理和传统的美德。就连枣树上的枣儿也悄悄地对我说：“喂，给你南方的婆姨（爱人、未婚妻、心上人、妻子、老婆和内掌柜的，那里的村民好象都称为‘婆姨’）捎去枣儿吧！”枸杞园里的那些像红翡翠耳坠般的小精灵柔声细语地说：“小张哥，给你的心上人捧上红枸杞吧！”河套两岸的稻穗儿也请风婆婆带来话儿：“黄河水是甜的，宁夏的大米是香的，上海来的小伙子！回家的时候，别忘了给你妈妈送一袋，给你爱人也送一袋！”

　　啊！我眷恋宁夏山山水水，我眷念宁夏枣林果园，我眷念宁夏的父老兄弟姊妹！难怪我们“58年上海支宁夏文教大队”五百多位队员都没有忘记宁夏人民的这一段养育之恩，有好几位（名字我都叫得出来！），不管是在宁夏或者已回到上海，他们在谢世前的弥留之际，都说着同样的话：“我的骨灰一半带回，一半洒在宁夏我生活劳作过的土地上。”

　　蒙杨家营子党支部书记杨占川的恩准，我回故乡探亲，第一站我奔“邯郸国棉二厂”。那天夜晚，火车抵达邯郸站，出站我第一眼就看见她了。我身上背的她背不动，她接过我手拎的。此刻，大概是夜里八、九点钟的样子，月儿园园的亮亮的，满天星星好象都朝着我俩微笑，可就是班车没有了。齐巧一辆空车驶来。

　　“老乡，带我们一段路吧！”

　　“去哪里？”

　　“国棉二厂。”

　　“咿，咿！”马车稳稳地停下了。“上车吧！”

　　于是我把她抱上马屁股后面的车辕上，接着，我脚一颠也跳上了，靠着她坐下。

　　“老乡，鞭子我来拿吧！”说着我就从他手中接过鞭子。“啪！”举起鞭子使劲儿在空唿唢了一声，马立即拉着橡皮大车跑了起来。而后，车子也随之颠簸起来，我的身子和她的身子也随着时而靠紧时而松开。这时，我的心快活得颤动，体内血液的流速也加快了，我想她也会是这样的。真的，要是身边没有老乡，我会紧紧地抱她亲她吻她。“得儿，得儿！……”马儿上了大路往前跑去。

　　“咿，咿！…………”到了，我俩下了车，给了老酬劳费。

　　她引我进入“二厂”招待所一间客房。接着她把木板床上的芦席和肮脏不堪的枕、被卷起，我帮她用棉纱绳扎好，放进床肚下；然后，她又从她的宿舍里抱来自已的床具、脸盆等。临了，她摘下自已的手表放在桌上（不知她何时发现我的手腕上没有了表，那只表可是纺织工人的妈妈买来送给我的啊！）。“福宽，早点休息吧！”她走了，没有说一个“爱”字，也没有说一个“情”字；她的爱和她的情全部都倾注在不声不响的行动中。咦！两个性情中的少男少女，要是放在现在的话，肯定会爱得死去活来，活来死去的。

　　她带走三样礼物——一饼干罐的枸杞、一小袋红枣和一小袋大米——的那一瞬间，我发现她眼眶内含着泪。

　　作家丛维熙他说他的作品是喷自已的血写成的。当然，我也是用心用血写的。我追求人性的美。我追求人间的真善美。天啊！你为什么对我们这类人开这么一个不大也不小的玩笑呢？！

　　记不清是那一年了，肯定是“第三次浪潮”的那段日子，我作为《小伙伴》杂志的记者，去复旦采访谢希德教授，请她给少先队员和少先队辅导员谈谈“浪潮”。这个采访很成功，我很感谢她。

　　在那次邯郸分别不久，我早就听说和庆嫁给我中学的同班同学，如今是水稻专家、复旦遗传工程系教授葛君。于是我寻道问路去教授楼看他夫妇。

　　叩门。一位颀长驼背头戴绒帽的老教授开门步出。

　　“您，找谁？”

　　“找你呀！”我用手指顶了顶头上的鸭舌帽。

　　两人相抱了：“哎哟，我的老同学啊！”

　　“请，请进！”他把我请进门，引进他的书房兼会客室。

　　葛君忙着给我沏茶和端来一盆家乡的桂香糖、花生和水果。

　　我环顾四壁，没发现一张和庆和葛君合拍的镜框。

　　“葛兄，你夫人呢？”

　　“她，她离开我多年了！……唉，你给她的最后一封信，至今还压在我的箱底；……，咦，这颗苦果我吞下了。……”他好象是自言自语，当然我清楚他是对我说的。也许他不愿看到我的脸，或者他也不想让我看透他内心的隐情。我当时在想什么呢？苦果你吞下了，要是换成我的话，那就另样了，我会变苦为甜的。世界上的事真奇怪，该配对的不能配，不该配的却硬凑在一起。我顺着我的思路再往下行的时候，他又接着说下去了：“我，我没有什么对不起她的地方。在她走投无路的时候，我收留了她。你知道，□□在当时……（停了停），老兄，恕我直言，是‘麻雀乱飞，人人喊打’！再说我的家庭出身也不好……（葛君是泰兴吴震记绸缎庄大富商吴震之的小外孙，是泰兴城里数一数二的有钱有势人家的后裔，他和我不属一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冒了多大的风险啊！是我救了她，她不图报恩，反而对我冷漠、怨恨，一点良心也没有！……（气极了！）”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都是和庆的错，你葛君全对？

　　“难不成她做……“这时我突然脱口冒出半句。

　　“是啊，她居然做了对不起我的事！……“

　　“到底什么事啦？

　　“她私自跑到南京，跟着她那个当解放军军官的表哥鬼混。”说着，他的脸变形了，连声音也变调了！

　　“捉贼捉脏，捉奸拿双，你有凭证吗？”仿佛我是和庆的辩护人，我的声音盖过了他。我很生气，我想：一个像模像样的很有教养的女子，能随随便便脱下裤子干那件事吗？再说，即使是她干了那种事又怎么样呢？你就不考虑考虑，你是怎样对待这个美丽而聪明的女子的呢？你是真心的爱护她，还是仅仅可怜她？或者因为“政治”（无形的）而只用她的“□□”（实惠的），把她当作牲口……

　　“这……”语塞，他缄默了。

　　这时，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孩子推门走进。

　　我瞥了她一眼，她的长相竟跟和庆一模一样，略高一些，也很美。我的心颤动了，双手紧紧捏着，控制着自已的情绪。

　　葛君如梦初醒，立起介绍到：

　　“小庆，这位老师叫张福宽，是我中学时的同班同学。”

　　“张伯伯！”她甜甜一笑，叫了我一声后走进她的房间里去了。

　　葛君立刻把我拉进他的房间，“咬”着我的耳朵说：“老兄帮帮忙！这件事不能让孩子知道。我跟和庆离婚时孩子才四个月，她什么都不知道。现在她的母亲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助手。她为了我和小庆，做出了牺牲，决定不生养，这是很不容易的啊！要是让小庆知道一切，那，那我这个平静的家将会不平静。”

　　听了他的一番话，我心里感到一阵恶心！

　　这时他的刚到中年的娇妻也回来了。尽管他妻子和他女儿初见我面的印象还可以；我认为尽管他一家留我共进晚餐，很诚意，可我还是告辞了。

　　葛君他哪里懂得：恩赐的爱情不是爱情，人格的尊严比什么都要紧。世界上没有一个不爱自已孩子的母亲，母女连肉，十指连心。孩子是无辜的，她有权与亲娘相见。

　　在我流放的那些日子里，和庆！你知道吗？每当月中十六日的夜里，月儿最圆最亮的时刻，我总是跑到宁夏中卫杨家营子的合抱桥畔，深情地唱着这首歌：

　　哎——月亮出来泪汪汪，泪汪汪！

　　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

　　哥像月亮天上走，天上走——

　　哥啊哥，哥啊哥！

　　你可听见小妹叫阿哥？！

　　…………

　　哥啊哥，哥啊哥！

　　山下小河淌水清悠悠，清悠悠！

　　从打麻雀——关爱麻雀，善待麻雀，这是一个严肃而滑稽的、由痛苦——欢乐的长期的演绎过程。五十万个□□（这是官方有文字记载的数字，也有说五十五万，其实根据当年一位掌握内部机密的人士处获悉的数字是一百另二万，还把其他一些未经程序的□□不包括在内。）总之，□□分子和麻雀，两者的命运是一样的，都是挨打的，加上他们的子孙，被逼疯的多少？被打死的多少？自杀的多少？饿死的多少？屈死的多少？不死不活的多少？还剩下多少？不得而知。

　　今天是2003年元旦，我终于暂时结束这篇《麻雀恋歌》，元旦凌晨 1：00点正，我好象做了一场梦！唉，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梦嘛！不过这个梦做得太长了！有道是：天亦悠悠，地亦悠悠，人生恰似梦，梦到醒时醒亦梦，红尘滚滚，有几人能看透？

　　今年是羊年，愿和庆万事吉祥！

　　祝愿世上的有情人终成眷属！

　　和庆！如果有来世，我们重聚首，同唱一首歌！
　　2003年元旦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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