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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5
他到莫斯科的第三年,谢尔盖死了。倒毙在一处偏僻的田埂上,离最近的村子有十几俄里。没有人认识这个老头,只好把他当成身份不明的流浪汉,草草掩埋在白桦林边的荒地里。差不多二十年之后,伯兰特才知道他叫本尼迪克•哈迪,唯一的亲人是他那个住在威尔士的女儿。他竟然还有个女儿,那孩子多半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死在俄罗斯的荒野里,额头上有个血淋淋的孔洞。伯兰特把档案放回原处,这个文件架上全是孤魂野鬼。档案管理员把它们叫作“西区11号黑标签,编号01-67”。
后来他认识了叶尼亚。叶尼亚•伊凡洛维奇•里宾。维克萨(*1)人,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说的。伯兰特没有把他当朋友,不过也差不远了。他们年纪相仿,恰好也有收集邮票的共同嗜好。他很快发现叶尼亚•伊凡诺维奇是个天性爱玩的家伙,脑袋里塞满了打发时间的点子。他们是在一场画展上认识的,此后每个周末那个浅灰色头发的青年都不请自来。那时候伯兰特已经搬进了克罗杰诺夫大街的一间潮湿的底层公寓。谢尔盖死后,六处在莫斯科的联络人决定把译码工作交给他。发报机就藏在衣柜背后的一个暗格里。因此他很少邀请叶尼亚进屋去,毕竟这小公寓夏天里像个湿热的温室,到了冬天又变成冰窟。于是他们常常去散步,毫不吝惜地把一整个下午消磨在结了一层薄冰的人行道上。战争正在缓慢地拖垮这个国家。偌大的城市犹如垂死的巨兽,街道空荡荡的,风灌进每一扇破裂的玻璃窗里,在空无一人的房子里凄厉地呜咽。
等春天来了,我们到野外去走走,廖夫卡。浅灰色头发的青年凑近了他,眼睛微微眯起来,像只好奇的猫。卡希拉,怎么样?你的家乡。
你不会喜欢的,那只是个可怜的小城镇。
跟我说说卡希拉。
他头皮发麻,一层稀薄的恐惧如雾气一般浮了上来。伯兰特移开了目光,追逐一只划过灰白色天空的乌鸦,假装在斟酌词汇。他去过那个小镇两三次,“回家探亲”,但记忆依旧单薄而模糊。不管他怎么努力,所能记起的只是脏污的车站月台和低矮平房里飘出的炖菜气味。
她很普通。伯兰特勉强开了口,吃力地搜刮着细节。市政府大楼前有座列宁铜像,这没什么特别的,你应该看看郊外,我最喜欢的始终是郊外,夏天的时候,没有人能抗拒从田野里蒸腾而起的花香。
他露出微笑,顺着这条看起来挺不错的思路编造下去。
那里的雨和莫斯科的不一样,安静又温暖。森林湿漉漉的,比平常明亮了几倍。我经常到那里去砍树枝做钓竿,森林里很荒凉,有时候一连走上好几个小时也看不到人影。
他讲着,虚构的场景渐渐被更鲜活的影像代替了。他真正的童年,千里之外的老英格兰。十月份离下雪还远着呢,欧洲蕨刚刚褪成金黄的暮秋之色,最后一批金雀花也已经露出疲态。公共荒地里有许多五六英尺深的壕沟,战时遗物,人们这么说。不管当初挖壕沟的用意是什么,它们已经被灰暗的草木所覆盖,成了蜥蜴和玩土匪游戏的孩子们的地盘。
这就是卡希拉。他告诉叶尼亚,强迫自己露出笑容。他们坐在长凳上,肩挨着肩。暮色迅速地合拢,稀稀落落的两三盏路灯亮了起来,其余的都已经被打碎了,成了光秃秃地竖在雪地里的黑铁杆子。
那么,四月份,我们去看看你说的森林。
我不能去。
为什么?
我不能离开莫斯科。
不能?对方扳过他的肩膀,把他压在椅背上,浅色的眼睛嘲弄地眯了起来,你“不能”离开莫斯科?这是个很危险的说法,廖夫卡。
他一时语塞,简直想咬掉自己的舌头。他说得太多了,搞不好已经踩进了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里。你是谁?他艰难地甩出一个问句,觉得喉干舌燥,好像吞下了一把沙子。
对方轻声笑起来,弯腰拥抱了他一下。别紧张,廖夫卡,只是开个小玩笑。你当然不愿意离开莫斯科,乌克兰人宁愿挨子弹也要爬上开往伟大首都的列车呢。他停顿了一下,贴近伯兰特耳边,换用了英语。监察期结束,亲爱的莫里斯。我叫罗德里克•科尔曼,是你的新联络人。
***
罗德里克•科尔曼医生在两点零五分到达他的诊所。
“您迟到了,医生。”他的女护士探头进来,“康拉德先生十分钟前就到了。”
“病人等医生是国际通用的游戏规则,宝贝儿。”灰头发的医生眨了眨眼,脱下外套,换上白袍,顺手扶正了台历,“好了,让那可怜的人进来吧。”
那是位壮实的先生,拥有老自由党政治家的身材和小文员的脸,带着一种逆来顺受的驯服神情。他笨拙地在坐上诊疗台,不安地整了整外套领子。医生抬了下眼,露出一个戏谑的微笑,“放松点,我又不是那种嗤嗤傻笑的弗兰肯斯坦式怪人。”
“前天我开始觉得喉咙痛,今天开始咳嗽,还有点发烧。”
“您感冒了。”
“您确定吗?他们说还有很多致命的病都是从发烧开始的……”
“是的,确实如此。”
“那么我——”
“您感冒了,康拉德先生。回家,泡杯热茶喝——如果您喜欢的话,多加两片柠檬也没关系——好好睡一觉,明早您会感觉舒服很多。当然,您要是能少抽点烟,效果就更好了。”他指了指病人被熏黄的指头,“抱歉,我刚好留意到您的右手。”
下一个病人是个跌伤了膝盖的小男孩,他那情绪激动的母亲反复地向科尔曼描述儿子从树上摔下来的前因后果,一遍遍地催促医生检查孩子有没有骨折。当然没有,他心不在焉地应付着母亲接连不断的询问,一边用沾了酒精的棉球清理嵌在伤口里的沙子,男孩子拼命抓紧他的肩膀,好像要捏碎他的骨头。
再下一个是患风湿的老太太,花了两分钟抱怨她的关节痛,余下的十五分钟抨击天气,好像政府应该为此负责似的。医生礼貌地听着,在桌子下面偷偷地看表。然后把上次的处方单重抄了一份,交给她带走。预约表上还剩下一个名字,医生给自己冲了杯咖啡,支着下巴,盯着墙上的视力表发呆,直到护士拧开门:“医生,布莱斯先生到了。”
“请他进来。你可以下班了,小甜心,今晚有约会是不是?”
“您在扮演福尔摩斯吗,科尔曼医生?”
“你戴了条漂亮的新项链。”
“谢谢您,医生。”女孩露齿一笑,“明天见。”
“明天见——你好,布莱斯先生。”
他的病人大步走了进来,关上门,“很可爱的姑娘。”
“建议你别做什么出格的事,布莱斯,她的男友是个拳击选手。”医生把一个靠垫塞到背后,舒服地窝在他的椅子里,“你迟到了,我没有等人的习惯。”
“有两个盯梢的,只好多绕了几个街区。‘马格沙’还是没有消息,但六处在莫斯科的蜘蛛网倒是有点动静,你要是想要完整的文件,我可以帮你买。”年轻人在办公室里转了一圈,回到诊疗台旁边,“当然,我不建议你这么做,交易嘛,总是会留下点痕迹的。”
医生眯起眼睛,假装伤心地摇了摇头,“我的好上司劝我不要到处打探。”
布莱斯斜睨了他一眼,“据我所知,你向来都把他的禁令当耳边风。”
科尔曼举起茶匙,专心致志地研究着上面未溶解的糖粒,“怎么说呢,我毕竟是圈养的宠物,要守规矩才有晚餐吃……不,我不要从外派官员手里买情报,我亲爱的小蜘蛛布莱斯,我打算直接从6-A手里拿情报,免费的,就像圣诞节前夕派送的购物优惠券。”
“是啊,多好的主意。”年轻人冷笑了一声,“直接敲开部长办公室的门,对他说‘嗨,我要看看你们发往莫斯科和华沙的电报。’?”
“为什么不?”医生挥了挥勺子,勾起嘴角,“我认识他们一个译码员,他的杜冷丁是我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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