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兰登堡的冬天

　　“如果一个人被视为永远不会有错，这说明他在人群当中拥有绝对权威。在欧洲的伦理当中，父亲和长子是永远不会有错的，错的可能是任何一位家眷，通常是继母、次子、幺子、情人。而在东方，父亲、儿子和母亲都不会有错，错的通常是媳妇、妾，甚至仆人。”
　　纳珊抱着一把小提琴走过我跟前时，我迅速地把一本名为《世界女权概览》的书合上。他投以一个“你以为我会关心你在干啥？”的目光，继续向琴房走去。
　　这种书在战后十分流行，那些成功镇压了内战的容克老爷们正在遭受家庭暴乱，让人颇觉报应不爽。不过女权主义在德国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古往今来的日耳曼女人都对丈夫耳提面命，结果很多德国男人宁愿参军去了。至于女权主义在战后肇兴，这也没什么稀奇的。任何东西都在战后肇兴，像三十岁的老女人一样，走家串户，迫不及待地想把自己推销出去。斯巴达克团、社会民主党、退伍军人、学生运动、格奥尔格诗会，世面上从来不缺乏新的戏码。
　　不过我对此知之甚少，因为像罗森斯坦因这样富裕但并无门路的犹太家庭，总是担心孩子会在大街上被人抠走嘴里的金汤匙，然后伸冤无门。多数的时间我只能呆在家里，从外出置办各类物品的仆人那里接收一点外界信息。

　　这是1923年的寻常一天，父亲在书房里接待客人，母亲和几个来往密切的贵妇人打发时间，弗雷泽先生身穿全套的礼服，装成帝国宰相的样子四处督查“臣民”，楼下的喧杂声和器物碰撞声就像一首即兴曲。
　　女仆格丽塔在我的房间里到处擦擦抹抹，把家具收拾了一遍又一遍。我全然不介意她在这时候做家务，毋宁说是我让她在我看书时留在这里。这座房子的房间太多，每个人都像宠物鼠一样蹲在自己的格子里，再不找个佣人在身边转悠，简直就像出家了。
　　她把花瓶从桌子中间移到黄金分割点，又移到另一头的黄金分割点，见我还是没有放她走的意思，犹豫地提出是否让她整理书柜，“可我不怎么识字，小少爷……”她为难时并不像通常的下等女性那样绞着手——我猜她们是从教堂油画上的圣母那里学到的这个动作——只是落落大方地垂在两边，“按照大小来摆可以吗？”
　　“按照颜色来摆吧。”
　　她转过身去对付那些花花绿绿的儿童读物。其实我不怎么看这些七大姑八大姨送给我的书，我经常到母亲的书房里抠书看，所以格丽塔无论怎么摆，我都会满意。她显然不怎么信教，她的动作像缪斯一样轻盈而有韵律，悠缓如春天。

　　作为这个家庭的幺子，我是在仆人堆里长大的。玛德琳照料襁褓中的我，弗雷泽先生为幼年的我讲故事。等我到了不需要保姆的年龄，格丽塔为我安排生活起居。和我的那些注定要成为《傲慢与偏见》里的角色的亲属们不同，仆人们从不克制情感，他们缺乏教养，但是人们会为动物的天性而动容，草原上有牛羊舐犊，郊狼成群结队，物类的亲情友伴毫无遮掩，幕天席地，人们为何鄙弃自身的天性？
　　他们给我的爱是无语言的，人们善于用精巧的语言去书写更为抽象的东西，仿佛它们更伟大。我在当时也未能领域这些无语言的牵绊的重要性，直到日后，竟然在陌生人当中下意识地寻找这种被眷爱的感觉，才发现它影响深远。那时我已经二十多岁了。

　　“父亲和长子是永远不会有错的”——这是那本街头派发的《世界女权概览》里的句子，当时人们视女权主义为祸水，弗雷泽像犯了重罪一样紧张兮兮地对我说，千万不能让父亲知道他给我带了这本书。不过我认为它讲的实则是欧洲的家庭与社会的伦理。归咎于那些没有权威的暂住之人，就既不会撼动权威，也保有自己的所得，且于家庭关系损害最小，甚至还能因为替罪羊的离开而多分得一点。
　　我有四个哥哥，比我年长24岁的米尔顿命定要继承父亲的一切，我们的关系就像远方的表亲。纳珊是母亲的心头好，她把他作为在这个家里站稳脚跟的筹码之一。他们一个跟随父亲经商，一个在母亲的教导下早早开始学习音乐。米尔顿挣钱，纳珊把钱花在日后的结交文化人的事业上，这样一来，两位妻子所生的孩子就可以在这个家里各安其命。等到父亲百年之后，米尔顿和纳珊就成为没有错的人了。
　　我的未来或许跟托马、雅克更为接近，尽管他们对又一个异母弟弟的出生态度冷漠，但是所有次子都要离开家庭，独自寻找一片天地。和他们不同的是，作为幺子，我得到了父亲的宠爱，我提出的物质方面的要求，鲜有被驳回的——如果我小心谨慎，不提一些非分的要求。
　　这就是我的亲属关系。稍有头脸的家庭都会教育子嗣不要感情用事，情感远不足以左右什么，亲属关系首先受继承法的约束。仿佛人们生来就要为死后的那些金币而活着，而我们的命运是古典戏剧里的角色，在登台前已经安排好了。
　　还有比这更可笑的事吗？在可以为之捧腹大笑的年纪里，我全心全意地抵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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