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丝路

　　晋朝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的时代，更是书画得到最好发展的时期。书法家称魏晋书法为承汉之余绪，规隋唐之法，开两宋之意，启元明之态，促清民之朴，深刻地影响了历代书法并影响着当代书法的发展。

　　在魏晋南北朝时代，钟繇是以法帖见长的书法家，他在中国书法史上享有崇高地位，与张芝、王羲之、王献之被称为“四贤”，与王羲之合称“钟王”。钟繇在历史上享名最盛的是小楷，有“正书之祖”的美誉，现存世的作品有《贺捷表》《荐季直表》《宣示表》《力命表》和《还示帖》《墓田丙舍帖》《白骑帖》《长患帖》《雪寒帖》《长风帖》。

　　曹操也是个书法大家，后世称之为“金花细落，遍地玲珑；荆玉分辉，瑶若璀粲。”据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笔法传授人名》记载，“蔡邕受于神人，而传与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

　　从中可以看出，蔡邕的书法是一代代传递下去，钟繇和王羲之是蔡邕书法的集大成者。

　　西晋时期的卫家书法也是传世书法，卫觊、卫瓘、卫恒祖孙三代人被称之为“巨山三世”，卫瓘与尚书郎敦煌索靖俱善草书，时人号为“一台二妙”。《古今法书苑》附《陆深总论》曾评论卫瓘书法说，“张伯英之法，谓之草书，卫瓘复采芝法，兼乎行书，谓之稿草”，卫瓘的传世作品有《顿首州民帖》。

　　华亭鹤唳的创始人陆机也是一个书法名家，他是陆逊的孙子，陆抗的儿子，陆机的《平复帖》是中国古代存世最早的名人法书真迹，也是历史上第一件流传有序的法帖墨迹，有“法帖之祖”的美誉，被评为九大“镇国之宝”。

　　东晋时期第一书法名家便是琅琊王家，唐代窦臮《述书赋》曾说东晋的书法是“博哉四庾，茂矣六郗，三谢之盛，八王之奇。”琅琊王家其中书名较盛的有王敦、王导、王旷、王廙、王羲之、王献之。

　　王敦的书法《淳化阁帖》、《蜡节帖》，书法家称之为“笔势雄健，气势威武”。王导的书法有《省示帖》、《改朔帖》，唐窦臮《述书赋》评他的书法是“将以润色前范，遗芳后车，风棱载蓄，高利有余”。王廙是最为突出的书家，书画双绝，书法“谨传钟法”，王廙曾有“画为明帝师，书为右军法”的美誉，王右军便是王羲之。

　　王羲之传世的书法有《二谢》、《得示》、《何如》、《兰亭集序》、《十七帖》、《初月帖》、《快雪时晴帖》、《黄庭经》、《乐毅论》，王羲之的《兰亭序》，享有“天下第一行书”的美誉，王羲之本人享有“书圣”美誉。

　　王献之是王羲之第七子，《晋书》曾经将王献之描述为“少有盛名，而高迈不羁，虽闲居终日，容止不怠，风流为一时之冠。”王献之的传世作品有《鸭头丸帖》、《中秋帖》、《洛神赋》。

　　除了琅琊王家是晋朝有名的书法家族，还有庾亮的颍川庾家，谢安的陈郡谢家，王羲之岳父郗鉴的高平郗家，卫瓘与卫夫人的河东维嘉，以及桓温的谯国桓家等家族。

　　因为魏晋南北朝崇尚书法，也因此，楼兰古城中也发现了不少三国西晋时期的墨迹，考古学家称之为楼兰简纸或楼兰遗书。楼兰简纸主要有曹魏的咸熙、西晋的泰始、西晋的永嘉等年号。

　　第一批楼兰简纸是1901年被发掘出土的，1999年，侯灿、杨代欣等专家搜集整理一个世纪以来楼兰汉文简纸文书，最终撰写成《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这本书收录图版最多、校勘最充实、释文最精准，是楼兰出土汉文文书的权威性且专业性的书籍。

　　据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分析，楼兰简纸文书在内容上多属于公事往来、私人书信及名籍账册，文字才用草体书写，汉字使用的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有与官方文字相对而言比较流行的、便于民间沟通交流的通俗字体。一般官方文字称之为正字，民间文字称之为俗字。秦朝时期的正字是小篆，唐朝时期的正字是楷书，然而魏晋时期没有正字传世，通过楼兰简纸文字分析得出，魏晋时期汉制使用真草、正俗并存。

　　楼兰简纸的现存书法可以分为隶书、楷书、行书、草书。《泰始五年》简、《泰始二年》简和《泰始四年》简，都有浓厚的汉朝隶书的气息。《悼痛残纸》、《情用》、《追惟》《八月十日》、《马厉封检》的楷书接近于唐朝成熟的楷书。《济逞白报残纸》、《五月卅日残纸》、《将军》和《六月六日》残纸则是一种潦草的行书。《书不得简》、《从胡简》、《何将简》、《楼兰残纸》、《济白守残纸》、《华玄残纸》是章草的格式。

　　楼兰简书的书法所涉及的内容大致可分为：释官、释地、簿书、名籍、戍屯、廪给、器物、买卖、杂释、纸文书这几类。楼兰简纸书法表现出魏晋特有的肆意，书法随意不受约束，字形长短、大小、粗瘦不一。书法家认为楼兰简纸的书风有西域特有的粗犷，下笔力度大，给人一种大刀阔斧的既视感。

　　用墨方面，楼兰简纸多用渴笔而缺少温润，有时候甚至是秃笔，横笔在收笔时大都不顿按的同时，横折、弯钩的转折处，很少折笔使转，往往是成弧势一转而过，处处显示出西域特有的率直自然。

　　根据书法家考察，楼兰地域的简纸正处于汉代蔡侯纸被推广后，竹简与纸张交替使用的时代。有学者就此分析，晋代在文书传达上的文书装帧、传递记录、以及文书格式等，延续着汉代的文书行政，纸张虽然广泛利用，但就楼兰出土的简纸来看，文书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简牍。楼兰简纸的内容非常朴实，大多数是“大麦二顷已栽，廿亩下床九，十亩溉七十亩。”这样类似流水账一样的记录。

　　魏碑章草的名字始建于南北朝的南朝，南朝宋虞在《论书表》中记载“或真行章草杂在一纸”，又见王羲之的“章草答庾亮书”，从出土的简帛文字实物去看，章草在西汉使用广泛，并且在重要场合已经逐渐成为正式字体。

　　书法家和历史学家将楼兰书风与敦煌书风相比较，楼兰简纸的年代跨度是小于敦煌遗书的，内容丰富度上也要低于敦煌遗书。按照历史年代来说，楼兰简纸的年代更接近于汉简木牍，既有古老的纯隶和章草，又有比敦煌遗书的前期形态更靠后的楷书和行书。

　　与楼兰相比，吐鲁番地域书风中汉文化特征是更为突出，主要是永嘉之祸时期，中原汉族部分转移到了敦煌、高昌附近，史称“汉魏遗黎”。《敦煌名族志残卷》记载：“巨鹿索氏移居敦煌者分为南北二支，分别于武帝元鼎六年和新莽天凤三年迁入敦煌；子孙因家焉，遂为敦煌人也。”这段历史记录也佐证了五胡乱华、八王之乱、永嘉之祸、神州陆沉之后，汉人迁入高昌的史实。

　　之所以楼兰古城能够出土西晋时期的简纸，根据是说记载，司马昭曾经“廓开太学”、“荡定梁益”、“西戎既殄”，这些信息指明在“魏灭蜀之战”后，司马昭与司马炎父子扫除河西走廊上的障碍，西域诸国的学生慕名而来洛阳，在洛阳学习汉字、汉语。

　　卫瓘的亲家翁，司马懿的第四子司马亮坐镇雍凉二州，保障河西走廊交通通畅，也正因为西晋初年交通并未阻塞，楼兰与长安之间的文书往来便利。根据《资治通鉴》记载的鲜卑族秃发树机能引发的秦凉之变，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尽管秦凉之变爆发，但是楼兰地区并未收到这一次战乱的影响。

　　房玄龄撰写的《晋书·汝南王司马亮传》曾言：“武帝践阼，封扶风郡王，邑万户，置骑司马，增参军掾属，持节、都督关中雍、凉诸军事。会秦州刺史胡烈为羌虏所害，亮遣将军刘旂、骑督敬琰赴救，不进，坐是贬为平西将军。旂当斩，亮与军司曹冏上言，节度之咎由亮而出，乞丐旂死。”

　　从司马炎的姑父杜预因为秦凉之变和石鉴的关系被频繁撤职、升职，最后被委任东羌校尉的经历来看，汉武帝司马炎急切的想要平息为期九年的秦凉之变，并深刻地认识到了河西走廊稳定的重要性。

　　秃发树机能之所以能阻止羌族、鲜卑族抵抗晋朝的军队九年之久，核心因素在于“魏灭蜀之战”中邓艾、钟会等大将陨落，司马昭杀曹髦使得人心涣散，加之晋武帝司马炎频繁换将，石鉴私心排挤能人悍将，导致了秦凉之变消耗西晋国力的局面。

　　但也因为九年的秦凉之变，促使雍凉秦三州的将领不断与鄯善的西域长史、敦煌的太守、车师的戊己校尉、凉州的东羌校尉之间互通书信，才使得楼兰古城大量出土了西晋初期的简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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