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彩官路

　　我只当了一年半的省委秘书长。那年10月，毛定国书记接近最高任期年龄。他从内部渠道了解到，第二年全国人大会上可能要提名他任全国人大环境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他说：“秘书长的位置很重要，但一般都是书记点将的多。你从政府过来，主要是我的意思，我要走了，别人来我不清楚他会怎么想。所以我想征求你的意见，你是愿意继续在这个位子干，还是想调换个岗位，趁我说话还算数，可以为你早作打算。”
　　我说：“我听您的安排，秘书长的工作确实比较繁杂，最好书记能给我调个位置。”
　　“你去当省委统战部长如何？负责联系港澳台，联系外商，任务单一，到处可以走一走看一看，工作就是周游列国，悠哉悠哉，挺好的。”
　　他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没有必要提出其它要求。我说：“书记已经为金山考虑得很周到了，我除了感谢，没有什么话说了。”
　　就这样，在毛定国书记调离□□岗位的前一个月，在他的精心安排下，我由省委常委、秘书长变成了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尽管职务级别不变，但两个岗位却有很大的区别。就其重要性而言，秘书长的职位要重要一些，因为秘书长几乎天天都直接与书记打交道，在外人眼里就是书记的代言人，而统战工作，本身就比较单一和平淡，没有什么特别的权力。但这个职位的最大好处是工作相对轻松，压力不大，且自主性伸缩性较大，还可以到处走走，接触各方面的人士。
　　根据组织安排，原统战部长朱长进和我调换了岗位，对外讲是让我们在多个岗位锻炼，以便积累经验，增加阅历，有利于全面发展。而真正的内幕就是前面说的毛定国书记担心他调走后，我继续留在秘书长位置上不好干活，而人为地作了调整安排。他的出发点是为我好，他在西江工作时间较长，个性又比较强，得罪过不少的人，他作这样的安排是不想让我成为他的替罪羊，是对我的关心和保护。
　　作为我来说是无所谓的，因为我到西江工作后，特别是当省委秘书长以后，工作生活说话办事，时时处处都非常小心谨慎，没有与什么人积怨结仇，也没有损害什么人的利益，但毛定国这样安排，我还是很感激他。
　　统战部的工作相对独立，统战部这个带有战争年代印迹的机构，解放几十年了还是一直沿用。这个机构本身就极富中国特色，因为当年中国国共两党两军为了联合起来共同驱逐日冦，不得不暂时放弃相互间矛盾和冲突，达成统一战线，一致对付侵略者。
　　按说抗日战争结束了，日军辙回国内，国共需要统一，但联合战线已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确切地说应该改为统一部更合适，所以统战部实为统一部。
　　这个部门有十大任务：一是调查研究统一战线的理论和重大的方针政策，组织贯彻执行党委关于统一战线的政策措施；向党委反映情况，提出开展统战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二是负责联系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及时通报情况，反映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研究、贯彻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及对民主党派的方针、政策；落实党委关于发挥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作用的工作；支持、帮助各民主党派强自身建设。三是负责协调检查有关民族、宗教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联系少数民族和宗教界的代表人物；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举荐工作；协同有关部门与各种国内外敌对势力分裂祖国的活动进行斗争。四是负责开展以祖国统一为重点的海外统战工作；联系海外有关社团及代表人士；做好台胞、台属的有关工作。五是负责党外人士的安排，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培养、选拔、推荐党外人士的工作。六是负责联系工商联，联系港、澳、台及海外工商社团和代表人士。调查、研究并反映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物的情况，协调关系，提出政策建议。七是调查研究党外知识分子的情况，反映意见，协调关系，提出政策建议；联系党外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八是负责开展海内外统一战线的宣传工作。九是负责指导下级党委统战工作和统战部门负责人的培训工作，协调政府各有关部门的统战工作；十是完成省委交办的其他任务。
　　走出去是统战工作的主要活动形式，联系对象主要是港澳台，包括一些国外和地区。与台岛的党派打交道是我到省委统战部工作后的主要工作。我们联系的市县几乎覆盖了整个台湾，最密切的主要是台北、台东和台中，一年要跑七、八趟。和对方高官接触久了，感觉到互相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我们称呼自已人为“同志”，他们亦互称“同志”。
　　细究起来，可能他们称“同志”的历史比我们还长，国民党的国父孙先生逝世前留下的遗言就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说法，那时就明确表述自己人为“同志”了。而我们互称同志，则似乎来历不清，看前苏联电影有让列宁同志先走之类的说法，至于我们从何时起互称“同志”已经无从可考。但两党称自己人为“同志”，这一点是完全相同的。
　　还有就是两党都主张天下为公，都称自己是代表民主文明进步的政党。所以从政治主张上来看差别不大，但具体的施政纲领和执政理念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国民党推行私有制为主,而我们从建党那天起就主张实行公有制为主。我们早年实行的公有制，在尚未执政之前，主要是靠打土豪分田地，打来的财产平分给队伍里的每一个人和临时政府管理下的根据地的每一个人，平分财产在我们的队伍里一直是一大特色。
　　解放后，作为执政党也试图强力推进纯粹的公有制，也有一些成果，但这种模式对促进经济发展并不理想，与同一时期的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比较还是差了一大截。
　　最后，在1978年开始推行改革开放，其实就是对前面经济路线和政策的调整和否定，农村的田地实行了包产到户，城里的国有企业改制变卖给私人。所以，后来我们搞的这些东西是跟资本主义学的，包括跟台湾学，但又没有全部学。
　　象土地政策，台湾是土地私有，公民一旦通过合法渠道获得土地，则该宗土地永远属于他所有，而我们至今还坚持土地归国家所有，所有人员都只能通过合法渠道获得土地的使用权，而不能享有土地的所有权，这就是两者的区别。其实，这种土地所谓的国有也是一种表述而已，到了使用期届满，拥有者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的。根据对两岸政策异同的研究，我在与台商交往中，向他们解读大陆政策，消除顾虑，对招商引资很有帮助。
　　和国民党的多位中央和地方官员接触，从大家相处的友好态度来看，我觉得两岸已经基本上是一家人了。特别是对经济、文化、社会管理等方面的认知，已经非常接近。有一次，我和国民党前高官李实中会谈，他盛赞大陆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我则非常佩服台湾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管理体系，说着说着，我们都不由而同地说：“我们既然已经有那么多的共同点，为什么两岸不尽快实现和平统一呢？”当然这主要是两岸高层考虑的事，仅从两岸民间交往而言，早就融合在一起了。
　　李实中曾是国民党的高官，同时又是一名从事实业开发的企业家，我们从互访的酒桌上开始认识，渐渐地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在我的鼓励下，他把总资产的80%投到大陆，而且主要放到西江省，产业含盖房地产业、旅游酒店业、商业购物中心、儿童游乐中心、体育休闲中心等。
　　他在西江省城一口气就建起了三个高尔夫球场。我虽然不懂得打高尔夫球，但积极为他协调各种关系，办理相关手续，组织人员为他征地。5000多亩的球场用地，仅用3个月时间就全部给他搞清楚，可以动工建设，一年半时间，建成了三个18洞标准的高尔夫球场。
　　球场建好后，李实中时不时请我到他的球场，要教练指导挥几杆。我起初对高尔夫球一无所知，毫无兴趣。但练习几次后，竟然就上手了，还悟出了其中的一些道道，我总结打好高尔夫的五字口诀：稳、直、慢、看、送。稳就是马步要稳，双腿要象桩子一样钉住；直就是手和脊背要挺直；慢就是起杆要控制好速度；看就是击打时眼睛要牢牢盯住球；送就是击完球后杆子还要送一程。
　　把这些要领掌握了，打好这个小白球也非难事。我下场打几次，就打出了85杆的水平，朋友们都说我有悟性。当然真正要打好高尔夫球，除了掌握正确的方法要领之外，最主要的还是要多打多练，否则反复无常，搞得自己都没有信心。
　　自从学会了打高尔夫球，我一般每月打一到两场。有时和朋友打，有时一个人打，打一场球下来，出一身汗，全身都轻松很多，这是一项非常有益的运动，就是消费高了点，普通老百姓和一般公务员是玩不起的，领导干部玩也只能偶尔玩玩，否则就会被老板利用，甚至被拉下水，这一点我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所以我每次到球场打球都尽可能自己掏钱，但只要李实中知道总要给我免单，否则认为是瞧不起他，遇到这种情况我也就灵活处理了，但我绝不主动给他添麻烦。
　　有一次，李实中对我说：“我为什么要把主要资产投到西江，主要是冲着你来的。”
　　我说：“你为什么这么相信我呢？”
　　他坦诚地说：“我看你是一个诚实守信的人，说到做到，不会让别人吃亏，比我们很多国民党的官员要可信得多。所以，我认定跟着你这样的人干不会错。”
　　我说：“谢谢你的信任，与其说是你对我有信心，还不如说你对大陆的我们党和人民政府有信心，对国共未来合作有信心，对两岸统一的前景有信心。”
　　他若有所思地说：“您的话有些道理，但就我而言，主要还是认为跟着你干感觉靠得住，不然我可以到别处投资，或者分散投资。我把主要资产都投到西江省，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确实如此，在他到西江投资之前，他先后来过大陆十几次，大陆也有几十个访问团造访过他，并表达希望他能到大陆某某地方投资的邀请，但他都不为所动，或者说是举棋不定，没想到与我只接触一次，就能对我有这么大的信任感。由此，我常想人和人之间是否真的存在着如佛所说的“缘分“，如果有，看来我与李实中的缘分非同一般；如果没有，那我们为何又能相见如故呢？
　　管统战工作后，我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研究宗教，特别是佛教的经典教义并接触一些著名的宗教界人士。我越来越相信人除了□□之外，确实还存在着人们所未曾知晓的精神层面的东西。而这种精神层面的东西，往往决定人的命运和事物的发展趋势。那年我到西藏参观学习，造访一位得道高僧，他只望一眼就对我说：“施主佛根深厚，有预知神秘事物之慧眼。”
　　我权当他是夸赞话语，并不十分在意。但后来经历过许多事情，我确实发现自己有一定的预感功能。特别是一些诸如地震、空难、重大人事调整等发生之前，要么提前几天有相关的梦，要么莫明其妙地眼皮乱跳，而且每每得到应验。
　　我任统战部长的第三个月，按计划要率一个15人的访问团到台湾进行工作交流，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即将成行之日，有一天晚上，我梦见了一架飞机从高空坠落下来，差点儿砸到自己头上。
　　醒来后，吓出了一身汗，我预感可能要发生什么意外事件。凭几十年的经验，凡遇到这种不好的预兆，在情况不明朗之前，最好是按兵不动，静观其变。于是，我立即打电话给准备随我出访的省台办主任张大龙，将赴台时间往后推延一周再说。
　　到了第三天下午，我接到省台办张大龙的电话，他有点激动又有些慌乱，声音颤抖地说：“赵部长啊，您、您、您真是太英明了，您救了我们这一行人啊，如果不是您有事推延赴台时间，我们今天全部都报销了呀。”
　　原来当天下午3时由西江飞往台北的飞机，起飞后45分钟，莫名其妙地在高空解体，26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按计划如果我不决定推延时间，我们访问团一行，当天就是乘坐这趟航班赴台访问的。听到他如是说，我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同时也有一种愧疚感，如果我们上了飞机，至少有15个人当天上不了这趟飞机，那么悲剧就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是代替我们赴难的。当然，还有另一种说法，如果一架飞机上有一个命大的人还不该死，那么那架飞机就不会发生空难。但不管怎么样，毕竟我们原计划乘坐的飞机出事了，对于我们来说总算是躲过了一劫。
　　当初毛书记让我转任统战部长，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酒量比较好，敢拼。到统战部工作一段时间后，我深深体会到，要干好统战工作，除了能力水平，敬业实干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能喝酒。
　　统战工作很多时候都是在酒桌上进行。有一次我率一个团到香港活动5天，喝了12餐酒，5天中餐晚餐都安排了宴请，还安排了2个晚上的宵夜。而这12餐酒宴,分别谈成了12个招商引资项目，可谓是成果斐然。
　　其中，有位港商马龙涛先生想到内地建一座五星级宾馆，选择三个地方：广州、西安或西江省城。在他举棋不定之际，听说我率代表团在港活动，他主动联系我们，要求由他们负责宴请一次，白天的安排已经全排满，只能安排在晚上见面。
　　我们在港活动的最后一个晚上，安排和他见了面。一见面他就提出请我们吃宵夜，边吃边谈，我答应了他的要求。他请我们到香港最有名的维多利亚港酒店顶楼包厢吃宵夜。
　　他上来就说“赵部长，我们第一次见面，今天晚上主要是喝酒，您说好不好！”
　　我回应说：“好！一切听马总安排。”
　　当天晚上2个多小时的宵夜，我、马总和双方各2个随员，一共喝了6瓶蓝带。尽管晚餐时我已经和另外一家港商老总喝了1斤多的茅台酒，但我还是坚持来者不拒。
　　告别时马总当着大伙的面说：“现在我正式宣布，本人到内地投资建设五星级酒店项目就选择在西江省省府所在地江凌市。”
　　我紧握他的手，激动地说：“谢谢你看中我们西江省，我代表西江省江凌市人民欢迎你们，并努力为你们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一个月后，马龙涛带着他的团队到西江省城投资建设港福国际大酒店，项目总投资6亿元，按国际五星级酒店标准建设。
　　因为是我引进来的项目，我非常重视这一项目建设，要求省市相关部门给予大力支持，项目推进非常顺利，仅用两年的时间，酒店建成使用。
　　建成后，成为西江省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酒店。后来，马龙涛跟一些朋友讲了他将酒店放在西江省的原因，就是在他举棋不定的时候与我见面喝酒。通过喝酒给他信心，他说：“喝酒豪爽的人，做人做事都爽快，跟这样的人合作错不到哪里去，所以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与赵部长一见如故的痛饮，便让我最终选择投资西江省，事实证明我的投资选择是正确的。”

该作者现在暂无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