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彩官路

作者:宝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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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风能起三级浪


      当上了领导干部,成了公众人物,社会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所期盼的领导者形象也越来越完美。一旦发现领导人的言行举止达不到他们的预期,就必然引起指责和议论。所以领导者自我约束自我修养显得非常重要。而这方面主要是体现在对日常事务、日常问题和矛盾的态度和处理上。
      当领导抓大事固然重要,但要留下好的口啤还得在小事上下功夫。我当□□以后,特别注意一些看似细微的事情,并真正用心去把它经营好。在实践中,我总结出了做好小事,处理好日常矛盾和问题的一些具体方法。
      在原则与感情之间找到结合点。领导人每天面对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有的难处理有的好处理,但不管难易都需要进行处理,而处理日常矛盾和问题首先要考虑的是两个因素,一是原则,二是感情。也就是说,对于某件事能不能办怎么办,一方面受到原则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受到感情的影响。如果只一味地按原则办事,那必然会得罪很多人,包括一些不该得罪和不能得罪的人,其严重的后果可想而知。
      我有一个很好的官场朋友谢秋波,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武大毕业生,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就是头脑过于死板,遇事不会变通。
      八十年代初,因当时有政策突击提拔有文凭的年轻优秀干部,他从县委组织部的一般干部一下子就被破格提拔为县委组织部长,时年30岁。才华出众,春风得意,加上性格上的较真,使他的一些言行举动与官场规则格格不入。他上任不久,就对县委书记、县长提出的个别人事调整方案提出质疑,久而久之,两位主官对他都很不满意。
      有一次县委书记罗正东想让跟随他多年的秘书到乡镇主官岗位上挂职锻炼一年,增加阅历,以利于将来的发展,书记要他做方案,他表示反对,他坚持认为,乡镇一把手位置重要,拿这样的位置来挂职,对乡镇的发展会产生消极影响,所以要挂只能挂副职位置而不能挂正职位置。
      为此,他跟书记争论了整整一个多小时,因为他说的有道理,书记妥协了,最后书记的秘书没有得到安排挂职。
      事后他专门给我打了电话讲了这件事,而且还有些得意的样子。我当时就对他说:“你坚持原则是对的,但你的工作岗位可能很快就会调整啦。”
      结果不到一个月,他先是被派到市委党校学习3个月,然后被市委任命为党校副校长。
      市委分管干部的副书记找他谈话时说:“党校是培养领导干部的地方,我们通过征求意见,县里主要领导认为你文凭高,理论功底深厚,所以向我们推荐了你,你可要好好干啊。”
      他开始还以为组织上是用了他的长处,上任后想风风火火大干一番,但校长并没有分工他管教学,而是安排他管后勤生产,理由是他在县里工作过,有后勤生产工作经验。
      他并不理会其中的奥秘,抓生产就抓生产,他直来直去,把后勤人员管得死死的,校长宴请客人吃饭的发票,他都要仔细审核把关,有人出差在外就餐多开了一包烟钱的发票,被他查出后,召开全体后勤人员大会,辟头盖脑批了一通,勒令作出深刻检查,并退回烟钱。
      渐渐地大家见到他都想绕道走。结果在市委党校干了一年半,又被调到市委党史研究室当副主任。
      这时他才似乎意识到自己有些问题,而且渐渐被边缘化,他开始抱怨领导和组织对他不公,甚至认为有人故意整他,于是不顾场合发牢骚,还写了匿名信告领导,因无凭无据,不予受理,他不服气,署真名告状,上级派人调查认定为诬告,他因此被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职处分。此后他一路消沉,再也振作不起来。
      他的教训,我一直牢记在心,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注意。
      人们常说原则是死的而人是活的,这话不无道理,特别是在制度法规并不是很健全的情况下,很多原则的东西都只是写在纸上,或者是对大多数无职无权的人说的,真正有本事的人原则不过是门神或小媳妇而已。
      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自己的理解和把握都是比较到位的。我当□□所用的干部,大多都是既符合原则又兼顾感情,用得都比较顺意。
      有一年,市政府的秘书长上调省政府机关工作,因市政府的秘书长位置重要,当上了就相当于准厅级了,所以位置空缺出来后,觊觎该位子的人很多,各方代表人物都表现得非常活跃,几番较量后,剩下三个竞争对手。一个是市财政局的党组书记、一个是市经委主任、还有一个是县长。
      从各方面的综合情况来看,这三个人都不是当市政府秘书长的最佳人选,他们的文字功底、机关工作经验和资历都比较浅。但这次的秘书长人选还只能从他们当中产生,主要是牵扯到方方面面的人情关系。
      那位市财政局的党组书记曾当过常务副省长的秘书,一个多月前副省长就打了招呼,希望我能关照关照。市经委主任的老爸是国家计委的副主任,手中握有大量的项目和资金,他对其公子寄以厚望,暗示他那儿有很多机动经费等待安排。那位县长,则是我的大恩人范长有老书记的亲侄子,老领导也专门给我打电话要争取这次机会给这个侄儿创造多岗位锻炼锻炼。
      按原则来办,那就是民主推荐,组织考察,个别谈话,最后提交常委集体研究决定,最后可能他们三个人谁都当不上,而这三条线的关系也意味着被疏远甚至是断线。
      我经过反复权衡思考,拿出了一个三全其美的方案。那位县长一直在基层工作,最需要增加机关工作阅历,而且又是我大恩人的亲侄子,我首选他为市政府秘书长的人选。另外两个我也同时作了安排,财政局党组书记兼任局长,把原局长调市委任副秘书长兼高新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市经委主任则放到县里任县长,该县的县委书记已接近退休年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是过渡一下就准备接任县委书记的班。
      人事调整完毕,反馈回来的消息是各方都比较满意,纷纷向我表示感谢。
      常务副省长一年内到江东主持召开3次现场经验交流会,推广本市国企改革、税收征缴、计划生育工作的经验。
      国家计委给江东市戴帽特批了两个重大项目,一个大型水电站,一个特大型有色金属深加工基地,总投资达30亿元,80%由中央财政直接投资。
      老书记范长有对我更是关怀有加,已经贵为□□的他,经常主动从外省打电话给我,问有什么事需要他打招呼协调的尽管说。
      通过这件事,使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使用干部最重要的一条是平衡关系,要做到这一点,主官必须牢牢控制人事权,用什么人可以提交常委会讨论,但讨论之前必须要有自己的主见,而且主见一旦形成,就必须破除一切干扰使之成为现实。
      在台上与台下之间演好角色点。领导者和演员一样,日常的活动不外乎两个场所,即台上与台下。这两个场合对演员来说可以分得很清楚,台上是演员,台下是常人。但对于领导者来说则不是这样,尽管两个场合名称不同,活动的内容和风格不同,活动的要求不同,但只要有第二个人在场,不管台上台下,领导者都需要把自己装扮成演员。否则你的官场得分就会大打折扣。我们经常看到媒体宣传某某领导人很亲民,和普通百姓一样,一点官架子都没有,咋听起来觉得他不掩饰不伪装,其实一个高高在上的领导者能够屈身于民众中间,让你看不出他的真实身份,这本身就显示了他高超的演技。一个为官者始终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没有周末的全职全时演员,而且你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必须演得逼真,不能让观众看出你是在演戏,否则就很难成为一个完美的领导者。我任□□期间对此颇有体会,我总结了一条台上台下的行为准则,即:台上的事一定要做得漂亮,台下的事一定要做事隐蔽。在台上所说的话所做的事都要经得起方方面面和时间的检验,而在台下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则分为两类,一类是可以公开的,那就是要大张旗鼓地去说去做,另一类是不能公开的,对这一类事情就必须进行严格的隐蔽伪装。尽管我们常说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但有一点无法否定的事实就是,共产党员也是人,常人的所有需求他都同样需要。那些年流行晚上唱卡拉OK,我也沾染了这一“雅兴”,隔三差五要到那种地方消遣一番,这要是普通百姓,只要消费得起,你成天泡在歌厅里都没有问题,但作为一个□□,如果让人知道也时常沉迷于酒绿灯红之中,那肯定就会出问题。我有一个战友,是市公安局的副局长李东术,算是知根知底的好朋友,每次有这方面的需求,跟他打声招呼,就会安排得妥妥当当。时间长了,不用我打招呼,他每隔二三天就会主动为我安排。在江东工作几年,基本上只有他知道我有这个爱好,其他人包括我的秘书司机都不清楚。有一次在歌厅唱歌,陪唱的女大学生看着我愣愣地说:“你好像一个人耶?”我说:“谁呀?”“市委的赵书记呀。”小姑娘脱口而出。我还担心被她看穿了,当我显得有些尴尬之时,李东术过来对着姑娘说:“算你好眼力,他就是市委赵书记的亲弟弟。”那女孩连忙说:“怪不得长得一个模样,哎呀,原来你是赵书记的弟弟,有机会引见引见你哥哥呀,等毕业以后让他帮忙找份好工作呀。”我也只能逢场作戏地说:“好,好,有机会我一定引见。”老李接过我的话说:“那么大的领导你想见就能见呀,有什么事我李哥给你搞定不就成啦。”小姑娘开心地笑着说:“那就说定了,我的工作分配问题就包给你李哥啦。”后来,李东术还真是把那位姑娘招进了公安局当了交警。一个人只要他生活在社会上,就少不了要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而很多关系是不能拿到台面上处理的。比如为老领导、老战友、老同学、老同乡办些私事,不办就会得罪人,甚至影响到自己的前程,办了又不符合相关规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只能变通处理。变通的方法很多,关键是必须做得隐蔽和保密。私密的事一定要托付给非常信得过的人去办理,不能认为自己官大,把所有部下都视为可托付的人。事实上,很多部下对领导是不忠诚的,只是因为处在下级而装作唯唯诺诺罢了,对这种下属任何时候都只能让他办原则内的事,而且还要保持一分警惕。我有一个官场朋友,和我同时期任县委书记,“三讲”的时候被人提了“乱插手工程建设”“乱到部门报帐”“经常和老板吃吃喝喝”“常和女下属拉拉扯扯”“利用权力为老家办事”等几十个问题,结果被撤职并通报全省。他的教训就是常托部下办事,从不选择对象。
      在陌生与亲友之间把握好区分点。当领导也有自己方方面面的朋友,如何对待朋友也是领导者须要研究的学问。按理说,作为一方父母官,就应该一碗水端平,对谁都一样,但我们是中国人,是礼义之邦,很多人情上的事情是不能忽视的,特别是对待一些故交老友,丝毫不能马虎,要不然你的好名声就难保了。为了保证在朋友面前得高分,我每年至少要安排三个饭局:就是好战友聚会,好同学聚会,好同乡聚会。安排这些聚会时,我都要亲自制定方案,亲自确定参与人员,亲自安排菜谱和座次,并准备一个简短而得体的讲话。这种场合除了接待办一名贴心的工作人员在场负责后勤保障外,其他人一律不参加。
      在趋利与避害之间选择取舍点。趋利避害是人的共同本能,当领导的也必须要遵循这一行为规则,只是领导者的趋利避害显得尤其重要,它牵涉到两个方面的利害关系,一个是单位的,一个是个人的。人们常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就相当难。造福一方,关键在于一个造字,如何去造,这是一篇非常大而且又非常难做的文章。我的体会是,必须牢牢树立趋利避害的观念。每天摆在领导者面前的事情千头万绪,每件事都有利和害两个方面,把握得好就是利,把握不好就是害。那年市委为了调动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决定对招商引资有突出贡献的干部给予重奖。这是一个激励政策,执行半年下来,招商引资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突破,引资额比上年同期增长了300%,得到奖励最多的市招商局副局长牛得利一个人就获得奖金500多万元。但有的干部一年到头招不来一个商也分不得一分钱。一时间在干部队伍中议论纷纷。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这种做法奖励先进,有本事的人多拿点没有什么不妥,应该坚持;另一种则认为,全员招商的做法不可取,因为各部门的分工不同,有的本来就分管招商,认识的人多,招商资源丰富,有的人主要工作是在办公室爬格子,一年到头足不出户,认不得几个人,要他去招商等于要他的命,所以对这类人员要区别对待。两种意见似乎都各有道理,但只采纳哪一方的意见都有些欠妥,经过权衡利弊,我提出了一个趋利避害的方案:市里设立招商引资奖励基金,原奖励标准不变,但奖励的方法和对象作适当调整,拿出奖金总额的50%用来奖励正常上班的市直机关全体干部,30%奖励给引资人所在单位,20%奖励给引资者个人。这样既穾出重点又兼顾大家。方案公布后,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赞同。在趋利避害方面,尤其是涉及到个人和家庭的事务更应该慎重对待。
      这一年,我父亲逝世。父亲在中秋节那天走的,在此之前因患有老年痴呆症,已卧床长达4年之久,一直在老家由弟弟、弟媳照顾,因为是慢性病,没有什么特效药,所以父亲从患病到逝世都没有住院治疗,我每隔一段时间带点药回去看看,每次看到父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的心象刀割一样难受。
      我也曾想过把父亲接到江东的大医院进行治疗,这样可以减少他的痛苦,我咨询过专家,专家说这种病目前世界上都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是很多国家元首得了这样的病也只能保守治疗,无法进行根治,而且住院治疗费用相当高。
      我是□□,给老父亲治病,只要我开口,市里所有的国营医院都会抢收这个病人,而且绝对是象征性收费甚至是免费治疗。
      这样一来,父亲是得到了较好的治疗,但多少人就会借此机会向我靠拢,甚至是借探视病号之名变相行贿,会带来很多的麻烦。我经过反复权衡考虑,最终决定还是不把父亲送到江东来治疗,反正专家说了,这种病是治不好的绝症,干脆让他留在老家农村进行保守治疗。
      就这样,父亲病了4年,没有花国家一分钱的医疗费,按规定他也不具备花国家医疗费的条件,但只要我一句话,他可以得到最好的治疗,我没有这样做,我对不起父亲,但我自认为对得起组织。
      父亲逝世的消息尽管我作了保密封锁,但还在一定的范围中传开了,很多领导和朋友自发地到我老家为老人送行,当得知老父卧床4年没有住过一天院时,各种议论都有,有说我不以权谋私是个清官,有的说我心里只有江东百姓顾不上患重病的老父亲是个好领导,也有的说我对父亲没有尽到孝道不是一个好儿子。对褒奖我的话我倒不觉得有什么好听,但对说我不是一个好儿子,确实直□□的心头,一直痛到今天。
      我只能说:“父亲,请原谅您的儿子,一旦吃了皇粮,就终生身不由已了”。有词为证:
      《长相思. 忆慈父》
      亮中秋,暗中秋,何处寻得父影留?愁绪满神州。
      日也幽,夜也幽,常忆慈祥笑脸侯。阴阳两去留。
      在眼前与长远之间寻求共同点。领导者经常会遇到在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矛盾中作出抉择,有的事情从长远来说是件好事,但就眼前而言却是一件棘手的事,有的事情从眼前来看是一件很不错的事,而从长远来分析却是一件很糟糕的事。
      对此,我的解决办法是:客观分析事情的本质,找到既符合眼前利益又符合长远利益的共同点,尽量不要使两者对立起来。那些年,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靠的是土地运作,就是从农民手里低价征收土地,再高价卖给开发商,征农民的土地一亩成本才几万元,有的甚至才几千元,而转手卖给开发商则是一亩高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几十倍上百倍的暴利,所以在很多地方都流传“要想富动干部,要暴利卖土地”的说法。
      我主政江东市几年,对这方面也动了不少的心思,当然主要是为江东的建设和发展着想。卖土地来钱是快,但如果不注重规划,无序和过度开发,那就会给未来的江东埋下重大的隐患。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强调江东的土地必须列入一把手负责制,即每年土地从征收到出售都要报市委政府把关,而且每一块土地的开发都必须符合整个市政建设的总体规划,做到不在规划范围内的土地不批,不符合环保要求的项目不批,不能产生长期经济效益的用地不批。这样做既解决了眼前的快钱又保证了长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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