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与东风

　　（一）悲愤出走
　　蓦然从温暖如春的南方走进冬日的武汉，便觉掉在冰窖里一般。一阵寒风卷起漫天的灰尘迎面扑来，刮得人睁不开眼，身体抖抖索索地缩成一团。
　　下了长途汽车，走上村前的那座山坡，全村的房舍庭院，小溪曲塘便尽收眼底了。那幢屹立于全村最高处的三层青砖绿瓦房，便是我魂牵梦萦的家了。我一口气跑到家，撞进半掩的大门，大声喊道：“妈，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母亲一边从厨房里走出来，一边嘟囔：“谁家？”她看见我提着一只箱子站在屋里，呆了一下，忽然一把抓住我，眼里闪动着泪花，又像问我又像自语：“真是馨儿回来了？我不是做梦吧？”
　　我的泪水如断线珠子般的滚落下来，扔了箱子，一头扑进母亲怀里：“妈，这不是做梦，馨儿真的回来看您了！”
　　母亲把我紧紧搂住，用那双枯手颤抖地抚摸着我的头，泪水滴在我的脸上，热乎乎、湿漉漉的。好久没有这样痛痛快快地哭一场了——积了五年的泪水，一下子怎能流得完呢？透过泪眼，我发现临走时她头上那几根稀稀落落的白发，如今快爬满一半了，时间过得真快！
　　“你爸当年也是太过偏激……现在还恨他吗？”过了好一会儿，母亲才问。我抬起头，冷冷地说：“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还提它干什么？再说我不靠他，不是照样拿到了大学文凭吗？”然而我又怎能忘掉那无法愈合的伤痛？
　　父亲常年在外经商，多多少少总有些积蓄。但他总是千方百计为小弟打算，小弟吃的、穿的、用的都高我一等。他又生性多疑，连母亲都不放心，怕她攒些私房钱给了我，并常和母亲吵架。母亲总是逆来顺受，很少计较。我忙于学习，也没有过问。
　　读高二时，村里的“快嘴婆”——一个拖着三个孩子的目不识丁的长舌妇到我家来串门，和父亲谈起我读书的事，说：“我说大哥呀，你的脑子怎么这么不灵光！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什么？只要会数钞票就够了。”她得意地指着身边的大女儿，“你看我家的婷婷，比兰馨还小三岁，钱都赚了一摞！”
　　我气得直翻白眼，真想冲上去狠狠地搧她几记耳光，然后一脚把她踢走！但我终于忍住了，冷若冰霜地走出门，倔犟地望着天上自由飘荡的白云。谁知高三要报名时，父亲声称自己做生意亏了血本，活生生地断了我那根深蒂固的大学梦。母亲也无能为力，只是暗暗垂泪。
　　悲痛欲绝的我，从此对家疏远了，淡漠了，我再也不想呆在家里了。恰巧打听到广州莞市的某一中外合资的纺织厂来武汉欲招收一批女工，我便报了名。母亲开始无论如何都不愿我离开她，后来见我吃了秤砣铁了心，又要寻死觅活的，才勉强答应下来。父亲板起脸，把眉一扬，冷冰冰地抛下一句：“出了门就别再回来！”
　　一个秋风萧索，秋雨连绵之夜，我收拾好简单的行李，离开了这个养育了我十八年而又束缚我高飞，给我温暖而又让我痛苦的家，踏上了一条吉凶未卜的漫漫长路。“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临走时，我给父亲留下了一封信——

　　爸爸：
　　您好！
　　当您看到这封信时，我早已远走他乡了。您不必为我担心什么——或许是我多虑了，您关心的是小弟，本来就未把我放在心上。
　　我常常对您的某些荒唐行径表示不解或困惑：论成绩、论为人、论处事，我哪一点比小弟差？他凭什么要高踞于我的头上？既生儿，何生女？以前我总是忍气吞声，一言不发的原因，就是您毕竟还在供我读书。想到这一点，我觉得什么都可以忍受。如今，连这点最低要求都破灭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时代变了，观念也得转变过来。女孩子同样是跨世纪一代青年，没有文化根本不能立足于祔，顺应历史潮流，更不用说什么担当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重任。而您却仍旧死死抱住那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朽木不放，令人无不遗憾地轻信一个鼠目寸光的文盲的话，从那一刻起，我心目中的父亲高大威严的形象彻底崩溃了……我敢断言，您以后一定会为这个愚蠢之至的举动而后悔一辈子的！
　　我的出走，对您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您减少了抚养一个人的负担，可以多给小弟攒点钱了；我也得到了解脱，越出了您早就为我设置好的轨道——我要用事实证明：没有您的支持，我照样可以成材，不过多走一点弯路罢了。我相信我以后一定会比小弟强，至少不比他差！
　　稍安勿躁。
　　不肖女：兰馨

　　（二）他乡思故
　　母亲没有再深究下去，只是问我工作得是否顺利，待遇如何。这又勾起了我辛酸的回忆。纺织厂的老板在招工时信誓旦旦，扬言厂里实行八小时双休的标准工作日制，三个月的试用期每月四百元；三个月后在此基础上另加伙食费、津贴和其他补助；晚上、双休及节假日加班则是基本工资的双倍。我们九个年龄不相上下的乡里妹子不久就一起踏上南下的火车，她们个个眉飞色舞地议论着，有的已经设想到将来钱多了怎样消费，比范进中举的那股高兴劲儿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恨车开得太慢。只有我静静地坐在车厢的一隅凝神细思。
　　我猜测到事情并不会如她们想像的那样一帆风顺，人必须现实一点，走一步看一步，有时还要作好最坏的打算。希望越大，失望也可能越大。这里的工作环境不大好，纱线的飞絮无孔不入，呛得人喘不过气来，长此以往，还有肺病的隐患。工作时间从早八点至晚八点，中午只休息一小时。好容易一个月熬到头，眼巴巴地盼到发工资的日子，老板不但对于奖金、津贴等只字不提，反而肉中挑刺，说我们做得不合标准，每人仅仅发了三百元。小姐妹们当初珠玉缀天、金银铺地的都市梦顿成泡影。她们纷纷骚动起来，有的立即利用这点工资购买了一张打道回府的车票；有的受不了折磨，跳进了酒吧和□□。
　　我深知自己如果没有一技之长到哪里都行不通，便报了电脑夜间培训班，等学会了电脑再另做打算。拖着沉重的步子踽踽独行在华灯如族的街道上，小吃店中香气扑鼻的晚餐，卡拉OK厅里柔情似水的歌声，婆娑树影下喁喁絮语的一对对恋人……一切都那么荡人心魄，让人艳羡不已。“不，你决不能沉醉其中！你忘了你当初的誓吗？你什么都没有，你必须奋斗，奋斗！”我忽然从酣梦中醒来一般，收起了翩飞的遐思，快速而坚定地走进电脑培训班。两个月下来，人整整瘦了一圈，打字的速度已达到90字/分，后来被一家房地产鹟聘为打字员，摆脱了包身工的处境。随后又马不停蹄地开始自修大学课程。
　　一天晚上，我加班后像往常一样回宿舍，见一位脂香粉腻的女郎在街道拐角处徘徊，眼睛游移不定地盯着过往的行客，我正要从她身边匆匆擦过时，女郎突然惊问：“哟，这不是兰馨吗？”她看见我愣住了，笑说道：“真是‘贵人多忘事’，我是小芹呀！”
　　我仔细一瞧，果然是她！比我大两岁的周小芹，初中没毕业就自己辍学了，半年前与我们同来纺织厂后，两个月没到就不知跳槽到哪里了，此后再没得到她的任何消息，谁知居然在这里碰上了她！她的确比以前洋气多了：光润亮泽的长发瀑布般地倾泻在肩上，身着一件薄如蝉翼的绿纱连衣裙，脚蹬一双油光可鉴的高跟鞋。她身上所佩戴的连霓虹灯都为之黯然失色的耳环、戒指及项目足以证明，她已彻底告别了往昔的寒酸，我们这些守着几张可怜钞票的打工妹再不能与她相提并论。她与这座花城完全融为一体了。
　　她说老朋友难得碰上一回，邀我到小吃店坐坐，叙叙别离之情。盛情难却，我只好应允了。我问她现在干什么，“自离开纺织厂以后，我就去了一家□□……反正也是混碗饭吃。”她毫不经意地答道，“你呢？”末了，她又加上一句。
　　“我哪里比得上你哟，一个月五六百块钱而已，可能还抵不上你的一个零头。”想想口袋里的钱或许还不够付这顿丰盛的晚餐，我有些羞愧。
　　“的确是太低了，有什么困难告诉姐们一声，出门在外嘛，有个照应总会好些。”她又关切地问，“你想再找一份工作吗？”
　　“有这个念头，但限于水平，有些工作我怕胜任不了。”我老老实实地回答。
　　“兰馨，我们□□的工作很轻松，薪水不比你那儿差，也不需要很高的文化——不是我吹，你要是跟着我干，不出三个月，包你什么都有了。”
　　我连连摆手，笑着说：“我呆头呆脑的，又不会应变，恐怕不大适合……”
　　“什么适合不适合的！不趁年轻多捞点钱，等到人老珠黄就后悔莫及了。像你这样干瘪瘪地抱残守缺，何苦呢？”她一本正经地“教导”我。我暗暗皱了一下眉，没搭理，只是细细地咀嚼着晚餐。
　　分手时，她潇洒地递给我一张烫金的名片，上面是一行漂亮的楷书：“青云足疗部经理”。
　　我早考虑好了！我把那张名片撕得粉碎，悄悄扔进了垃圾箱，心里又逐渐恢复了平静。一个人想要在世界上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就可以不择手段，甚至忘掉礼义廉耻吗？人都是会变的，谁知道谁是向哪个方向变化的呢？躺在硬梆梆的单人床上，我感慨良多。
　　以后的日子就这样平淡如水地流走，几个有限的朋友也常为她们自己的事而奔忙，不能常聚。寂寥时，便独自望着那扇小小轩窗外的一轮明月，想起故乡那青青的芳草，那甜甜的山泉，那树上不知名的野果子，那河里自由嬉游的小鱼儿……想起异乡飘零有家难归，不禁潸泪下！
　　时间如白驹过隙，一晃五年过去了，我已啃完大学本科课程，并因工作认真，被提升为一个分公司的主管——中个酸甜苦辣，怎能一一向母亲诉说？只是大致叙述了一下目前的情况。母亲告诉我，那个“快嘴婆”的大女儿前年生了一场病，她特意从外地请来一个巫师在家里连跳了三天三夜，病情不见好转反而加重，不得已送到医院，已是肺炎晚期，医生再无回天之力，不幸夭折了。这是偶然的吗？不！是愚昧和无知葬送了一颗年轻的心，夺去了一个鲜活的生命！对此我除了表示伤感和痛惜之外，又能怎样？我不是也差点儿被这道桎梏扼住命运的咽喉吗？母亲继续讲，很多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已相继走出闺门，在另一片土地上重复着相同的故事。我面无表情地端坐着，这种结局也早在我的预料之中：她们除了唯父母之命是从之外，还能选择什么？
　　母亲又问我将何去何从？“不必您费心，我的事我自己会解决的。”怕她再追问下去，我话锋一转：“小弟明年就要参加高考了吧？他的成绩好吗？”
　　“别提这个不长进的东西了！他今年才中考，分数刚够拿毕业证，你爸花了几千块钱，还是把他买进了一所普通高中。”
　　快吃午饭时，父亲和小弟才从集市上满载年货而归。年过半百的父亲并不比当年更通情达理，还是一副唯我独尊的古板冷漠神情。他除了颇有些惊异之外，只是随便问了几句。谁说岁月可以改变一切？
　　小弟的变化却很大，离家时他还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男孩，但现在俨然是一个身强体壮的半大小伙子了。他真诚地望着我说：“姐姐，这么长时间你都不回来看看，我好想你呀！还记得咱们小时候一起捉蛐蛐儿的情景吗？有一次在小树要里，你为了给我捉到一只叫得很响的蛐蛐儿，手不小心被长长的荆条划开了一道血痕，你都忍住没哭，还说没什么。你什么事都让着我，护着我，而我还不听你的话，经常惹你生气……自你走后，我才感到自己失掉了一个最亲近我的人……”说完，竟呜呜地哭了起来。
　　我鼻子一酸，泪水夺眶而出，泣不成声：“小弟，我也时时刻刻都挂念着你们……”母亲用一条毛巾连连擦着眼泪，父亲默默地把头扭向一边。这顿午饭，一家人就这样和泪吞下了。
　　傍晚，乡亲们听说五年前出外打工的我返乡了，奔走相告，纷至沓来，男女老幼挤了满满一屋，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当年的小孩子现在我都不认识；而几个和我要好的伙伴，一个也没见到。
　　这次返家没有衣锦还乡的荣耀，没有叶落归根的温馨，甚至连初次离家时那股着恋之情也荡然无存。元宵未过，我就刮别亲友，以更坚定的步伐又一次踏上征途。外面天高地阔，走出故土，心里一阵轻松……

　　（本文发表于《现代青年》199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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