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与东风

　　乌云渐渐从四周向头顶上方合拢，越聚越多，似要垮下来，雷声吼叫着弹珠一般从天边滚过来，门前那株惟一的梨树被风摇成了根柳条。我刚从葵葵家后院和那帮伙伴夺完旗凯旋归来，雨点就落豆子似的叭叭往下掉，砸得脸上生疼。
　　“又是萝卜！”我往堂屋正中那张一米见方的小桌上瞥了一眼，还是那四碗菜——煮萝卜片、辣萝卜条、炒萝卜叶子和萝卜叶腌菜，口里又苦又涩，直翻白沫。
　　“不吃萝卜吃什么？天天吃大鱼大肉？”端坐在上方的父亲白了我一眼，接过姐姐端递来的饭，从容地夹了块炒萝卜细细嚼起来。桌面一层暗红的油漆块块剥落，上糊满厚厚一层黑垢，靠下首也就是我的面前松动了两三块小板子，碗搁在桌上，人一碰就像荡秋千。一块木板蚀掉了半尺长，形成一个不太规则的长方形空洞。
　　雨越下越大，屋顶上几个地方开始往下渗水，其中一个漏洞正滴在桌子洞里，我能清楚地看到右脚灰布鞋中龇出的袜子浸湿的那个小点逐步扩展，这更让我不快，就是因为袜子我在班上还狠出了一回洋相。一个下雨天，我穿着两只不同的袜子去上学被小咪发现，好长一段时间被作为笑料在班上传诵。母亲把家里的桶和盆子全部腾空接水还不够，又拿出几个多余的碗才勉强凑合。
　　我正嘴里嚼着萝卜心里反刍着袜子的典故，父亲陡然开了腔：“你以后不要再去和他见面了。”这没头没尾的一句让我丈二金钢摸不着头脑。抬眼一看，父亲的眼光正扫在静坐一旁的姐姐身上，忙转向姐姐，她面色微红，半低着头。我恍惚明白了父亲的话，那可是我跟姐姐两个人约好跟谁都不许说的秘密。
　　姐姐和我是一块到山上挖地米菜时遇到王政民的。大约三四个月前，我们俩一人提一个篮子拿一把小铲就上路了。春天刚来，梨树已绽开花苞苞，小草也吐出了黄芽，几片薄薄的白云将蓝宝石般的天空衬得更加清澈纯净，明艳艳的太阳照在人身上暖暖的。走在田间小径上，金黄的油菜花和姐姐的长裙一样波浪起伏，浓郁的香味被风挟裹着一阵阵送入鼻中，鸡冠红的杜鹃在山上向我摇摇招手，四周高高低低的田埂上、山坡边、水沟旁，到处开着各色小花。我像只小鸟欢叫着往前跳，不时地俯下身去采些放到篮里，篮子堆得装不下了，又挟在肋肢窝；可看到更美的，只得把先前不好看的花扔掉一些再装进去。
　　“杏儿，还不快走！”姐姐在前面老远的地方等我。
　　“哎，来啦！”我三两下就蹦到她的前面。
　　路上跳够了，真正到山却乏力了。我才挑了几蔸，便懒懒地找个向阳的坡地躺下，手枕着头，左腿呈弓形撑住地面，右腿搁在左膝上，脚尖翘得老高，斜斜地指着远方略过天际的一只蓝翅膀鸟。我知道姐姐挑满她的一篮就会帮我挑的，她一向就是这样宠着我，谁叫我是她妹呢！
　　我正闭着眼聆听一只黄鹂的婉转歌声，和着那飘忽不定的节拍自编些无名小调哼着，“啊！蜈蚣……蜈蚣精！”姐姐突如其来的惊叫把我吓得一个激灵从地上跃起。只见她面色煞白，浑身抖个不停。一个身材健朗、面色红黑的年轻人跑过来，粗短而稍显凌乱的黑发竖在头皮上，身上灰不溜秋的薄衬衫被风吹得一鼓一鼓的。他背着一根把手磨得光溜溜的两齿钉钯，钯上尖利的两齿宛如巫婆黑洞洞的口中狰狞的牙。
　　“姐，你怎么啦？没事吧？”我惊恐地奔过去。
　　“刚才，我挑野菜时，一条像小铲这么长的蜈蚣精从我手边爬过。”姐姐擦着汗，声音有些颤抖。
　　“它逃到哪儿去了？”背钉钯的人问。
　　“就是那儿！”姐姐指指前面。
　　他用钉钯细细地钯着周围的草地，终于在一块大石头缝里翻到一条头部乌黑、浑身暗红的老蜈蚣。那蜈蚣正要逃走，却被钯齿敏捷地按住身子中段，于是头尾使劲地翻转着挣扎着，那些还可以动的脚在空中肆意地挥舞。他却一手按住钉钯，一手伸上前捉。
　　“你疯了！它会咬你的！”姐姐急忙往前伸出一只手，身子却不敢动。
　　“不要紧的，我是捉蜈蚣的老手呢。”他口里说着话，手可没闲着，麻利地摁住蜈蚣的头，在它的头部不知怎么拔弄了几下。“好了，我把它的毒牙拔掉了。”他从荷包里掏出一个颈瓶，几十条蜈蚣在里面缠绕着乱钻乱爬，手中的蜈蚣一投进去，便很快和它们绞成一团。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仿佛那些蜈蚣就在我身上乱咬乱拱，紧紧抓住姐姐的手臂偎着她，其实她比我好不了多少。
　　见我们又惊又怕的模样，他得意地咧嘴一笑，说他就住在山下的村子里。由于粮食太贱，一年忙到头也只落得口粮，碰上水涝干旱不仅白干一年，公粮水费还得一文不少照交，他便靠山吃山，在山上找蜈蚣。“你别瞧不上眼，蜈蚣可是名贵的中药材咧！这么小的一条就抵得上一斤稻谷。”他叉开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比划着，“刚捉的那条至少能卖一块五。”
　　“那你不怕它咬么？”我眨巴着大眼睛问。
　　“开始也怕，还被咬过几次，疼得我直叫妈，到有奶娃儿的人家讨点奶涂在伤口，慢慢就好了。后来经常捉它，瞅着也没啥可怕的，不就是多长了几条腿么！比起那些翻着白眼只管收税的两条腿的人来，我倒觉得它其实也是蛮可爱呢！虽说有点危险，又很辛苦，但还是划算的。”
　　一阵沉默。
　　“咱们还要挑地米菜呢。”姐姐首先打破沉寂，蹲在地上继续找起来。我也不远不近地默默跟着她，先前的欢快不知逃到哪个爪哇国去了。
　　王政民的父亲曾在一个私人采石场干活，被飞下的流石给砸死了，老板赔了几千块钱私了，从此孤儿寡母靠几亩薄田相依为命。他长大后也想进去，因为那里工钱高，又不兴拖欠。但他母亲死活不同意，说不能让他像他父亲一样。这是后来我从姐姐那儿得知的。“他打算自己开一间简易的蜈蚣加工作坊，用些祖传土方为那些上不起医院的人治病。”末了，姐姐加了一句。
　　打这以后，我们挖野菜时常碰到王政民。每次看到我们来了，他就跟在姐姐身后拿着那根两齿钉钯有一搭没一搭地找蜈蚣，有时还给我一块麻糖叫我一边玩儿去，姐姐也不反对，依旧埋头挖野菜。玩就玩呗！我到小溪的石头缝里捉有两只大螯的老蟹子，放到锅里一煮，不一会就能美美地吃一顿蟹肉了，运气好，兴许还能找到那个躲在蟹壳里的法海。蟹子没找着，倒是逮到几只大龙虾。溪边有几株板栗树，悬着一个个绿绒绒的小刺球。我使出吃奶的力气用脚对准板栗树狠蹬几脚，半天下来只掉下一两个，用石头一砸，尽是一团白棉絮，看不见一点肉影子。便去寻山楂，大约已被摘过好多遍了，全是青果子，一个半红的都找不到，嚼在口里又苦又酸，比母亲捏着鼻子灌的药还难吃。
　　我兴味索然，一眼望到姐姐那边，她离我已经很远了，正和王政民起劲地谈论着什么。每次碰到王政民，姐姐的话总是多得说不完，她跟我可从来都没有过！我暗暗责怪姐姐的偏心，又有些恼怒王政民没完没了地拉着姐姐说话，不过看在他给糖我吃的份儿上还是原谅了他。
　　回家路上姐姐很兴奋，一向很少唱歌的她口中也唱起了“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了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声音深情柔婉，悠扬动听，我惊讶地发现姐姐竟有这么一副金嗓子！见我望着她，两腮立刻像涂了一层胭脂，带着几分嗔怪故意板起面孔训斥我：“盯着我干嘛！不认识我了？”却又不自主地半转过脸冲我一笑，灿如三月的桃花。有时候突然问我：“你觉得他好么？”我仔细想想：“他……嗯！待我挺好的，今天又给了两块芝麻饼呢！”“呸！你这只小馋猫！”姐姐笑骂着，不再言语，又痴痴地望着远山呆想了。临到家门口时，她又紧张地小声对我说：“你可千万别说出去，爸妈也不能说，啊？”“知——道——啦——”我故意拉得长长的，跑开了。
　　尽管我们捂得死死的，消息还是不知怎么传扬开去。我想起前天中午放学回家从隔壁方二婶家门口经过时，被她招手唤进门去。方二婶是这方圆几十里的“知名人物”，一条小花蛇到她嘴里准能变成呼风唤雨的龙，我们家也常因了这位近邻而最先听到诸如谁家的老婆偷汉子，谁家的媳妇生了个人首蛇身的妖怪，谁家的祖坟被水淹了一屋子人统统病倒之类的爆炸性新闻——谁要不知道她的大名简直不是正宗的乌庄人！她从厨房用一根竹筷挑起一块糍粑来，糍粑被炸得金灿灿的，又香又脆，上面还醮了糖，馋得我直流口水。“你老实告诉我一件事，这块糍粑就归你。”
　　我这才发觉美味并不容易到口，疑惑地问：“什么事？”
　　“你姐姐经常跟谁在一起？说了些什么？”
　　我装作不解的样子：“她不就跟我在一块儿，说些天上的彩云地上的草，山里的蘑菇河里的虾呗……”
　　她有些不耐烦，“谁问你这些！我是说——”忽而压低了声音，凑进我的耳朵不无诡秘地说，“和她在一起的那个男的是谁，你看到了什么？”
　　我隐约感觉到她的不怀好意，并且暗暗为姐姐担心，幸亏姐姐事先给我打了预防针，不过即使她不叮嘱，我也不会为了一块糍粑出卖她的。“我什么都没看见！”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哎……这孩子！哼，别以为你不说我就不知道！什么事瞒得过老妈的眼睛？”背后传来的一阵冷笑刺得我脖子发凉。
　　没想到刚过两天父亲就问起来了，她究竟在父亲面前说了些什么？姐姐至始至终没顶一句嘴，但她心里肯定不服气。姐姐高挑个儿，看上去很瘦弱，做起来却从不拖三拉四，在村里是一把好手。那次割猪草时不小心撞上镰刀，左膝被划开一条眼睛大小的伤口，鲜血直往外涌，她却和往常一样硬是挑着满满一担猪菜回家，半条腿被血染得乌红，一到家就瘫在地上了。母亲赶快拿块干净破布和一条索子给她包扎，眼泪叭嗒嗒往下直掉：“苕伢子，划破了膝就回来算了，还割啥猪菜！”她却嘴唇直颤说：“不割草，猪吃什么呢！”
　　没隔几天，我正在大门口掐豆角，邻村的撮合山李太婆拄根龙头拐杖，踮着三寸金莲上了家门，干瘪的脸似一张揉皱了的纸。父亲忙把她让到里屋坐定，母亲用开水加红糖冲了一碗浓糖茶，双手递上。
　　“吱！”李太婆用那掉光了牙的黑洞洞的口啜了口茶，缓缓地说：“您家梨儿姑母亲的事我挂心上了，总算有了点眉目。”
　　“家庭条件好么？”父亲声音微高了些。
　　“一个湾子里是数一数二的。粉得白光光的两层楼房，外带一台碾米机，机器一响，黄金万两！姑娘过了门就等着做阔太太享清福吧。”
　　“真有这样的好事轮到她的头上？”穷了一辈子的母亲兴奋之中又有些怀疑。
　　“那还有假！不过——”
　　“什么？”父亲母亲齐声问道。我也停下手中的豆角紧张地竖起耳朵，这时声音压得极低，只隐隐听得什么“二万块”、“病”。
　　“这不是让我儿遭孽吗！”母亲不自主放大的嗓门。
　　“你一个妇道人家懂个屁！”母亲被吼得不敢吭声了，父亲转而说，“这件事还得好好琢磨琢磨。”
　　“要快点，男方还等着回话呢！我可把话说在前头，还有几户人家请我说合，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
　　“那是，那是。”父亲母亲千好万好地送她出了门，临走时往她手里塞了两包红糖和几丈刚扯的的确良布。
　　“哎呀您家太客气了，喜糖还没吃呢。”李太婆口里说着，手却直往怀里揣，眼睛都眯成了皱纹。
　　我把听得的消息原原本本地告诉姐姐，她半晌没言语，突然问我：“到底是什么‘病’？”我还是摇头，但总感觉有些不大对劲，“大概……是我听错了吧？”
　　星期六一大早我又去“夺旗”了。我不知藏在哪儿好，眼光四处扫射，只见靠草垛的大樟树下半截有个隐蔽的洞，估计钻得进，便向里爬去。
　　“嘿，你也躲在这里？”
　　我吓一大跳，原来牛娃早驻扎进去了。这儿离红旗不远，就在敌人眼皮底下，怪不得每次都是他夺旗呢！我刚想换个地方，听他说还可以蹲一个人，犹豫了一下，还是钻了进去。洞里很拥挤，两个人贴得很近，让人心里感到莫名的恐慌。
　　“我昨儿个晚上去河里捉□□看到你姐姐了。“他悄悄对我说。
　　“这有什么稀奇的！她就不能到河边去？”我一脸的不屑。
　　“你知道我看么了什么？”他故作神秘。
　　“你看到了什么？”我心里发虚，语气还是尽量轻描淡写。
　　“我看到他们——”牛娃突然紧紧抓住我的双臂，面色发红。我万没有想到他竟敢这么无礼，又惊又急又羞又怒，一掌把他推出洞外。“哎哟！”他刚要爬起，“不许动！你被我俘虏了！”苕货高声叫着逮住了这个“夺旗冠军”。幸亏我眼尖脖子缩得快，他的老巢才得以保存。
　　听到脚步声渐渐远去，我长舒一口气，但同时又为他刚才“碰”了我而害怕，听母亲讲被男生碰过可是不得了的呀！要是……我越想越怕，又不敢哭出来，再没心思再玩儿，带着一肚子的疑虑闷闷地往回走。
　　还没到门口，就见姐姐和王政民肩并着肩从通往山上的那条路上走过来，王政民背着一个大黄帆布包。姐姐平日随随便便束在一起的马尾，剪成了电视里时兴的错落有致的离子烫，蓬松松的，瀑布般流泻在肩头，并散发出一缕清淡的苹果味儿。那件平时珍藏在箱底的水红色长裙穿在身上，配上窈窕的身材，更显出颀长秀丽。乍一看，还以为是城里的客人呢！王政民毛毛糙糙的头发梳成了“三七分”，还搽了“么事”（摩丝），光亮亮的照得见人影儿。身上一件灰不溜秋的旧衬衣，被换成了挺括笔直的白衫子，脖子上还系了一根黑领带！那形象倒有几分像刘德华。姐姐轻抿着唇羞涩地微笑着，看样子比我吃的麻糖甜多了。
　　一进门，王政民便从包里拿出两瓶枝江大曲、几包烟、一盒人参蜂王浆和一大袋水果，放在那张破桌子上，鼓囊囊的包立即像踩破的鱼鳔瘪了下去。父亲到地里挖排水沟去了，只有母亲在屋后菜园子里摘茄子和黄瓜。母亲有些意外，问了王政民两句，冲姐姐说了句“还不知你爸的想法呢”，便自个儿忙去了。姐姐帮母亲摘菜、洗米、点燃灶堂做饭。王政民拿起扁担要去挑水，“你来咱家是客，歇着罢，缸里还有呢。”母亲夺过扁担放下了。他没趣地缩回了手，便细细地问我考了多少分，班上有多少男生和女生，还不时和姐姐聊上几句，以打发漫长得没有尽头的时光。
　　饭菜做熟正好接近中午，我刚准备像往常一样喊父亲回来，母亲却说她亲自去。屋子里的空气顿时凝固了。我们三人都有些紧张，不知所措地等待着。姐姐在屋里屋外不停地踱来踱去，一会儿叹气，一会儿低头，一会儿又踮着脚尖向山那边的梯田望去。
　　父亲扛着一把大铁锹大步流星地赶回来了，带着三分怒气七分阴郁。母亲被甩在后头老远。姐姐刚张口还没来得及发出声音，就被父亲给压了下去：“给你讲过多少次了，你总是不听，还敢把他引上门来！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做父亲的，嗯？”父亲“哐铛”一声把锹往大门角一靠，将桌上的礼品往包里胡乱一塞，“不许再纠缠梨儿！马上给我出去！”
　　“伯父，我和小梨是真心相爱的……”
　　“谁是你伯父！”父亲以一种挑剔的目光打量着这个不受欢迎的客人，“我也不是不让你娶走我女儿，拿出两万块彩礼来，立马领人。否则，哼哼，死了这条心吧！——我把一个女儿养了二十年，是白养大的么？”
　　父亲将重新鼓起来的包往王政民手里一揣，直往外推。王政民急得脑门子直冒汗，额上的青筋暴出，似墓碑上的阳文，面色乌红。终于“扑通”一声跪下来，“咚咚咚”冲着父亲直叩头：“请您老成全我们吧！”父亲把头扭过一边。王政民咬了咬牙：“好，你等着，我攒足了两万块一定会来的！”疯狂地向来时的路奔去。
　　“政民……”姐姐大声喊着就要追去，“站住！你敢出门半步，老子就铲断你的腿！”父亲抄起门角的锹，朝地面狠狠一剁，结实的黑泥地上立即现出一道深深的裂痕。
　　姐姐是两个月后嫁到离村一百多里的另一个山村里的，订亲和结婚一起，这在我们村里并不多见。母亲人手不够，把几个妯娌都请过来帮忙。李太婆穿着件镶金边的青色连襟，树根一样的皱纹里盛满了笑。那个即将成为姐夫的男人——丁勇兵个子矮小得猥琐，面色比糍粑还黄，几杯酒下肚也不见半点泛红。站在姐姐身边，就像一根修长的竹子旁边一丛不起眼的灌木。姐姐的嫁奁都是男方一手操办的，别的姑娘有的她都有了，别的姑娘没有的她也有。电视机、录音机、缝纫机一样不缺；十床亮泽光滑的锦被和几大皮箱时髦衣料，尤其三辆贴有大“喜”字的迎亲的轿车让一村子人又羡又妒。接连好几天，禾场扯起了很大的露天凉棚，八桌酒席在屋里屋外同时开。
　　姐姐哭了，姐姐从来没有那样伤心地哭过。我见过赵狗子的媳妇丢了头牛耍赖似的坐在地上又踢又抓的哭骂，我又见过方二婶不许她男人拿她的金戒指还赌债杀猪般的哭嚎，我还见过二棍的母亲因超生被搬走家中惟一一台十四寸黑白电视机时声嘶力竭的哭叫，姐姐的哭丝毫没有那般惊天地泣鬼神，确切地说那不叫哭，叫呜咽。她把脸深深地埋进新的白毛巾里，肩膀一起一伏，喉管里发出一种类似洞箫的呜呜声，吹进这酒气冲天的污浊空气里。都说新嫁娘临出门时必得哭出声才显对父母的孝顺，声音越大越真诚，越不忘父母的养育之恩。姐姐没有哭出声，因而还不算是一个标准的孝顺女儿，这或许是姐姐的惟一可指责处。
　　迎亲的队伍带着姐姐呜呜啦啦噼噼啪啪地走了，我饿得前胸都贴着后背，可满桌的大肉大鱼怎么也咽不下去，总觉得象是在吃姐姐的肉。
　　自姐姐走后，再没得到她的消息。日子却过得比先前滋润多了，那张黑漆漆的破桌换了张比它大两倍的红方桌，父亲几脚便蹬得四分五裂，用斧子砍成一节一节，生炉子一点都不熬火。饭桌上除了萝卜之外添了些豆腐、鲫鱼之类的菜；一个月还能割上两回肥肉，油炸干后，再用油渣炒菜苔味口倒也不坏。年底，松松垮垮的老土坯屋又改建成坚固的平房。
　　“不知梨儿怎样了！”母亲念着念着，嘴唇一哆嗦，便撩起灰得发白的衣袖擦眼角。
　　“嫁出的女儿泼出的水，你还指望她回来养你的老？”父亲也不抽游泳了，一口口吐着红金龙烟圈，对女人这套婆婆妈妈很有些鄙夷。
　　春天的脚步又来了，不过似乎格外匆匆，满树的梨花刚刚开放，就被一场雨淋得七零八落。姐姐就是这个时候回来的，微凸着肚子，披着洁白的素服，映着梨花一样惨白的脸。
　　母亲到稻田里拔稗子去了，父亲正给院里的两头猪砌个小水槽，我在一旁帮忙和泥。见到姐姐，父亲一脸的惊诧，随即镇静下来：“回来了？”
　　姐姐像没听到一样，眼睛死死地盯住父亲：“我总算认清了自己的亲爸爸！你明明知道丁勇兵得了血癌，为了那两万块钱，还是把我往火坑里推！”
　　从来理直气壮的父亲似斗败的公鸡，耷拉着灰黑的脑袋一言不发。
　　姐姐不再理他，拉着我的手来到门外。洁白的梨花被狂风扬得老高，又重重地摔在地上，融进稀泥里。
　　“杏儿，你一定要好好读书，这是你惟一的出路！不然，你就是下一个何小梨！”我看见一颗冰凉的泪珠在她脸上凝固。
　　姐姐如同电视中英勇就义的革命战士那般，一步步走进风雨之中……
　　一个雨后的晴天，我独自一人提着篮子去挖野，依旧是黄缎子般的油菜，鸡冠红的杜鹃，各色的小花，我想起去年和姐姐一起遇到王政民的情景，只觉天地间红红绿绿的一片朦胧。恍惚间看见一个人影手拿钉钯在眼前晃动，好像是王政民？不，不可能！他已经被父亲赶走了，再也见不到他了！我使劲揉揉眼睛，没错，正是他！他的右手拄着那根钉钯，石雕一般怅然凝望着远方。
　　我就像看到亲姐姐一样猛奔过去，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告诉他，告诉他姐姐的一切！没想到跑得太急，被一块石头狠绊了一跤，鲜血很快透过衣裤染红了石头。我认出了它，正是去年王政民找到蜈蚣的那一块。我用手撑住地面挣扎了一下，又趴倒在原处。
　　他缓缓向我走来，粗黑毛糙的头发上沾了些灰，好像多年没洗过，灰不溜秋的衬衫上又多了一两块补丁，就像荒漠中的流浪汉。我惊骇地发现，他的右腿似乎短了一截，左脚每挪动一步，那根充当拐杖的钉钯就在地上捅一下。一路移来，身后的山地上留下许多深深浅浅的点子。
　　“你……你怎么啦？”我失声叫起来。
　　“哦……其实也没什么。”他远远地避开我的眼光，面带愧色地说，自那次被我父亲撵出门后，他不顾母亲的劝阻，进了那个采石场。不久前发生一起恶性塌方事故，当场砸死十几个开采的民工；他还算幸运，只跛了一条腿。老板又想耍赖，新闻记者及时赶来采访拍照爆了光，已被隔离审查了。死难家属一人获赔三万五，他算工伤，得了两万……
　　我扔下手中的小铲，只觉双眼发涩，喉头憋得慌，惟有层层的松涛被山风吹得呜呜直响，像是冤魂在凄厉地哭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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