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文论

　　早在数年前，我就曾囫囵吞枣地阅读过《复活》这部小说，不过只记得一个大致的轮廓。若非前不久机缘凑巧，或许我永远不会如此反复地、深入地了解它，这也促使我产生了一些与以前阅读不太一样的思考。
　　《复活》是以阔少爷聂赫留朵夫的视角来看整个世界的，因此文中对他的描写最为详尽，也最为有力，然而我更感兴趣的，却是那个被他玩弄而又抛弃的少女玛丝洛娃。
　　也许很多读者受作家的牵引，将玛丝洛娃的堕落归结为她在16岁那年，阔少爷聂赫留朵夫的引诱。笔者以为不尽然，聂赫留朵夫固然应对她的堕落负有部分责任，但更重要的与她自身好逸恶劳的心理有关。玛丝洛娃自幼被两个地主姐妹收养，身份是半个养女加半个侍女的，但她更看重的无疑是自己养女的那半身份，或者她更愿意一厢情愿地将自己当作她们的养女。因为在16岁之前，有很多人来向她提亲，均被她一口回绝，原因是他们都是干体力活的，没有自己的农场和庄园，如果她嫁过去，势必会终日劳作才能仅够温饱。可是她没有仔细想过，她出生不够光彩，而且一无所有，一个上流社会的公子，怎么会娶她这种来历不明、身份低微的女子为妻呢？所以她一直拖到16岁，直到聂赫留朵夫的出现。
　　玛丝洛娃贪图享乐的心理，还表现在其他好几个地方：她原本有127卢布的积蓄，等她生下孩子之后，便只剩下6个卢布了。她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口饭碗——被一个年老而富有的作家包养，作家每次与她幽会之后，都会给她25卢布（我感觉更像是托尔斯泰对同时代作家的嘲讽，而这样的作家在当今世界仍然无处不在）。可是我发现，尽管她的钱来得并不容易，花起来却大手大脚，买完时尚的衣帽鞋袜之后，很快变成了穷光蛋。一个皮条客在她山穷水尽之时找到她，向她吹嘘当妓/女的种种好处，而最终使她下定决心的原因却是：只要当了妓/女，能够想买什么衣服就买什么衣服。可见在她心里，虚华的物质享受是最重要的，只要能够吃喝玩乐，她可以随时把灵魂出卖给撒旦。
　　我相信，即使她的生命中没有聂赫留朵夫“这一个”特定的人，她也会碰到其他的阔少爷，她迟迟不愿出嫁的根本原因，就是在苦苦等待着这样风流潇洒、有钱有势的少年郎。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玛丝洛娃完全是一个侍女的话，她或许会安于自己的身份，老老实实地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农妇，生儿育女，这种生活不仅比她的母亲和外婆强，而且比她后来7年沦落风尘的生涯高尚得多。
　　窃以为，玛丝洛娃堕落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聂赫留朵夫的引诱，而在于她自己不切实际的幻想。如果一定要追究促使玛丝洛娃堕落的责任人，至少她自己是难辞其咎的。与其说玛丝洛娃在流放生涯中精神渐渐复活，勿宁说是经过多年的风霜雨雪，她终于明白一个残酷的道理：仅凭一张脸蛋是很难改变命运的，只有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踏踏实实地劳动，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反言之，倘若一个人依靠自己的勤奋和智慧都不能获得幸福，那么这个世界上便没有幸福可言了。
　　诚然，每个少女都有一个梦中的白马王子，但若没有实现美梦的必要基础和条件，而又非王子不嫁，就很麻烦了。然而笔者不无遗憾地发现，作家批判的矛头更多的是指向整个社会，强调社会对玛丝洛娃的逼迫，而缺少对人性自身贪婪享乐的内在批判，所谓的社会是由单个的个体组成的，如果每一个个人都能够约束自己，那么“社会”自然也会变得美好。如果说作家是以“泼墨”的手法来描写聂赫留朵夫的心理过程的话，那么对玛丝洛娃的忏悔描写几乎只字不提，未免过于吝啬了些。通观整部小说，给读者的感觉就是，玛丝洛娃仅仅是一个被动的受害者形象，她几乎用不着对自己的堕落负责任。
　　当然，也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在一个少女生命的成长过程中，如果她一无所有，而身体是她惟一的本钱，恰巧她又不幸被玷辱了，便会失去抗争的勇气，破罐子破摔的，类似的例子还有《水浒传》中的潘金莲（关于对潘金莲的评论，详见拙文《再论千古淫/妇潘金莲》）。若说玛丝洛娃令人同情之处，或许正在于此。
　　托尔斯泰之所以如此行文，也许与他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复活》写于1889～1899年间，历时长达十年之久。托尔斯泰生于19世纪（1828～1910），与弗洛伊德（1856～1939）可以算是同时代的人，然而直到托尔斯泰完成其《复活》的第二年，弗洛伊德最具创造性的代表作《梦的解析》才刚刚问世（1900），而且据说由于人们没有足够的认识，这本书起初是滞销的。托尔斯泰不可能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现代小说中的心理分析法没有来得及渗透进小说创作中，他还是属于“现实主义”，因此无法意识到自我的恶，才是真正的万恶之源吧！
　　在现实主义小说，作家常常以全知全角的方式进行叙事，就像他文中主人公的上帝一样，对笔下每个人物的心理、言行无不了解。而在现代性叙事当中，作家往往是限知叙事的。因此当我阅读了一些现代主义小说之后，再回过头来读现实主义小说，就对作家对笔下人物的“霸权”明显地感到不满。
　　由于作家写作时间拉得太长，我发现小说中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关于玛丝洛娃与聂赫留朵夫的年龄，基本上可以算出来：初次见面，前者16岁，后者19岁；三年之后，前者19岁，后者22岁；又过了七八年，前者27岁，后者30岁（玛丝洛娃当了7年妓女，外加坐监半年）。作家起初写玛丝洛娃当了7年妓女，又坐了半年牢才判流放；可在第三部中，却说她当了6年妓女，坐了2个月牢；玛丝洛娃与聂赫留朵夫明明是分别七八年之后再见面，有的地方却说分别了十年……简直是一团糨糊。
　　此外，小说第一部中写道，玛丝洛娃怀孕之后，在一个贩卖私酒的女人家里生下了孩子；可是等聂赫留朵夫处理巴诺伏田产时顺便访问她，那个女人却变成玛丝洛娃的姨妈玛特廖娜，似乎合成了一个人；但又不太像，因为“玛特廖娜”的名字却是原来两个老姑娘家的女仆。关于革/命家克雷里卓夫的形象、法官沃罗比约夫男爵的形象也有明显拼凑的痕迹。那个生有一双绵羊般眼睛的美丽姑娘在初出场时，名叫玛丽雅芭芙洛芙娜，但等到再次露面，她的名字却变为谢基妮娜。
　　由《复活》的写作时间，我想起曹雪芹写《红楼梦》，也是花了足足十年，作家也是前前后后的改，往往是改了后面忘了前面，连自己都不知道谁是谁。其中秦可卿的身份、巧姐的年龄，还有几个丫环有始无终的交待等等，都扑朔迷离。可见一部小说的写作时间过长，未必是一件好事；作家在完成一部长篇之后，统稿时最好自己先通读一遍，尽量拾遗补阙。
　　我有些遗憾作家早生了大半个世纪，如果他有幸看到弗洛伊德的著作，对女革/命家谢基妮娜这一形象恐怕会有更深的开掘。文中说谢基妮娜虽然贵为将军之女，却从小厌恶贵族社会，而喜欢跟车夫、厨娘等下层人待在一起。她看见男人就讨厌，尽管她长得非常漂亮，却从来不在意自己的容貌，甚至只要男人对她流露出欣赏的目光，她就浑身不自在。看到这里，我就预感到她的生命中一定有着某种扭曲。果然后文有交待，说她母亲早世，又不喜欢父亲，可见她的仇父情节是从小培养起来的。有着仇父情结的女孩，如果长大后没有正确的引导或得到医治，很容易形成两种极端：要么彻底堕落，要么完全拒绝异性。总之，她的生命是不完整的。
　　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年轻人，其旺盛的精力肯定会有个发泄口，而谢基妮娜没有信仰，她就只能将自己的生命寄托在帮助他人身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几乎成了助人为乐专业户，使我总感觉她的行为有些虚浮。我很怀疑，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愿意无缘无故地接受别人（个人）的施舍？假设她的境况比别人差，那么她即使愿意将自己的利益奉送给别人，别人也跟她一样受之无愧么？克雷里卓夫在流放途中得了重病，谢基妮娜为了照顾他，甚至愿意嫁给他。我又想，万一克雷里卓夫病好了，这个从骨子里厌恶男人的女子，与对方的生活能够幸福么？而作家完全没有看到这些，仅单纯地将她作为一个革/命者的正面形象大加颂扬。
　　文中另一个漂亮的女苦役犯费多霞也引起了我的注意，她那双孩子般纯净的浅蓝色眼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们无从得知16岁的费多霞是怎样嫁给塔拉斯的，但是我发现作家笔下的塔拉斯，容貌似乎跟武大郎差不多，只是家境稍微强一些。无巧不巧的是，费多霞入狱的原因，也是跟潘金莲一样，想用砒霜毒杀自己的丈夫，区别仅在于谋杀未遂。作家对费多霞谋杀亲夫，以及她后来与丈夫重归于好的行为无法解释，并借火车上一个花匠之口说出心中的疑惑：“准是恶鬼附身了，一个人怎么会无缘无故地谋害自己的家人？”其实不难理解：起初费多霞一定是嫌弃她丈夫，一时冲动之下给他吃了砒霜；直到她判刑之后才明白一个残酷的事实：她永远不可能由着自己的性子寻找梦中情人了，还是认命吧！而现有的丈夫虽然不怎么中看，对她总算体贴，如果与之合好，多多少少还能减轻些□□上的痛苦。
　　但是，不管《复活》有多少瑕疵，它依然不愧为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作家以精细入微的写实手法，描绘出一幅沙俄时期广阔的《清明上河图》。举一个极简单的例子，玛丝洛娃从法庭被押回监狱，作家对15个人的描写，其中包括12个犯人和3个孩子。每个人的相貌、衣著、性情各有不同，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根据人物的特征将他们画下来，使我不得不佩服作家观察之细致，语言之精准。
　　不少评论家和翻译家都认为，小说《复活》批评矛头指向的是沙皇官僚、官方教士、贵族代表，笔者不敢苟同。尽管作家似乎有些苏联共产主义萌芽时期的理想色彩，但他并没有刻意美化那些农民，而是毫不回避他们的自私和鄙陋，他批评的是一切假丑恶，而不仅仅是上流社会！比如聂赫留朵夫将库兹明斯科耶和巴诺伏的两处田产让利给农民之后，农民依然贪心不足，有两个农民深夜回去时，故意把自家的马放到老爷家的地里去吃草；听说东家施舍一些钱给贫苦人家，其他村民便一窝蜂地跑去乞讨，令聂赫留朵夫穷于应付。作家只忠实于上帝，忠实于自己的灵魂，不会偏袒人间的哪一个特殊阶层，他把那个特定的人群像照相一样如实地照下来，从而给现在已经明白一些是是非非的读者以更多的思考，这也是我对托尔斯泰特别敬重的地方。
　　作家之所以浓墨重彩地描绘上流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只是因为他自己处身于这个社会，因而比较了解。而他对下层社会的理解，基本上来源于走马观花式的考察；就像文中的聂赫留朵夫在与犯人流放途中的接触一样，他并没有真正跟犯人一起饮食起居，无法亲身体验到其更残酷、更肮脏的一面。倘若作家有幸活到21世纪，他就会明白，等革/命胜利以后，那些以暴力打天下的穷苦革/命家，比地主老爷们还要残忍千百倍，如斯大林与他的继任得赫鲁晓夫实行的红色恐怖政治。
　　万幸的是，作家与小说中的聂赫留朵夫一道苦苦寻觅，最终还是理智地回归到《圣经》，从中找到圆满答案：我们被派到人世间，是出于上帝的意志，为了达到一个目的。主人的意志就包含在那些戒律中，只要人们严格遵守，人间就会建立起天堂，人们就能获得至高无上的幸福。
　　掩卷沉思，有一点突然感到特别滑稽和悲哀，聂赫留朵夫几乎利用了手中的一切资源，才解救玛丝洛娃脱离牢狱之灾。可以想见，他散尽家财之后，又拒不与当政合作，变得无权无势，假如再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像玛丝洛娃这样的含冤之人，他将再也无力解救，或许连他自己都要被欺辱到赴诉无门的地步。

　　2010年1月13日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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