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文论

　　春节期间随先生回山东聊城老家，途经阳谷县城大道时，见路边赫然立着一尊石雕。一个威风凛凛的彪形大汉骑在一只吊晴白额大虎背上，左手死死揪住老虎的顶花皮，右拳高高举起，正欲对准那虎头狠狠捶去。石雕的底座高过人头尺许，正面刻着“武松打虎”四个斗大的字，原来这里便是传说中的景阳冈。在施耐庵笔下，武松正是途经阳谷寻找哥哥大郎，不料在景阳冈喝多了酒，打死一条猛虎，被知县抬举做了巡捕房的都头，恰与搬到此处的哥哥相遇，由此引发一个弱女子谋杀亲夫的故事。
　　重温《水浒传》中关于阳谷县的几章，那个被武松残忍地抠出心肝五脏、砍下脑袋的女子从书中姗姗走来，引起了我的深思。关于武大郎、潘金莲与西门庆的恩怨，集中在小说第二十四至二十六回，施耐庵用了足足三章共计三万馀字来描述。在第二十四回《王婆贪贿说风情,郓哥不忿闹茶肆》中，对潘金莲的来历有一段极短的文字交待：“那清河县里，有一个大户人家，有个使女，娘家姓潘，小名唤做金莲；年方二十馀岁，颇有些颜色。因为那个大户要缠他，这女使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从。那个大户以此记恨於心，却倒陪些房奁，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与他。”潘金莲本是张大户（因《金瓶梅》中将他加上张姓，姑且称之为张大户）家的使女，只因张大户屡次想趁主母不在霸占她，她不得已只好向主母告发。可见她并不是一个天生的淫/妇，也曾有过激烈的抗争。岂知身为一个低贱的使女，从里到外都是主子的，哪有讨价还价的资本？主子想占哪个丫头的便宜，谁还敢说个“不”字？她不明白自己的处境，满以为有主母的保护就能幸免于难，岂知主母只能管得一时，又哪能管得了一世！由于她不识趣，家主从此对她嫉恨上了，以一种令她最无力反抗的方式恶毒地报复了她：将她嫁给一个又矮又丑的侏儒——武大郎。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在以夫为天的古代尤其如此，她从此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武大郎与普通男人的差距究竟有多大？《水浒传》中作过一番相当生动的比较，当潘金莲的叉竿被风吹落，失手打在西门庆头顶上后，西门庆看得眼睛发直，踅进王婆店里打听是谁家的老婆，王婆叫他猜，他猜连了卖枣糕徐三、银担子李二哥、花胳膊陆小乙三个人，都被否定——哪怕是这种最平常的小商贩，都能跟潘金莲凑成一对儿。当他听说她男人是三寸丁谷树皮时，忍不住笑得前仰后合，才真的打起了她的主意。
　　小说接下来讲：“自从武大娶得那妇人之后，清河县里有几个奸诈的浮浪子弟们，却来他家里薅恼。原来这妇人见武大身材短矮，人物猥獕，不会风流；他倒无般不好，为头的爱偷汉子。”潘金莲在张大户家明明还是个贞妇烈女，一嫁给武大郎，就专门偷汉子,这种转变未过于突兀。文中交待，武大郎是个懦弱本分人，被这伙地痞流氓成天在门口取笑不过，只得搬到阳谷县紫石街来，租间房子依旧卖炊饼。施耐庵把武大郎搬走的原因归咎于潘金莲的卖弄风情，这纯属一面之辞。即使在当代，倘若一家之主过于懦弱，也难免受人欺侮；如果一个穷家小户连撑门面的男人都没有，肯定会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动歪心思，所以有“寡妇门前是非多”一说，倒不一定是寡妇格外放荡。
　　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我家乡的村头，有一个女人二十来岁就死了丈夫，以她的姿色，在农村算得上中等偏上，其实再嫁是不难的，但她没有改嫁，只是咬牙拉扯两个女儿。那时村里盗贼很猖獗，好多结实的砖瓦房，后门或院门都经常被撬开，何况她家只是一间非常矮小的土坯屋！据说她每夜睡觉都是把刀插在门栓缝里的，这样可以把门拴得更紧一些。记忆中她总是板着脸，似乎从来没有真正开心过。有谁知道，在那漫长得似乎没有尽头的风雪之夜，她其实多么盼望有一个坚实的胸膛为她遮挡风寒？
　　作为丈夫，武大郎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在外，当妻子被人调戏时，不能加以保护。他除了卖几个炊饼挣几个铜板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经济来源，日子过得苦巴巴的。在内，他无法满足潘金莲的生理需要，而生理需要是维系夫妻感情的最重要方式。换作别的女子摊上武大郎这样的丈夫，也难保不生二心。可他恰恰有一个威武雄壮、一表堂堂的兄弟，她每天为这个兄弟洗衣做饭、叠被铺床，她若对他没有一点绮念，反倒不正常了。假如是在现代社会，潘金莲或许不会如此悲惨，她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提出离婚，另嫁他人。因为我国《婚姻法》明文规定，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对于“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禁止结婚，而且“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属于无效婚姻。
　　潘金莲也曾想武大郎休掉她，起初她让武松搬到家里住，武松为了避嫌，重新搬到到衙里住。武大郎不明就里，潘金莲骂道：“混沌魍魉！他来调戏我，倒不吃别人笑！你要便自和他道话，我却做不得这样的人！你还了我一纸休书来，你自留他便了！”而武大“那里敢再开口”，可见他从心里是舍不得这块到嘴的肥肉的。张大户把潘金莲倒贴给他，就成了他的私人财产，无论怎样都不会再送给别人的。他若是有自知之明，根本就不该接受这份特殊的礼物。常言道：“无功受禄，寢食难安。”他难道就没想一想，张大户与他非亲非故，凭什么把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白白送给他？我甚至怀疑，张大户分明是想把潘金莲寄养在武大郎家，他自己什么时候方便就来偷腥，武大郎面对大恩人也只得默许了。
　　《金瓶梅》里的武大郎比《水浒传》稍微强点儿，他在娶潘金莲之前有过一个老婆，还留下一个十二岁的女儿迎儿。作者为潘金莲的身世添加了不少枝叶，将她的故事演绎得血肉更加丰满，说她本是南门外潘裁缝的第六个女儿，缠得一双好小脚儿，这便是“金莲”之名的来历。她九岁被卖到王招宣府里学习弹唱；十五岁时王招宣死了，又被母亲以三十两银子转卖给张大户家，有一次张大户趁主母往邻家赴席不在，将她暗暗唤进房里收用了。对于张大户将潘金莲送给武大郎，作者也有一番合情合理的解释，潘金莲被张大户霸占后，主母管不住自己的丈夫，却拿金莲来出气，将她百般苦打。张大户知道主母不容，便倒贴赠妆奁，将她嫁给自家的房客武大郎。自从武大郎娶了金莲，张大户十分照顾他，若是没了做炊饼的本钱，他还私下里给几两银子。只等武大郎挑着炊饼一出门，他便蹩进房里与金莲重温鸳梦，就算偶尔被武大郎迎头撞见，他也不敢吱声。直到张大户患阴寒症病死，主母才将武大郎和金莲一起赶出去。从潘金莲害死武大郎，到西门庆纵欲身亡，她被吴月娘赶回到王婆家待嫁，迎儿从十二岁长到十九岁，《金瓶梅》的重点正是集中在这七年间，潘金莲与西门庆的另几位妻妾和侍女如何争风吃醋、放纵淫乐上。
　　倘若换作曹雪芹，面对潘金莲式的遭遇，一定有着更多的悲悯情怀。《红楼梦》中有一个丫头与她命运颇为相似——金鸳鸯，她是贾家的家生奴，贾母的贴身侍女。贾赦想讨她做小，在他想来，哪有放着主子姨娘不做，偏要当丫头的？自然一说就允，不料碰了个硬钉子。贾赦转而威胁在贾家当买办的胞兄金文翔：凭她将来嫁到谁家去，总难出他的手心；除非她死了，或者终身不嫁男人才罢休。他又托邢夫人向贾母讨要，哪知鸳鸯刚烈异常，发了一连串毒誓，表示自己宁死不嫁。贾赦若不是对母亲还忌惮三分，说不定直接将鸳鸯强占了。后来鸳鸯果然实现自己的誓言，贾母死后不久，她便随之而去。她以自己的生命与这个世道抗争：即便身份卑微如草芥，也不是老色鬼能随意玷污的。
　　《水浒传》与《金瓶梅》的结局大同小异：武松将杀害武大郎的凶手——潘金莲和王婆的人头砍下来，祭奠含冤死去的武大郎（只西门庆略有不同）。武松不知道，施耐庵不知道，兰陵笑笑生不知道，罪魁祸首不是王婆，也不是西门庆，更不是潘金莲自己，而是那个把潘金莲倒贴给武大郎的张大户。可悲的是，在这场所谓正义的残酷屠杀中，恰恰是那个张大户逍遥法外，依旧吃香喝辣，随意/蹂/躏其他的使女，像拨弄一只蚂蚁一样玩弄她们的肉/体和命运，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的李金莲、王金莲。
　　依笔者浅见，在话语权和统治权完全被男性掌握的时代，造成潘金莲横遭惨祸的根本原因，或许不是她的行为多么放荡，而是她的家底太寒伧，没有与命运相抗衡的资本。无论在何朝何代，一个无依无靠、无权无势的女子，所受磨难总会比常人多一些。卓文君与潘金莲都具有反叛精神，为什么卓文君能追求到自己的幸福（虽然她后来也差点被司马相如抛弃，但他们毕竟有过一段不短的恩爱时光），而潘金莲却被骂作千古淫/妇呢？这是因为二人的生存环境截然不同。卓文君年少时虽然不幸丧偶，娘家却有钱有势，若不是她有意，只怕没人敢染指。而潘金莲无财无势，一无所有，连阿猫阿狗都敢揩她的油，只能被张大户当作廉价的商品赠送给窝囊废武大郎。而她必须一辈子夹着尾巴安分守己，无条件地、心甘情愿地侍候新主子。
　　潘金莲只是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女子，以她的身份地位，永远不可能像卓文君一样接触到风流倜傥、善解人意的司马相如般的知音；她不是没有通过稍微“正当”一点的途径争取幸福，只是这个世道从来不曾给过她机会。她只能等武大郎出门之后，坐在帘子底下嗑瓜子，故意露出一对三寸金莲，利用浅薄的色相吸引那些才貌双全的翩翩公子，不料招来的却是一帮痞子混混。对于那些贫穷而又无力自卫的女子来说，美貌只是一种灾难，若是娘家没有足够的实力，想一步登天是不现实的。在这场争取自己终身幸福的战争中，潘金莲是古今女子当中输得相当惨的一个，她的生命中从来不曾出现阳光，她只能破罐子破摔，在自暴自弃中达到快乐的顶峰，又飞快地滑向死亡的幽谷。
　　“五四”运动以后，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些为潘金莲翻案之作也层出不穷。剧作家欧阳予倩率先写下话剧《潘金莲》，将她塑造成一个敢爱敢恨、勇毅果决的普通女性形象。剧中加重了张大户的戏份，突出此人正是制造潘金莲人生悲剧的幕后黑手。大幕拉开时，他正舒舒服服地坐在花厅里，享受妻妾们无微不至的服务，他风闻西门庆与潘金莲合伙毒杀了武大郎，便软硬兼施地指使王婆劝潘金莲，只要她肯回心转意，他就能摆平一切，否则等着凌迟碎剐吧。潘金莲明知西门庆难托终生，还愿意投入他的怀抱，是因为她深爱的武松并不接纳她，而西门庆与他容貌相仿，她才移情别恋。当武松邀约乡邻来到武大郎的灵位前，即将剜出潘金莲的心肝祭奠大哥时，她毅然引颈就戳，作家的主旨借她之口明白无误地喊出来：“死是人人有的。与其寸寸节节被人磨折死，倒不如犯一个罪，闯一个祸，就死也死一个痛快！能够死在心爱的人手里，就死也甘心情愿！”
　　香港作家李碧华在小说《潘金莲之前世今生》中，则让潘金莲喝下孟婆汤，转世投胎到五六十年代的上海，化身为孤女单玉莲。她在芭蕾舞学院跳样板戏，不料十五岁那年被院长章志彬污辱，随后背负“淫/妇”的污名下放到跃进鞋厂。在这里，她与高大威猛的劳模武龙相邂逅，二人彼此倾心，却被众人棒打鸳鸯。她又下放到广东惠州乡下，遇见了从香港来此旅游的矮丑男人武汝大，并接受他的求婚。岂知不久她与武龙重逢，原来武龙与武汝大是同村兄弟，她想与武龙再续前缘，却遭到严辞拒绝。苦闷抑郁之际，她报复性地与设计师SIMON春风一度。李碧华以其一贯的妖冶诡异而又不乏深邃犀利风格，将美貌孤苦的单玉莲与天真愚蠢的武汝大、英俊正直的武龙、风流冷酷的SIMON之间的爱恨情仇演绎得凄艳绝伦。
　　作家阎连科在小说《潘金莲逃离西门镇》中，又将潘金莲安放在当今河南耙耧山的刘村，用心地经营自己从山里搬来的金莲时装店，武大郎是一个地道的农民，老二武松专门负责到郑州进货。潘金莲嫁到武家之后，才发觉武大郎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武大郎四处求医，吃了无数中药，好不容易才治愈，却在回家与她欢会的当夜暴亡。她一心恋着武松，可武松为了往上爬，竟然娶了村长西门庆的丑女月儿。为了将刘村顺利改名为刘镇，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西门庆求她去给手握重权的李主任当保姆，其实也是变相的性贿赂。直到两年后她被李主任的前妻赶回已升格为刘镇的刘村，她才明白自己哪里是什么功臣，不过是众多男人手里的一枚棋子罢了。含着无限悲凉，她带着沦为孤儿的郓哥无声无息地离开了西门镇。
　　颇为有趣的是，潘金莲在李碧华笔下俨然是一个从上海转辗来到香港的摩登女郎，而阎连科则将潘金莲描绘成一个勤劳善良的村姑形象，虽然写的是同一个人，但因作家打上了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环境的深深烙印，给读者的审美感受是截然不同的。
　　然而，毕竟《水浒传》与《金瓶梅》这两部小说的影响太大，“潘金莲”仍是妖冶风流、阴狠歹毒、道德沦丧的坏女人的代名词，令很多名门闺秀避之惟恐不及。若有谁将一位女士比作潘金莲，说不定会招来一耳光的。拜施耐庵与兰陵笑笑生这两位大文豪所赐，一个略有几分姿色、一心想过平凡生活的女子就牺牲在刀笔之下了；更可悲的是，她死后连灵魂都不得安息，还被后世的道学家口诛笔伐。作家刘心武在《刘心武评•金瓶梅人物谱》中，就再一次给潘金莲下达了道德的死亡判决书：“我们相信，世上曾有这么一个活生生的潘金莲。当然，她罪有应得，最后被武松找到，挖胸掏心割头，其状惨不忍睹，那段文字成为书中与色情糟粕并列的暴力糟粕。”
　　关于潘金莲的是是非非，至今依然争论不休，尚无定论。然而从人们对她的评价由单纯的贬损到多元化的转变，可以看出一个社会对女性的理解和尊重程度。
　　2015年5月16日于临安家中忘忧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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