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

作者:南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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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拗空留死后名


      治平四(1067年),雄心万丈的宋神宗刚刚即位,便启用王安石,在接下来两年不到的时间内,将他从一个地方小吏提升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此期间,大多数元祐旧臣均被他驱谪贬的谪贬,罢黜的罢黜,杀头的杀头,没几个月,便清除干净;而将自己的一批心腹吕惠卿、李定等安插上去,并倡导三不足之说:“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为推行新法鸣锣开道。
      随后,王安石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行农田法、水利法、青苗法等十种变法。其中危害最大、也是后人记忆最深刻的便是青苗法。青苗法原本是朝廷一心为民的善举:在丰收的年成,朝廷向百姓放贷,让他们购买农具和麦苗;待收割之后,官府再回收本金和利息。但是这项利国利民的举措很快就变了味儿,因为在谷价较贱时,没有多少百姓愿意贷款,而官府为了完成上司规定的任务,也不得不摊派到每家农户的头上。因为王安石不容其他任何人置喙,凡是没有如数贷出的地方官吏,一律被他指斥为阻碍新法。
      苏轼不愿在朝廷与那批推行新法的小人争闲斗气,便外放为杭州通判。这年秋闱过后,苏轼来到一处僻野的乡村散散心,忽然见好几户百姓用牛车载着简易的家具,拖儿带女的,尽管已是薄暮时分,然而他们却忙忙碌碌地往深山的更深处行走。
      “众位乡亲,如今天色已晚,你们这是要到哪里去?”见治下的百姓举动不同寻常,苏轼不觉上前问道。
      “如今苛政猛于虎,我们实在交不起利钱了,只能躲进深山老林里去。”一个老汉叹息道。
      “我们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如果活得下去,谁愿意离开啊!”他老伴抹着老泪补充道。
      人群中有个男子的身影,苏轼感觉似乎在哪儿见过,只是那人戴着一顶斗笠,将脸遮去了大半。苏轼想过去跟他搭讪,那对老夫妇已经慌慌地催着走,只得作罢。恰巧一阵南风吹过,将那男子的斗笠掀翻,苏轼看清他的面容,惊呼道:“贾耘老,你不是去科场赶考去了么,怎么会在这儿?”
      “唉……一言难尽啊!”贾耘老羞愧得简直无地自容,比一个梁上君子被当场抓住还窘迫,“自从那王安石强行实施青苗法以来,将我家害得债台高筑倒也罢了。前两年,他又编出一本什么《三经新义》来,以取代四书五经,我好不容易将它背熟,哪知消息不灵通,根本不知道这本书已于两个多月前重新修订了一次,直到我考完,听同窗们的议论,才知道这次又泡黄汤了……我生来霉运当头,是没那个福分的!”贾耘老再也忍不住,像个孩子一样失声痛哭起来。
      “这本草草编撰的《三经新义》害了多少寒门士子啊!”苏轼恨恨地说道,又安慰这位可怜的老秀才,“可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城。天下之大,你又能逃到哪儿去,难道还想学伯夷、叔齐,天天吃草根?”一句话将贾耘老逗乐了,那尚未擦干泪水的老脸上绽开一丝笑容,苏轼拍拍他的肩头,“我看你还是先回去吧,别瞎折磨了。我那儿还有些银两,可以接济你度过目前的难关。”
      见知府大人开了金口,贾耘老一家便欢天喜地地回家去了。次日苏轼果然送去二十多两银子,又买来一个逃荒的乞丐女,配与贾耘老为妻,才算稍稍安定下来。
      苏轼回家后奋笔疾书,写下《上神宗皇帝万言书》、《议学校贡举状》等一系列政论文,直言不讳地指出变法的种种不足,虽然明知连续上奏会对自己不利,甚至带来灭顶之灾,可他还是仗义执言。
      杭州通判三年转眼期满,苏轼进京述职。已是仲秋,神宗皇帝邀请众大臣到御花园中赏菊叙话,苏轼应约前来到园内的涵碧亭,但见亭中一人以手扶额,正冥思苦想。
      “这不是王荆公么?介甫兄为何事如此劳神?”苏轼老远便向亭中之人拱手道。
      “哦,是子瞻兄啊!”王安石从沉思中惊醒来,苏轼发现他这几年操劳国事,明显比三年前老了一些,然而身躯依然十分魁梧,一张胡子拉碴的脸上目光灼灼,像一头精力旺盛的野猪。
      “我最近在研究文字的起源,其中有几字已经思考了十余天,依然百思不解。”王安石问道,“为何‘鸠’字的左边是‘九’呢?”
      “《诗经》上有答案啊!”苏轼一本正经地回道:“‘鸣鸠在桑,其子七兮。’雄鸟雌鸟两只,加上七只小鸟,不正好是‘九’吗?”
      “原来如此!多谢子瞻兄,为我解决了一大难题!”王安石真诚地向苏轼道谢,一点儿对政敌的仇恨都没有。
      这时一阵凉风吹过,御池中荡起阵阵涟漪,几片柳叶随波上下,王安石恍然道:“嗯,仓颉造字果然不错,‘波’就是水之皮。”一副心领神会的模样。
      “唔,仓颉造字的确含义深远,依此而论,‘滑’乃水之骨也。”苏轼戏谑道。
      “这……”王安石一时语塞,继而明白过来,方才苏轼解释“鸠”字,也是戏耍他。
      “在此枯坐甚是无趣,那边的菊花开得正盛,你我何不前去品评一番?”为了打破尴尬,苏轼顺手一指万寿山边。
      山边已摆满了各色菊花,袅袅婷婷,在秋露中迎风招展,如同一个个千娇百媚的美人。大臣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有的自顾自地摇头晃脑,有的对着菊花拈须微笑,有的与他人高谈阔论。
      王安石不觉长吟道:“黄昏风雨过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
      “秋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吟。”苏轼不假思索地接口续道。
      “妙,妙啊,果然不愧为苏大才子!”几个僚友同时赞道。
      “哪里哪里!”苏轼向他们一一拱手,见欧阳修正从远处走来,便急步趣前,拜见恩师去了。
      这不是奚落我学问不够,连春花与秋花都分不清么!王安石一张尚未洗净的黑脸顿时紫涨起来。他忽然想起来,不觉大声说道:“谁说秋花不能满地金?《楚辞》中不是说过‘夕餐秋菊之落英吗?”
      可惜苏轼已经在与欧阳修谈笑风生,根本没有听见这句话。王安石眯起眼来,眼缝中射出一道精光,久久停留在苏轼的背影上,而苏轼根本不知道有两道毒箭似的目光,简直想射穿他的脊背。
      新仇与旧恨加在一起,王安石对苏轼更加恨之入骨。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可是王安石只等到第五年,机会就来了:王安石一手提拔起来的李定和舒亶加紧搜集苏轼的罪状,从他的诗文中断章取义,说他批判新政,诽谤朝廷,在幕后一手造成了乌台诗案,害得他流放黄州整整八年。
      一个暮春的傍晚,苏轼刚从田地里回来,朝云为他斟上一杯酒,就着几碟小菜品咂,老友陈慥踏进门来。
      “什么风把季常兄吹来了?”苏轼连忙让坐,吩咐朝云上茶。
      “我今日在龙丘山下的石壁上得了一首诗,像是丈夫送妻子出门,担心盗贼劫掠。不过还是感觉有些奇怪,子瞻兄来看看?”陈慥说着从怀中掏出一卷纸来。展开一看,却是一首七言绝句:
      终岁荒芜湖浦焦,贫女戴笠落柘条。
      阿侬去家京洛还,惊心寇盗来攻剽。
      苏轼看罢,连连摇头:“不可说,不可说。”
      一直等到王安石罢相,苏轼被朝廷召还,他才解释诗中涵义:从“贫女”这一句入手便能得知诗中暗喻了。“终岁”是十二月,暗指“青”字;“荒芜”是“田里有草”的意思,是是“苗”字;“湖浦焦”是“去水”之意,为“法”字;女子戴着斗笠为“安”字;柘落木条,剩下“石”;“阿侬”是吴地方言,合起来为“误”字;“去家京洛”是“国”字;“寇盗”是“贼民”之意。合起来就是“青苗法安石误国贼民”。
      苏轼再次见到王安石又是七八年之后,那时神宗已然驾崩,太后掌政,王安石的变法一塌糊涂,被逐渐废止,王安石自知大势已去,只得告老还乡。苏轼接到圣旨,从黄州来到汝州,途中经过金陵,正巧见到王安石骑着一头小毛驴行走在山间。王安石须发苍苍,苏轼经过八年的风霜雨雪,也两鬓微霜。彼此相见,各有一番感慨。
      “苏轼今日敢以山野的服饰拜见大丞相。”苏轼上前深深一揖。
      “区区俗礼,岂是为我辈所设!”王安石大笑道,一手拉住苏轼的衣袖,回到自己的小茅屋。
      二人把酒言欢,往日那么多恩恩怨怨,尽都化解于这几杯清酒当中。他们此刻才发现,原来彼此是可以成为朋友的。只是当他们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已经迟了三十多年。
      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去世,苏轼草拟了一道圣旨追赠太傅的荣衔,文中使用了寓褒于贬的春秋笔法:“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述,作新欺人。”读者乍见之下,很难看出是赞扬还是批评,或许苏轼自己对王安石的感情也是复杂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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