洒扫记

　　北方小城的冬天，花是越来越贵了。我买了几支百合和马蹄莲，插在一小束菊花里，把它们端端正正放在刚刚擦干净的墓碑前，磕了几个头，转身往回走。
　　这片墓地的价格不低，墓主的祭品大都丰富异常：大束的白玫瑰、整瓶的洋酒、高档的水果。最夸张的一处墓地前，五十多块钱一斤的车厘子摆了满满一盘，红艳如鸽子血，地下还垫着保鲜用的干冰袋，显见是空运过来的；旁边是成堆的点心，包装盒拆了一半。
　　我认出了包装盒上的商标，不由自主放慢了脚步。小时候放学路过这家店，我总恨不得在橱窗前蹲半个小时，白脱角、培根条、鲜奶栗子、戚风蛋糕，对于一个只吃过葡萄干发糕这一种甜品的孩子来说，实在是难以抵御的诱惑。与其说它们的味道诱人，不如说是外表炫目——我想象不出芝士和千层的香气，但玻璃窗挡不住它们丝绒般华丽的质感，一块“小方”上的色彩，比属于我的整个世界都要绚丽。
　　满脸倦容的母亲硬生生把我拖走，半真半假地哄骗我，说下次考双百就买一小块栗子蛋糕给我尝。然而等我第一次考到双百时，已经足够懂事，看多了母亲头顶的白发和手上的冻疮，不再试图从一小块食物中触碰另一个世界的倒影。
　　我早就过了愤世嫉俗的年纪，然而在这堆祭品面前，还是无法避免地感到悲哀——人与人的差距就是这么大，有人死后还能端坐坟头，撕着糕点打鸟雀玩儿；而我奔波劳碌二十年，至今还觉得买一块4寸的生日蛋糕太过奢侈。
　　我抬头，妄图从墓碑上的寥寥数语中一窥墓主豪奢的生平，却被其上雕刻的三个大字晃了眼睛——刘又潮，我的父亲。
　　墓碑上贴着他的黑白照片，模糊不清，却足以表现出他的孤傲和郁结，帮助我排除了重名的可能性。我呆立在墓前，久久不能回神，直到一个声音响起，唤回我的神智：“来看刘先生？”
　　江上客点燃一支烟，从被树丛掩盖住的小路尽头晃晃悠悠地走来。他比我年长八岁，然而当我已经沧桑如任何一个臣服于现实的中年人时，他依旧悠闲又惬意，不管是十八还是四十八岁，不管身上穿的是抹布一样肮脏破烂的背心还是萨维尔街出产的羊毛混纺外套。
　　我手里什么也没拿，委实不像是来扫墓的样子。他大概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笑了笑，站在我旁边默默抽起了烟。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在父亲的墓前打破这令人不安的沉默，于是清了清嗓子：“江哥……买这么多东西？”
　　他讥讽地抬了抬嘴角：“跟我还客气？”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他也没等我回答，自顾自俯下身，掸掉粘在墓碑上的一点香灰：“你不买东西，我再不买，还等着谁买？”
　　我说不出话来，沉默了好一阵：“……我不知道父亲在这里。我是……是来看家慈的。”
　　他吐了口烟圈：“哦，对，当然。”然后就不再说话。

　　我十五岁的时候父母离婚，之后我再也没见过父亲。在亲眼看到他的墓碑之前，我甚至不知道他死亡的消息。二十七年后，父子居然在这里不期而遇，让人不得不感慨生活的恶意。
　　然而真正感慨造化弄人的应该是母亲。她在病危时都坚决地拒绝他的探视，却在死后不得不与他分享同一片土地，尽管中间隔了三排灌木。
　　母亲一直是一个坚强的人。她身体瘦弱，精神却像掌上粗厚的老茧一样健壮，且越经磨砺越显厚重。在父亲待岗的那些日子里，她撑起了整个家，白天到气站去扛15公斤重的液化气罐，晚上坐在床头，一边补袜子一边为我读童话故事。相比之下，父亲的存在感微乎其微，他只会在母亲不能回家的傍晚烧出一锅焦糊的粥，然后用握惯了笔杆子的颀长双手笨拙地擦洗厨房地上的污渍。
　　我上高中之后，才有机会从那些父亲没来得及带走的藏书中了解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费曼物理学讲义》、《弦论讲义》、《纠缠熵与共形理论》，还有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或许在我痛苦地咽下他端出的寡淡无味的饭菜时，他也在痛苦地忍受日复一日的贫瘠而雷同的人生。
　　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母亲也从来没有指责过父亲什么。她细心收集报纸上的每一则招聘启事，带回家来一条一条和父亲商量，大多数是小学或初中的教师职位，有时候也有其他单位的文职。父亲起初总是拒绝，但最终还是同意先去试试，他坚持不要母亲陪同，一个人跨上那辆笨重的二八式自行车，脊背在清晨的寒风中微微佝偻。他回来时夕阳正好从客厅的窗户渗进来，把大半个屋子铺满浅红色的光晕，母亲从厨房中探出身来，他苦涩地摇头，母亲也就不再说什么，给他盛出满满一大碗面疙瘩，熟练地拌好醋和辣椒。
　　母亲唯一一次表达出提高生活品质的愿望，是在某天半夜，当尖叫和撕打声猝然响起，惊醒了整栋楼的壁灯，我听到她带着朦胧的睡意对父亲说：“赶紧找个新工作吧，能分到宿舍的话，咱们就搬出去。”
　　其实严格来讲，这不是对生活品质的期望，而是对安全感的追求——住我家对门的女人患有严重的精神障碍。她曾经在深夜狂躁地捶响我家的房门，指甲抓挠着门上的铁纱，像一头被困在笼中的野兽。
　　那天母亲值夜班，父亲打开了内侧的木门，隔着透明的防盗门与她对峙。她绝望而不甘地喊着什么，我一个字也没有听清；不过就着楼道内灰败的灯光，我看到她圆睁的、发红的、高高凸起的眼睛——透过她满脸冰冷而粘腻的长发。
　　父亲皱着眉头，试图与她交流。他一遍遍地重复：“我没有药，我们没有药。你家里有人吗？”语气近乎温柔。
　　这时我才听出来，那个女人说自己头痛，央求父亲给她“药”。父亲转而呼喊她的家人。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赶快掩上门，把那凄厉的叫声隔绝在外——面对浑身酸臭的收破烂的老头、头发盘曲虬结的乞丐、街边疯跑满脸涎水的傻子，父亲总是怀有某种异样的温情，与我们这些普通人避之不及的态度大相径庭，却也与那些高高在上眼含怜悯的人截然不同，我隐约感觉到，那更像一种感同身受的关怀，甚至是兔死狐悲的哀怜。现在看来，这女人显然也在他同情的范围之内。
　　犹豫了半晌，父亲回头看了我一眼，拂过我的发顶：“回床上去，锁好卧室。”
　　我下意识拽住他，急得说不出完整的句子：“你不能出去！她是……疯子！我……我不一个人……”
　　他脱开我的手，慢慢拧开防盗门上的锁扣，闪身出去，立刻把门重新关好。那女人抓住他的腿，紧绷发白的指节揉皱了他平整的裤脚，我看见他弯下腰，温柔地握着她的手，试图架起她。
　　平心而论，那女人苍白而枯槁，几乎不可能威胁父亲的安全，但她眼睛里始终燃烧着疯狂的火焰，炽烈得像能吞没一切。在我屏住呼吸，生怕哪一瞬间她就把细瘦尖利的指爪伸向父亲的喉咙时，她家的大门猛然打开，一个少年惊慌失措地跑出来。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江上客。他明显不合身的宽大衣服上满布褶皱、油污和焦痕，脸上初生的胡茬在昏暗的灯下形成柔软的青影，但这些全都无损于他的容貌——介于少年与青年之间，在秀美与英挺之间达到某种微妙的平衡。这副容貌，以及他好听的名字，不禁让人推测，那疯女人曾拥有一段如何清新又绮艳的韶华。
　　父亲帮他把他母亲扶回了家，第二天晚上他拎了半斤苹果过来道歉。他刚上高二，下了晚自习回来要安抚母亲睡下，之后还要写作业，一不留神趴在桌上睡熟，连母亲跑出去都没听见。至于他父亲在哪里，他母亲又是为什么变成这副模样，他不提，也没有人问。母亲留了一个苹果，余下的仍替他提回家里，父亲为他打开门，说若他念书辛苦，请他有事随时来我们家里。母亲看父亲一眼，轻轻叹了口气，到底没有说话。

　　父亲找不到新工作。母亲开始白班连着夜班上，周末也不休息，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下去。父亲渐渐承担了所有家务，终于学会像母亲那样老练地漂净衣服上的泡沫。有一天我看见他在楼道里踢到一个霉烂的苹果，迟疑了一下，还是捡起来拿进屋里。
　　江上客偶尔送吃的过来，以馒头居多，过节时还有饺子——他说学校每月发食堂餐券当作生活补助，用不完也是浪费。母亲父亲都不愿收，他就堵在我回家的路上，把报纸和塑料袋裹好的、犹带热气的食物塞进不懂得拒绝的我手里。于是母亲主动去帮那女人洗一次澡，回来说，江上客的奖状贴了满墙，那女人在其他地方乱涂乱抓，唯独对那一面墙宝贝得很。
　　过年的时候，母亲请江上客母子来我家一起吃饭。他穿了件很干净的毛衣，整个人明亮又随和。母亲接下他提来的一小袋鸡蛋和几把挂面，帮他安顿好那女人，请他在屋里随便看看。他翻了翻我的寒假作业，目光很快被属于父亲的书橱吸引了。
　　书是最大的奢侈品，尤其是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因为母亲不愿意给我买一本六元钱的《新华字典》，我被老师罚站了整整一天；我的练习册全都是母亲去书店一个字一个字抄回来的，而且做完一遍之后还要擦掉答案重写一遍。父亲藏书中我唯一能看懂的《苏联民间故事选》，被手指磨毛了页边。
　　当江上客惊喜地翻开一本印满了各色符号与图形的大书时，我突然发现他几乎和父亲一样高了。
　　即使无数次从他手里接过馒头，即使坐在他自行车的后座上去学校，即使他能解答一切我解不出来的应用题，一直以来，我始终怀有某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以为自己高人一等，而当父亲把书借给他，他满面笑意地抱在怀里，我当即悲哀而敏锐地预感到，我太过自信了，他和父亲是一类人，九岁的我无论如何也触碰不到他们。
　　母亲煮好了江上客带来的鸡蛋和挂面——除夕夜吃下的面条叫做“钱串”，大约是饭桌上的五人来年最需要的东西。每个人都很开心：那女人梳好了头发，显得很安静，只吃江上客夹到她碗里的东西；母亲在厨房跑进跑出，时不时端出一碟回锅的小菜或是刚煮好的汤；我一边听窗外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一边拣出菜里的肉末；而父亲和江上客在谈我听不懂的东西——他们容光焕发，激动地挥舞双手，两具面黄肌瘦的躯壳里突然冒出了红润的脸色和饱满的精神——我从没见父亲笑得那么开心，那不是面对我时纵容又无奈的笑，不是面对母亲时忧郁伤感的笑，而是激赏和赞许、兴奋和昂扬。他眼里的笑意那么深，像高高涨起的潮水，把自己和江上客裹在里面，而我只能站在岸边，任浪头拍湿我的脚。
　　其实我心底也是快乐的。打记事起，这是我第一次与父母外的人一起过年——我从来没有见过祖父祖母外公外婆，照片也没有。我看得出来，江上客也有同样的感受，他沉稳又随意，可小心翼翼与受宠若惊还是从一举一动中渗出，只是我不能确定，他的惊喜是来自我们，还是来自父亲。

　　那个冬天一直有个男人在我家楼下徘徊，他站在一地暗红色的鞭炮碎屑里，仰起头望着三楼的窗户。有一天他把五块钱塞进我手里，问我认不认识江上客。我飞快地跑回家，透过窗子看到他站在原地，把那张纸币塞回口袋里，身形与江上客有几分相似。
　　几天后他敲响了对面的大门。江上客不在家，那女人懵懵懂懂地打开门，蓦地发出一阵大叫，像出林的野兽般扑了上去，那男人几乎是落荒而逃，女人不依不舍地追赶着，直到父亲冲出去把她拉回来。
　　后来他终于消失，江上客当晚便出现在我家门口。他坐在沙发的一角，声音沙哑，向给他倒水的父亲道谢。
　　父亲坐下来，他们都沉默着。这片凝滞让我恐慌，我就回到卧室画画取乐。透过半掩的门，我看到江上客开始抽泣，把头埋进手里、膝盖里，最后是父亲的肩窝里。他开始断断续续地说话，讲述了他父亲移情别恋、抛家弃子的故事。后来他抬起头，眼中的委屈和悲伤伴着泪水消弭无踪，酷厉与强硬浮上眉心，一字一顿地宣布自己绝不会原谅那样的人。
　　父亲为他端着水杯，温柔地拍打他的背。
　　此后江上客常到我家来，有时借书，有时问题，每当此时，父亲常年不变的忧郁神情就像遇到暖阳的云翳般消散开来。我眼睁睁地看着父亲离我们越来越远——四野无人之际，他只能聊胜于无地对牛弹琴，而现在他的子期出现了，他何必再与我和母亲周旋呢？我无数次看到他们开怀大笑，与其说像父子，不如说像密友，像知交。
　　我只能到母亲身边寻求安慰。周末的时候她带我一起上班，给我买一小根麻花，听我讲班里的趣事。回到家的时候我们总能看到江上客从父亲的书房中出来，他礼貌地问候母亲，然后回家做饭，而父亲看到我们时，总是蹙起眉头紧闭双眼，好像被迫从梦中醒来，看到了残酷而惨烈的现实。

　　江上客考上了全国最好的大学，校方为他提供最丰厚的助学补贴，还为他的母亲联系了一家疗养院并承诺负担费用。离家上学之前，他忙了一暑假，创办了我们市最早的一家课外辅导机构，请父亲担任数学和物理两科的指导老师。
　　我们搬进了一间更大的房子，母亲也终于不必再上夜班。我和父亲都劝她辞掉气站的工作，可她坚决不同意。她替我拉平衣角的褶皱，告诉我人总归是要靠自己。我总觉得这暗含着对父亲的指责，可她面容平静，心情愉悦，我也只得假装自己从没看穿这家庭美满的伪像。
　　江上客很少回来，但每年都拎着东西来我家。他能拿到一大笔奖学金，又和人搭伙做生意，一年比一年成熟，举手投足间已带有意气风发的气概。他给母亲送一篮鱼虾，给我童书或者玩具，从不当众给父亲什么，我却总能发现父亲桌上多出书来。有一天我发现他桌上摆着一只手表，放在精致的小盒子里。母亲吓了一跳，谨慎地问父亲打算怎么处理，父亲说要还回去，拿起盒子出了门。
　　天全黑了，父亲还不见回来，母亲有点担心，叫我沿着大路找找看。我一路走到江上客家楼下，正犹豫该不该进去，就看见楼道亮起来，父亲瘦长的影子从楼梯间一步步滑下。江上客紧跟着冲出来，一定要他收下那只手表，说他把自己当外人。
　　我站在灌木丛的暗影中一动不动。他的声音好像撞上了实质的物体，在我的耳旁簌簌振动，散发出一圈圈尖锐的回音——我不知道江上客何时已经能轻松随意地用“你”来称呼他从前的“刘叔叔”了，而我在与父亲说话前还要小心翼翼地斟酌半晌。
　　父亲拘谨地说了许多，无外乎是说自己不过举手之劳，这些年又多蒙江上客关照，实在当不起这样的谢礼。他们推推让让，身影在暗淡的月光与昏黄的楼道灯光中纠缠不清。最后江上客急了，抓住父亲的双手不让他动，将那只表扣在他手腕上，低声吼道：“谁说这是谢礼！”
　　他的鼻尖几乎要碰到父亲的脸颊，目光牢牢锁住父亲的眼睛，我甚至怀疑其中盛满了眷恋与仰慕——但他很快放开父亲，后退几步，低下头，飞快地解释说这不是为感谢父亲，只是想——他尴尬地摸了摸鼻子——想要送他点东西，随后又不甘心地补充，说自己的钱想怎样花就怎样花。
　　我匆匆跑回家，转身的那一刹那好像看见他攀住了父亲的肩膀。我告诉母亲自己没有找到父亲。出乎我意料的是，父亲很快回来了，手腕上没有那只表的踪迹，母亲煮的荆芥面筋汤都还没有放凉。
　　我开始刻意减少与父亲说话的频率。没有人觉得诧异，母亲自己对父亲也是越来越客气，而父亲在家除了食宿就是埋头书海，根本没发现有什么不对——或许他发现了，只是这样的变化正中其下怀。我不清楚自己这种行为的本意为何，不过我清楚这绝非出于赌气，而更类似于试探，我期待父亲的反应，试图寻找父子情感的最低阈值。这个过程持续了很多年，直到我十五岁时父亲拎起行李、头也不回地走出家门，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可笑——或许这段亲情从未在他心头留下任何痕迹。
　　不过当时的我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去向母亲抱怨，说父亲对江上客比对我还要好。母亲宽容地笑了，没有说什么，熨平父亲的衬衣，把它挂进衣柜，然后从抽屉里摸出江上客送来的那只表，仔细放进衬衣胸口的衣袋里。
　　看到那只表的时候，我的心里有某种东西崩塌了，好像滩头被潮汐日夜磨蚀的沙堡，终于在一阵小风里分崩离析。之前我嫉妒江上客对父亲的亲近，而这只未能成功退还的礼物，仿佛已成为父亲默许甚至接受了这种亲近的明证。
　　之后我再也没收过江上客送给我的任何东西，连他送来的食物，也不想多碰一口。这些人情，在我看来，是我和母亲在父亲的荫蔽下获得的垂怜和施舍。我甚至暗暗发誓，将来要把它们一并还回去，连带着父亲的那份。

　　母亲开始正式地与父亲谈离婚的事。如果我回家时放轻脚步，在楼道里静静站一会儿，或者夜里假装睡着，竖起耳朵躺在床上，就能清晰地听到他们的说话声。两人都很冷静，母亲的镇定超乎我的想象，事实上她甚至一直劝说父亲与她解除婚姻关系，说父亲找到了生活目标，她现在过得也不错，分开对大家都是好事。
　　那段时间我忽然发现自己厌倦了平淡的校园生活。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指着我练习册上大片的空白叹气，并不斥骂，反而苦口婆心地劝我不要为家里的事耽误自己。我并不解释，也并不悔改，依旧我行我素。一天母亲突然来接我放学，我们推着自行车慢慢地走，一路没有人说话。把车停在小区的地下室之后，她抱着我哭起来，说我这样不求上进，如果她不在了我该怎么办。
　　现在想来，大约那时她就感到了腹腔的疼痛，也预料到了日后的命运。但当时的我尚懵懂无知，无法感受到她话语中浓烈的悲情，只是感觉她的泪水一滴滴淌进我干涸的心田。同时我敏锐地意识到，母亲已经把父亲排除在我们的明天之外了。
　　我考上了市重点高中，也是江上客曾经的学校。在中考出成绩的那天，母亲与父亲去民政局办了手续，当天父亲就搬出去了。他只带走了自己的衣物和一些书，挑挑拣拣之后还留下几本书在我床上，说我以后可能用得上，目光温柔地掠过我的面颊。我站在窗边，看他弯下高瘦的身躯，笨拙而吃力地把不大的行李箱搬到自行车后座上，趔趔趄趄地骑出去，把握不好平衡，差点摔倒在地，而江上客从远处奔来，把行李箱搬到了自己的自行车上。
　　望着他们并肩离去的身影，我居然感到如释重负，好像目送离群的孤鸟回归雁阵，或漂泊的游子踏上归途。父亲好像从来都不属于这里，我开始有点理解母亲的想法了。
　　父亲每月都寄钱回来。他住在他的辅导学校里。下晚自习的时候，我常常看见那栋小楼里亮着一盏孤灯，窗口映出父亲的身影，瘦削，而且更为寥落。他不过是从一个旅驿搬到另一个旅驿罢了，那颗寄客之心，仍未寻得故土的安宁。
　　江上客很有做生意的头脑。辅导学校的人时常来我们学校门口发一些宣传单，号称拿着过去就有优惠。一年之后这些宣传单一夜之间全部销声匿迹，那栋小楼的灯光也不再亮起。闲谈时我无意与人聊起这个话题，才得知那个学校被人举报，名声下滑，已经维持不下去了。
　　了解内情的同学故作神秘，说那学校的一位物理老师是个变态。见我不解，凑到我耳边小声解释道，就是同性恋，据说他之前还是位大学老师，也是为这个被开除了。
　　我下意识说了一句，不可能吧。
　　那个人撇撇嘴，怎么不可能呀，他和一个男人搂搂抱抱，叫人撞见了，有一大帮人去闹，学校都差点给砸了。我一脸呆怔，不知应该作何反应，他有点失望，对我皱起眉头说，同性恋啊，会得艾滋的，多恶心啊。
　　是真的吗？是父亲吗？我不敢问，更不敢想。但不久江上客就在晚上放学后到学校门口堵我，急切地问我知不知道父亲的去向。
　　他吞吞吐吐，只是含糊地说他父亲又来找他，他不愿跟他父亲走，他父亲就想办法搞垮了他的事业。我告诉他父亲从没有回家，他“哦”一声，点了一根烟，熟练得完全像一个在社会上游刃有余的成熟男人，只是眼神中还透着失落与迷惘。
　　我对父亲的了解比江上客还少，因此也不能给出什么有用的建议。但我仍然未免感到气愤，指责江上客连累父亲，以至他不仅生计无着落，连声名都要受损。
　　我隐约猜到这段轶事中的另一个男主角是谁。我指望江上客能怒气冲冲地反驳我，告诉我不要听人乱讲，告诉我父亲完全是受人陷害，告诉我那些传言全是子虚乌有。可他只是默默听着，不做辩解，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腕上的手表。
　　我认出那正是他赠予父亲的那块，心头一悚，渐渐住了口。他合拢风衣，对我寂寥地笑笑，请我相信父亲，起身走入放学时川流不息的人群。我似乎看到他抬起手腕，近乎虔诚地闭起眼睛亲吻那只手表，但一眨眼的功夫他就消失在喧阗的人潮中。
　　后来在某个街角，我好像认出了父亲骑着自行车的背影。他蹬车的动作很费力，仅仅通过那佝偻起来的、苍老又沉默的脊背，我就能够想象到他蹙起的眉峰和紧绷的嘴角。当他逆着人群向前，在车流中艰难地挤出一道缝隙，我感觉连他破开的空气都折转而回，沉甸甸压在他的背上。
　　之后父亲不再寄钱来，江上客过年时也不再出现，但寄了些东西到我家。春天母亲又收到一张汇票，付款人是江上客，来自他读大学的城市。随后他来了封信，解释说那些钱是替父亲汇来的。我满十八岁之后，母亲连续几次把他汇来的钱按原址汇回，后来我们与他就再没有联系。

　　我考上的大学与江上客的母校在同一个城市。母亲叫我去探望江上客的母亲，我凭借些微记忆找到那家疗养院，无奈不知道那个女人的名字，只能对着家属名单一个个查。接待处的护士找到以江上客名字登记的病床，却告诉我那位病人两年多前就去世了。
　　大三时我放假回家，惊异地发现母亲憔悴了许多，而且饭量少得可怜。她和蔼地微笑，说年级大了消化不好。我坚持带她去医院，医生诊断出“胆囊癌晚期”时我当即崩溃，而她面容平静，怜爱地抚摸我的头发。
　　母亲不能上班了，事实上她虚弱得连毛巾都拧不动。我请了几个月假，陪她住在医院。起初她能躺在床上安详地与我聊天，像小时候一样紧紧拉着我的手，后来连睁眼的力气都没了。她开始水肿，细瘦的小腿粗了一圈，我为她按摩时留下的指痕大半天也消散不去。
　　我家的积蓄经不起如此的消耗。我有时产生幻觉，感觉吊瓶里滴滴流下的是母亲前半生的血汗，此时又悉数回归于她的血管之中。她从来不提放弃治疗一类的话，但我知道她并非幻想恢复健康，而只是不希望让我难过，我也总是面带笑容，与她一同畅想我们的明天，允诺要在大城市买栋大房子并接她来住，还要仰赖她为我照顾孩子。
　　我渐渐学会做饭，有时在清晨，趁她还没醒来，我跑去买一根大骨头回家炖上，中午再取到医院里，虽然母亲吃不下饭，它们大多进了我的肚子。我为她洗衣服、擦洗身体，给她读书，告诉她我在大学里学到了什么，得了什么奖，怎样受到了老师的赞扬，迫不及待地向她展示我所拥有的一切生活技能和未来的一切可能性。她明白我的意思，我多学会一道菜，她的目光中就多出一分平和与释然。
　　然而每逢深夜，当走廊的灯光勾勒出她侧脸凹陷的轮廓，我的眼泪就会倾泻而出。有一天我哭完之后坐在走廊里睡着，第二天被前来查房的医生叫醒，他委婉地提醒我要继续缴医药费和住院费——这里的医生和护士人很好，他们看我一个人不方便，经常来帮忙照顾母亲或扶她去卫生间，还为我募捐，即使现在走投无路，我也不愿意再麻烦他们了。
　　母亲不让我联系父亲。我实在不明白这种凌驾于生命之上的自尊心有何意义，和她大吵一架。她只是反反复复对我说，很多事我还不明白。
　　我瞒着她，从高中老师那里要来了江上客的电话，站在电话亭前忐忑不安地拨了出去。他很快就接了，我嗫嚅着，向他借钱，听见父亲在那边警醒地问是不是母亲出事了。
　　那一刻所有自欺欺人的侥幸都不攻自破，所有肮脏龌龊的谣言都不证自明，愤怒和委屈吞噬了我的全部理智，我狠狠扣上电话，蹲在地上泣不成声。街上行人熙攘往来，没有人愿意朝我这个方向恩赐哪怕一毫一厘的目光。
　　三天之后江上客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医院门口。我挣扎了片刻，还是接过了他手里的信封——穷人没有资格谈自尊。我把提前写好的欠条递给他，他看也不看，当场撕掉了。
　　我以母亲的健康状况为借口，婉拒了江上客的探视要求，也请他不要通知父亲。他答应了，转身走出几步后又退回来，告诉我父亲和他住在一起，一切都好。你就当我白说一句，他大步离开，背对着我挥挥手。
　　但母亲还是察觉出不对，她问我是不是卖了房子，我知道她已经猜到了真相。有天夜里，同病房的人都睡熟之后，她递给我一张照片。
　　那照片很旧，中央有道深深的折痕，把其上举止亲密的一男一女分隔开来。我认出其中一个人是母亲，然而在我记忆中她从来不像照片上那样，显得活泼又愉快。
　　母亲脸上浮起淡淡的微笑，这是我和你父亲，她说。病痛折磨下，她的声音很小，吐气也不清晰，仿佛被时光腐蚀得斑驳。
　　我皱起眉头，把照片举到眼前。那个男人没有一分与父亲相像的地方。
　　你父亲，母亲继续说，在你出生之前就走了，他不知道我有了你，我们没有结婚。
　　我难以置信地盯着她，几乎怀疑她的神经也受到了癌细胞的干扰。我的身体发颤，看着她的嘴唇开开合合，吐出一串意义不明的音符来。我细细搜索破绽和漏洞，可她的说法合情合理，无懈可击：她拒绝流产，不惜与父母决裂，只身远上，来到这座小城，却因为不婚而有孕遭人非议，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彼时父亲——或者说养父——的同性恋人与他闹分手，为摆脱自己的嫌疑，说父亲长期骚扰他，于是父亲也被开除。而他们相识之后，很快达成协议，用一纸结婚协议埋葬了两颗破碎的心，回击了两段恶毒的揣度。
　　母亲要我发誓，绝不让父亲来探望她。这些年他过得不好，让他舒坦几天吧，她一边说，一边慢慢合上了眼。我握着那张照片，匆忙赶到盥洗室，把水龙头拧到最大，在奔流不绝的水流中肆无忌惮地哭出声来。
　　后来某天中午，我回家取炖好的鸡汤，回来时母亲的病床已经空了。床头柜子上她喝了一半的水贴着杯壁轻轻摇摆，金色的阳光从窗口跃入，斜斜打在雪白的床单上，将其上的重重褶皱映成了千沟万壑，而病房里其他的人来来去去，对这一角的坍缩浑然不觉。
　　护士从门外跑过来，小声告诉我母亲过世了。

　　我抬头看了看父亲的墓碑。他死于六年前的夏天。
　　“这几年在哪儿发展？”江上客问道。我告诉他自己留在了读大学的城市工作。
　　江上客低头，寂寞地扯了扯嘴角，“我也是。我们在那儿住了十几年，结果最后他还是要回来。”
　　他提到父亲，我首先想起的竟然是自己借他的钱还一点没有还。似乎是为了证明自己确乎怀有感激之意，我突兀地提起：“我上大学的时候去看过……令堂，不过当时……”
　　他点头：“她去世多年了。当时我……我爸，去找她，想让她劝我……本来她精神稳定了不少，之后……不提了。”他转而扭头看我，“刘先生一生最大的憾事，就是没能见你和你母亲最后一面。”
　　他谈起父亲，语气颇为熟稔。我想父亲起码要比母亲幸运一些。
　　我笑笑：“我以后常来。”
　　他拍拍我的肩膀，又摸出一根烟衔在嘴里，声音模糊不清：“走，中午一起吃饭吧。”
　　我看见他夹香烟的那只手无名指上带了枚戒指，忍不住问：“江哥……结婚了？”
　　他平静地回答：“丧偶。”
　　我们一起向外走。墓园道旁的灌丛上还留着许多枯萎的玫瑰花，颜色暗淡，在冬日的晨风中微微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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