讣告

　　□□•舒伦堡死了。
　　马克西姆•马克西姆诺维奇•伊萨耶夫上校在马德里得到了这个消息，当时他在一个街边的咖啡馆等着与一个美国联络员接头。他按习惯买了一份当地的报纸，慢慢阅读着消磨时间。这条不起眼的讣告挤在头版的角落里，配有一张约有一戈比硬币大小的死者头像照片，拍摄日期大约在他被盟军逮捕后。那时的舒伦堡已经开始遭受肝病的折磨，憔悴得不成样子。与大标题上配有的一张当地著名女演员的照片（她应于当日下午晚些时间抵达马德里）相比，几乎萎缩成一个渺小的桃核。
　　他见过这个人，与他同过事，比他年长十岁。然而，现在舒伦堡死了。在意大利的图灵，一个美丽而被米兰的光辉完全掩盖的城市，一个他没有到过的城市。
　　认识科马斯•奥托•冯•施季里茨的人又少了一个。这个曾经在德国呆了二十三年的潜伏间谍看了看自己钱包里的证件。现在他又叫吉洪诺夫，一个白俄罗斯的芭蕾舞剧场经理。（注，此处是作者的恶搞，吉洪诺夫是电视剧《春天的17个瞬间》中饰演施季里茨-伊萨耶夫的演员，而他又在古榕的电影《红天鹅》中演过舞蹈教师）他将讣告折进报纸的里层，竭力使自己看上去对它毫不感兴趣。
　　这是1952年。参加过纳粹党的德国人在各国受到审判和处刑，意大利人和西班牙游击队进入了城市，而法国人在广场上绞死他们的内奸。欧洲正从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复原，同时仇恨又在她苍老，满是皱纹的面颊上增添新的伤痕。

　　“您看上去真像是布罗肯峰上的浮士德博士。”
　　1935年施季里茨在基迪沙龙认识了□□•舒伦堡。那是帝国保安处长海德里希建立的一个监听点，上层妓院。花枝招展的女人们与亚洲和美洲来的外交官攀谈，她们是男人嘴巴最好的钥匙。
　　他要在那里找到一个南美外交官，却意外地听到了这句话。沙龙的主人还是个二十五岁的漂亮年轻人，端着一杯托卡伊酒隔着两位女士向他微笑。
　　“在这个时候找点乐子，是所有人梦寐以求的东西。”他回答。“别说会遭到诱惑的浮士德，就算是一块木头也会乐在其中的。”
　　年轻人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又冲他笑了笑。
　　他没有找到那个秘鲁人，却发现舒伦堡并没有一直待在客厅里。那儿只有他的副官奈比，而漂亮的年轻人早被人带走了。他没看清楚那个金发高个子男人的脸。只是那双苍白而神经质的手揽住舒伦堡的肩膀的时候，他记得它们不仅擅长在小提琴上演奏音符，更善于卡住全帝国每一个人的弱点，和他们的咽喉。

　　“您是个苏联间谍。”
　　“而您，您是杀害莱因哈特•托里斯坦•尤金•海德里希先生的凶手。”
　　他死死攥住舒伦堡纤细的手腕，那是1942年那个动荡不安的夏天。海德里希在捷克遇刺，整个布拉格弥漫着血和硝烟的味道。政治动荡，人人自危，整个帝国的每个人都开始被监视。这是柏林，纳粹政权的核心。而他只不过是苏联人手中的一枚棋子。
　　他们开始互相利用。疯狂的年代总有一些没有疯的人来维持这个世界的运转，而这种不稳定的利益关系总需要用一层看上去温情脉脉的幌子来掩盖。他有时候会主动去找舒伦堡，有时候则相反。
　　从那个时候起他感觉到无穷无尽的寂静和孤独在等待着他，他知道，无穷无尽的空虚在等待着他。他开始感到恐惧，整个世界在他面前变成一处古教堂里黑暗的穹顶。他的名字只是遥远壁龛上的一颗小蜡烛，随时可能窒息。
　　在一起的时候施季里茨会觉得很快乐。那个时候他可以承认自己的身份。那是一个有趣的平衡点，他是苏联上校还是党卫队旗队长都不再有关系，只要海德里希的阴影还留在舒伦堡身上一天，他的威胁就永远有效。
　　“您是个成功的骗子。”舒伦堡如是说。他刚刚起床，睡眼朦胧地眺望着天空。天空是灰色的，之后是流淌着的血的味道。
　　“而您，是个混蛋。”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彬彬有礼地使用敬称，任何时候都不例外。

　　“您在俄国有妻子么？”
　　“有，睡吧。”
　　“我有一个女儿，和第二个妻子的。”舒伦堡放开了手中捏着的项链饰盒，它挂在施季里茨的脖子上。随之他打了个呵欠，沉沉睡去。
　　小萨沙。他心里暗暗地呼唤着自己儿子的名字。战争后期他在克拉科夫见过儿子最后一面，却什么话都没有说。在那之后萨沙去了布拉格，却在美国和苏联共同解放那座城市时因为一个很小的误差而死去——萨沙被一个保安局军官选作副官，他不肯对苏联军队交出他长官的所有秘密档案。
　　萨沙的死亡证明上只有一个德国化的假名：威廉•德罗恩。
　　您的儿子为苏维埃献出了生命，正如斯大林同志的儿子一样。联络员如是安慰他，苏联侦查员长长呼出一口气。微笑凝固在脸上，手中的香烟烧着了手指。
　　马雅科夫在德国人的战俘营里没有冲洗使用过的洗手间，同囚的英国军官训斥了这个年轻人，于是他愤怒地扑向了电网。
　　斯大林儿子的死是整场战争中唯一具有形而上意义的死亡。那么萨沙呢？做父亲的也无法理解他的举动。他死死维护那个已经死去的德国人，根本不具有任何意义。

　　伊萨耶夫上校看了看腕表，与他接头的美国人迟到了。他无意识地摸了摸胸口，那里挂了二十年的项链盒在从崩溃的德国逃出的时候掉落了。于是他与萨沙失却了最后一点物质上的联系，只有那一张从不为他的母亲所承认的证明书。
　　他为这个国家付出了一切，而国家却索要着更多。
　　二十三年来他唯一的快乐是舒伦堡所赋予。这是这场战争中唯一具有讽刺意味的，如果可以称之为“情感”的东西。
　　他们的视线经常碰触，带着一点温暖的火光。把各自的灵魂暂时照亮片刻，然后分开，望向各自的黑暗。

　　“您为什么不对准自己的额头射进一粒子弹呢？旗队长。”舒伦堡把他那柔软而纤弱的手搭在施季里茨的肩上问道。“我保证为您举行盛大的葬礼。”
　　“我是个逻辑学家，像我这号人害怕过分加快事件的进程：扑通一声摔在地上，一小时后才明白过来，活着的人还需要你哩……”
　　两个人面对着面，心照不宣地撒谎。三百公里之外苏联人的坦克正从春天的田野上碾过。履带下初生的紫罗兰和尸体一起化为泥土。有些人会死去，而有些更为狡猾的家伙会踏上流亡的旅程。整个帝国就是一场荒唐的闹剧，现在，1945年的春天，终于到了落幕的时候。
　　可一场好戏，如果戛然而止，任谁都难以接受。
　　占领军的诺亚方舟已经驶近，施季里茨却是迟迟不肯上船的那一个。因为巨浪滔天之中有一只向他伸出的，诱惑的手，明知漩涡会将他搅得粉身碎骨，他还是会义无反顾地跳进去。他握住那只手，手的主人虚弱地靠在了他的肩上。
　　舒伦堡用力地蜷缩着背，似乎这样能使他感觉不那么恐惧。而他的理性却从未停止过运作，于是对他的防备就也永无休止。施季里茨深深地叹气，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而这个动作却无法停止。窗外一片死寂，这是轰炸间隙短暂的喘息时间。他的眼睛有些模糊，这是他惯常的视觉惯性。同在海参崴看到的皮梅佐夫脏污的衣领，波兰集中营里看到的希姆莱脸上的雀斑同样，他对这个年轻人的侧像似乎发生了极深的视觉印象。同这时候的所有人一样，舒伦堡的脸色苍白，眼眶深深地凹陷下去。人工上色照片一般深深地烙在他的视网膜上，永远也祛除不掉。
　　“对不起。在您面前我失态了。”舒伦堡含糊而毫无诚意地道歉。
　　他没有回答。
　　这终于是一个政客式的拥抱。温暖，却笑里藏刀。

　　“如果可能……”
　　如果可能的话会怎样？为他申请政治庇护？还是更进一步，对萨申卡说明这件事情？
　　老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死去了太多的人，他们不会原谅一个德国人。尤其这个人还是一个臭名昭著的间谍，骗子，阴谋家。
　　他曾想将帕斯纳尔捷克的诗句用德语译成散文，却终究没有落笔。于是只好撒谎：我写过任何东西，只是不写诗……我对韵脚一窍不通。
　　“您知道，任何一个小的谎言都会导致极端的不信任。”
　　信任，多么美好的一个名词。而施季里茨失却了它已经很久，他在这个国家是一个不安全的存在，一切都基于谎言所构成的泡沫。直有一天这泡沫的世界将瓦解崩坏，连同他这二十三年的时光。
　　而他却再也不是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没有时间补回失去的爱。
　　在最后一次拥抱的时候他甚至以为自己还是在远东，在海参崴附近的那所小木屋里。十七岁的萨申卡在对他微笑，她的眼中流动着月光。他只是紧紧按住对方削瘦的肩胛骨，他们是多么的相似啊。甚至真的会让人怀疑，那里会有两道永远不会愈合的伤痕。
　　没有任何可能，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让所有的孩子衰老，让一切的希望死亡。

　　伊萨耶夫从报纸上抬起头来，面前的咖啡已经凉透。这是三月末阴冷的黄昏，成群的鸽子从普拉多博物馆前的广场飞过。逆着光，颜色看上去像石块。他觉得与他接头的美国人不会来了，于是数出五个比塞塔放在咖啡碟下挟起报纸向寄宿旅馆走去。不紧不慢，一路上思考着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
　　在这里住久了才发现西班牙不能仅用黄和橙色来表达，这个城市更多的时候还需要灰黄，暗赭，甚至血红。
　　真理不能似是而非，那样容易被亵渎，被嘲弄，被修改。又一个人死去了，他的一切都被按进了史稿的泥淖里。在那里发霉，湮灭。被扭曲成一个个漫画式的形象，沉下去。
　　他像本地人那样将报纸扔进了垃圾箱，感到心里轻松了一些。但同时又感觉到似乎有一根钓鱼线在喉咙后面拉了一下，苦涩得直想流泪。
　　“间谍总会走上这条路的……被捕，被审判，被枪毙。”
　　伊萨耶夫上校用力眨了眨眼睛。天已经完全黑下去，街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他转过了街角，那个扔报纸的垃圾箱也看不见了。
　　于是他感觉有什么东西，背负了二十多年的沉重枷锁从身上摆脱，脚步也开始轻松起来。
　　“鲁道夫•德洛克博士。”有个女人的声音在背后叫他。说的是不算很流利的英语，带有德国口音。那是个漂亮的年轻女人，短发塞在宽沿女帽下，有一双浅绿色的眼睛。“我就是E.B.马什夫人，博士，能谈谈您在斯德哥尔摩的那个亲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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