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

　　我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大哥几个月就夭折了，姐姐小名叫娥子，也是不到三，岁就死了，最小的弟弟不到满月也夭折了。二哥大我十二岁，三哥大我九岁二哥十七岁就结了婚，结完婚去了林区，三哥在家读书，妹妹小我两岁，弟弟小我四岁，听妈妈说妹妹一生下来就爱哭，爹差点没把她送给人，只所以爹和妈都很偏爱我，也许是我乖巧的原故吧。
　　一九五八年□□，紧接着五九．六O年就是全国性的挨饿，记得那时爹妈和三哥都吃过糠菜，可我和妹妹弟弟只吃过菜和榆树钱，一顿糠也没有吃过，那时家里即便有一点米面，都要留给奶奶．我和弟弟妹妹吃，当时我虽然小，可我也知道父母宁愿自己吃糠咽菜，也要省下来一点点的粮食给老人和孩子吃，这就是父母对一家老小的疼爱。
　　我八九岁时就和奶奶在西屋住，奶奶教我唱歌，歌词至今我还记着：“妈妈好糊涂，妈妈好糊涂，妈妈有钱不入信贷社，为啥柜里搁”。奶奶还领我上亲戚家串门，一到春天，奶奶经常领我上山去挖野菜，那时的婆婆丁、小根蒜可多了，一挖就是一小筐，我和妹妹弟弟三个当中，奶奶最喜欢我了，他俩奶奶很少搭理。
　　我是十岁上的学，上学前爹妈给我起了个学名，因为我们这辈犯“启”字，就叫了沈启芳（化名）。那时家里特别穷，刚上学不久，就把本给了同学一个，爹为此事爹踢了我一脚，这是我一生当中爹第一次打我，也是最后一次，直到我五十多岁回家，爹提起此事时还在后悔呢。
　　上一、二年级是在本大队东头道屯读的，离家二里多地，每天上放学都和同学一起走，我一上学就当文艺委员，戴的是两道杠，上课之前站在前面给同学们起头唱歌，打拍子，每天都是高高兴兴的过着无忧无虑的儿时生活。
　　三至六年级都是在于家大队的西年于屯读的书，离家四里地，那时我们屯同班的女同学有四个，上年级的有一个，每天上放学都一起走，由于学校离家较远，平时天气好路还好走些，一到雨天，路很泥凝，特不好走，几乎是天天迟到。到了于家小学后，我的学习还算不错，爱学语文，不爱学算术，我的语文成绩无论作业或考试，都在九十分以上，如果光是作文，都在九十五分以上，算术就不同了，正常都在八九十分之间，很少超过九十分。在学校也很热爱劳动，那时的学生除了学习外，还要勤工俭学，春天拨豆根，夏天拾丰稗籽，秋天捡庄稼，冬天拾粪，这些都是有任务的，我每次都要超额完成任务。
　　到了四五年级时，我的个子就像现在这么高，站队是最后一个，课桌是最后一张，每到“六一儿童节”我都要参加学校队的篮球、接力、穿衣净走、体躁等项目。我的篮球打的可好了，主要是投篮准，可以说是篮球队的主力。每年的“六一儿童节”都要到青山公社的中心小学校开运动会，每次去之前妈都要给烙上几个发面饼，煮几个鸡蛋，带着中午吃，这可是一年一次的特殊待遇。因为我的个子高，老师让我打旗，还打过大鼓，不管是打旗、还是打大鼓，穿的都是北京蓝裤子，白上衣，戴上红领巾，走在队伍的前例，神气极了。在学校可说是个好学生，到现在还记得李老师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同学们都像沈启芳这样，老师该有多省心呀”！
　　奶奶有个倒眼睫毛的毛病，每隔半月二十天的就得薅一次，之前都是妈妈给薅，那时我巳经十四五岁，慢慢的学会了，我就替妈担负起给奶奶薅眼睫毛的这个责任，一直到我上林区，才由妹妹来接替。
　　一九六三年冬，四清工作队进住了农村，当时虽然自己年龄小，可我还记得工作组住我们家西屋，一个姓王的组长，妈妈让我叫他王叔叔，这位王叔叔六十来岁，方脸，个子高高的，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给我们讲他在战场上打敌人的亲身经历，到现在我还记得他说趴在坟上打枪的事，听了这些真实的故事，让我更加敬佩这位王叔叔。
　　工作队组织青年们排演文艺节目，我们小学生也跟着宣传，上各家各户唱歌跳舞，那时我自己就想，如果一个人在前面唱歌，后面有几个人或多个人跳舞，一定会很好都好看的。现在还果然是这样，歌手们在前面唱歌，后面还有伴舞的。
　　那些年间农村很贫穷，吃粮靠自给，买布得用供应的布票，每年多说过年时能买上一件上衣或一条裤子，那就是最不错的了，这一件衣裤也得穿上好几年，那时常穿带补丁的衣服，大人们说：“笑破不笑补”。有一年听大人们说：在队里干了一天的活，到年终分红，一天才挣二分钱，也就是一匣火柴钱，
　　我每天放学回家春天和妹妹打楂子、搂豆叶，夏天爹领着我们打柴，因为怕丢了，晒半干就往家背，三伏天背捆柴禾真是又热又累，背到家再晒干了垛起来留着烧火。一到夏天几乎每天都要和妹妹出去放猪，因为生产队基本不挣钱，家里的零花钱只能指望养猪来维持。农村的活简直是太多了，大人们脱坯、抹墙都要我和妹妹端泥，这样的活更累，但爹领着我们干，我们也不得不干。一到秋天就和妹妹捡庄稼，妹妹手急眼快，每次都比我捡的多。冬闲时跟着妈妈学针线活，给学校拾粪，总之一年四季没有闲着的时候。
　　农村所能见到的文化生活，就是夏天本村或东南西北村有时来放露天电影，还有说大鼓书的。一听说来演电影或说书的，就和大人们一起去看，那时没有电，各家点的都是油灯，晚上扒麻杆，跟妈妈捺鞋底，熏的鼻孔都是黑的。看电影都是发电机发的电。赶上没有月亮时，天特别黑，路特不好走，即便这样，也要争着去看，因为那毕竟是农村少有的一点文化活动。好在四清工作组来后能领村里的年轻人自编自演一点文艺节目，丰富了一点点的农村文化生活。
　　随着社会的进步，当时农村的生活稍微有一点好转，但光靠养猪远远不够家里的花销，于是，村民们就想到搞一点副业，织草袋子。我们村离黑龙江省就隔一道拉林河，河东就是黑龙江省的五常县民乐公社，这个公社都是鲜族人，他们种的全是水稻，人们利用稻草来织草袋子，从我们村到民乐公社二十来里路，冬天爹领着我和妹妹拉着爬犁去民乐公社的村庄去买稻草，每次拉一爬犁稻草回来都是晚上八九点钟，累的满身是汗，掛的满脸是霜。织草袋子的工序很多，首先爹把稻草投好，然后洇湿，爹．妈．三哥．三嫂晚上搓绳子，我和妹妹．弟弟织，妹妹织的可快了，一天能织十多条，那草袋机现在人是没见过的，一想起织草袋的姿势很好笑，象是跳舞似的，手脚全身都在动，只不过是坐着，边织边要拧边，但也很累，最后一道工序爹负责订好。然后用车或爬犁拉着到指定的商店去卖，一等的五角，二等的四角五分，三等的四角，等外的三角五分，这就是农村最好的副业收入了。记得快要过年时三哥去哈尔滨，给我和三嫂、妹妹、弟弟一人买一条裤子，三哥给我买一条质量比他们都好灰色裤子，这条裤子我特别喜欢，平时舍不得穿，尽是留着出门穿，一直穿了好多年。仅从这一件事上，就看得出三哥是多么的偏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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