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欲晚（资料）

　　皇八子的角色转换

　　作者：杨珍 （思存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主任杨珍研究员，中国清史方面的权威之一）

　　康熙朝晚期的储位之争中，康熙帝对于皇八子允禩的态度，允禩及其支持者在这一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都在逐步发生较大变化。
　　人的心情与精神状态，对健康具有直接影响，郁闷气怒必致多病，古今中外皆然。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八月底，因毙鹰事件受到惩处的允禩染患伤寒，病势危重。他的委屈与抑郁之情经过将近两载的积蓄，终于通过这一特殊的方式，突然发泄出来 。当时，康熙帝尚在热河。允禩发病初期，曾自请御医诊治，但却不肯服药，也不许御医将其病情告知在京值守的诸皇子。他对御医说：“我是在皇父前获有重罪之人，数年未得仰见天颜（按，据《清圣祖实录》载，五十四年、五十五年康熙帝外出，允禩皆未随往），如今尚有何脸面求生！”[注：满文朱批奏折，胤祉等奏，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一日，内附汉文启文一件]因其病势日渐加重，御医怕负责任，于是在九月初十日将此事报告值守京师的允祉（是年四月随扈去热河，先行返京，九月中旬再次前往行在，九月下旬因搬移允禩事奉旨先返京师）等皇子。康熙帝在允祉等于十一日奏报允禩病情的折子上朱批：“勉力医治”。
　　九月十七日康熙帝在御医奏报允禩病情折子上的朱批，透露了他对允禩的一些看法：“本人有生以来好信医巫，被无赖小人哄骗，吃药太多，积毒太甚，此一举发，若幸得病全，乃有造化，倘毒气不净再用补剂，似难调治。”[注：汉文朱批奏折，李德聪等奏，无年月，根据内容判断为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七日奏]尽管口吻冷淡，但却一语双关地指出允禩乃听信他人之言，受骗上当之辈，无意间已将允禩与废太子、大阿哥之间，划出一条严格界。此后直至允禩病愈，康熙帝多次指示御医，令其用心调理，并让在京皇子寻找好大夫为允禩医治。[注：汉文朱批奏折，李德聪等奏，无年月，根据内容判断为康熙五十五年九月二十日奏；满文朱批奏折，胤祉等奏，康熙五十五年九月二十日]
　　允禩患病后，提出想最后再见皇父一面的请求，但康熙帝没有同意。同时，为远离病邪之气，避免不祥，在康熙帝的授意下，诸皇子在皇父及祖母于九月二十八日结束塞外之行，回驻畅春园的前一日，将垂危的允禩由其邻近畅春园的别墅，移至城内家中。康熙帝的这种态度，并不能仅仅解释为他对允禩怀有成见而十分绝情。康熙帝是很迷信的，他曾反复提醒诸皇子\"当各自保重身体，诸凡宜忌之处，必当忌之，凡秽恶之处，勿得亲监。\"[注：《圣祖庭训格言》第64页]并严禁皇子在奏报为大臣延医治病的折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他拒绝与重病的允禩见面，授意诸皇子将允禩搬离畅春园附近之别墅，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允禩病重期间，康熙帝让“向与允禩相好”的允禵会同太医相酌调治，并示意随驾出巡的胤禛使人往看。当胤禛奏请皇父先行返京看视允禩后，康熙帝十分不以为然，认为他置扈驾之事于不顾，“观此关切之意，亦似党庇允禩 ，”随即令胤禛料理允禩病药之事。数日后，康熙帝又命苏努、佟国维、马齐、阿灵阿、鄂伦岱、巴浑德等人（除去巴浑得外，上述诸人均为允禩的拥护者）共同看视允禩之病，与胤禛一起多方延医，竭力调治。这些情况表明，虽然胤禛在一废太子事件发生后，极力与允禩等反太子派成员疏远，但康熙帝却仍将他视做与允禩及其拥护者交往密切之人，并没有因为他突然转变立场，而完全改变对他的这一看法。
　　是年十月初，允禩大病初愈，康熙帝恢复了他的俸银、俸米。此后，康熙帝与他的关系日渐缓和，并重要交付他办理政务。如五十七年（1718年）秋，令允禩会同包衣大臣，核查热河行宫所用钱粮银两。六十年（1721年）三月，康熙帝朱笔圈出可遣往祭禩天地、太庙、社稷的皇子、大臣名单中，允禩亦在其中，却无皇十三子允祥，说明已将允禩与其他年长皇子一体看待，而对允祥仍未予以原谅。
　　康熙帝晚年对何焯的评价，也可间接反映出他对允禩的看法有了较大改变。
　　五十四年（1715年）何焯获罪后，康熙帝阅览被没收的何焯邸中书籍，认为何焯“固读书种子也”，“尽以其书还之，罪止解官，仍参书局。焯即趋局校书如故”。六十一年（1722年）何焯去世时，康熙帝十分惋惜，称他“修书勤，学问好。朕正欲用之，不意骤殇，深可悯恻！”并“赠侍读学士，赐金，给符传归丧，复命有司存恤其孤。”如果康熙帝依旧对允禩深恶痛绝，就不会对他的老师如此褒赞。
　　康熙朝后期，允禩虽然经过康熙帝几次严厉打击，又因大病几至殒命，但他在朝臣中仍有较高威信，从这个角度看，他仍是皇位的一位有力竞争者。如深受康熙帝倚信，被其称之为“义虽君臣，情同朋友”的大学士李光地，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仍然认为“目下诸王，八王最贤”。是年十一月，康熙帝同大学士谈及王扌炎等密折奏请建储之事时，称“李光地为此事亦曾口奏”。所以，不排除李光地曾向康熙帝透露自己的上述看法。此时正值秘密建储计划实施前夕，李的看法当有一定代表性，说明允禩仍是大臣中声誉最高的皇子。
　　然而，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允禵率师西征后，在朝中的威信日益提高，逐步超越其他皇子之上，成为众臣所瞩目者。这种情况下，允禩、允禟将其本人无法实现的对储位的希冀，寄托在允禵身上，与出征的允禵保持十分密切的联系。允禟甚至曾直言不讳地说：“十四爷若得立为皇太子，必然听我几分。”
　　康熙帝晚年，更确切地讲是在开始实施秘密建储计划后，之所以对允禩的态度发生较大变化，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再将他视为皇权的严重威胁，而是认为他的能量与威信，皆可为其所用，即以之作为暗定皇位继承人允禵的重要支持力量。所以，在康熙帝心目中，允禩、允禟等人已逐步转变为有利于皇权集中与强化的因素，客观上成为秘密建储计划的有力促进者。

　　原文发表于《清朝皇位继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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